我從來就沒想返城——那時候是真苦，也是真有意思——開燈起夜一看枕巾上全是血——「別說一個腎，兩個腎都移植得起！」——那年動了8次手術 花了80萬——感謝北大荒，讓我多活了這20年——農場這個地方到現在我也沒待夠。
人物簡介：
李乃利、鶴崗知青，1949年3月31日生於山東日照。1960年隨父母遷至黑龍江鶴崗市。1968年11月21日下鄉到黑龍江建設兵團二師轄八團。1974年10月1日娶當地姑娘為妻，生有二子。在二九0農場先後當過農工、班長、排長、連長、分場場長、副場長、常務副場長。2000年因病退休，至今生活在農場。長子在北京，次子在佳木斯。
黑龍江與松花江沿三角邊流過去，不可避免地相匯，衝出一塊三角洲。
二九0農場就在那片三角洲，場域面積800多平方公裡。1955年前，這是一片亙古荒原，農建二師五團(原部隊番號二九○團)的官兵來到這裡，開荒建點，創建了軍墾農場。在上山下鄉運動中，8176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知青像十幾條小溪相匯於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二師轄八團。知青大返城時，知青流回城市，所剩無幾。
我去二九0有四五次，先後接觸過十幾位留守知青，不知為什麼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卻是李乃利。有段時間只要提起二九0，我就會油然想起乃利，說起乃利也會想起二九0，似乎乃利就像靖宇縣、尚志縣、一曼街、兆麟街，人與地融為一體。
我接觸過過乃利兩次，一次大約是1995年開春，普陽農場派車把我送到二九0。
這兩個農場隸屬於同一管局——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寶泉嶺管理局，相距不足100公裡，由於交通不便，我到了普陽也就折回去，不再往前走了。那次為什麼去二九0，已記不清，似乎計劃順著那條道一路採訪下去，還打算去名山等農場。
那時，乃利任二九0農場的常務副場長，又值插秧季節，十分繁忙。當時墾區流行有一句順口溜——「上到白髮蒼蒼，下到開褲襠，都得去插秧。」作為常務副場長的乃利忙得飯都顧不上吃。他的辦公室掛著好幾幅像作戰圖似的圖表，上邊標著各分場和連隊的生產指標和進度，充滿著火藥味兒，圖表下邊有一鋼筋焊的臉盆架，放著一個傷痕累累的白盆，似乎只有旁邊的幾盆花在悠閒自在、無拘無束地生長著。
1996年，朱曉軍到二九0農場採訪時，時任常務副場長的李乃利介紹農場的生產情況。
乃利穿雪白襯衫，外罩藍夾克，乾淨、利整、精神，站在圖表前介紹農場當下的生產狀況。他揮臂指給我看圖表頂端一組數字時，衣角拉上去露出軍綠色繩編的鑰匙鏈。北大荒人有部隊情結，像二九0、八五三、八五九、八五一一等都是部隊番號，軍裝是經久不衰的流行服飾。
我想看一下當年遇難的女知青墓，乃利用奧迪把我拉到黑龍江邊。他在荒草叢中東撥拉西撥拉地找一番，最後指著幾個土包不大自信地說：「這兒就是。"20世紀70年代末，一個班的女知青到高力河對岸的山上採榛子。傍晚回來時船超載，風浪又大，翻了。3名女知青落水遇難。
20年過去了，我沒再跟乃利聯繫，期間去過兩次二九0，也沒打擾他。我知道他太忙了，忙得讓人看著心疼。另外，下農場採訪最大的難題就是交通工具，北大荒太大了，農場太大了，從這個連隊到那個連隊沒有車不行。下去採訪有時找不到車，有時車找到了又趕上下雨，道路泥濘車進不去，只得「望泥興嘆」。採訪結束如釋重負，趕緊打道回府，多一天也不想待。
2015年暑假，周軍嶽夫婦陪我去普陽、共青和二九0等農場採訪。周軍嶽已從寶泉嶺墾區工會主席的位置退下來，被一家農業公司聘為顧問，還給配了車和司機。我白天採訪了兩位知青，晚上跟二九0的幾位朋友喝酒時問起乃利的近況。朋友說，乃利得了尿毒症，做了腎移植手術。我大為震驚，想馬上見他。
「我打個電話，看看他能不能過來。」朋友不大確定地說。
我看一下表，已晚上7點多鐘，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夜生活還沒開始，酒吧還有幾分冷清，在北大荒入闌珊，沒有飯局的人看完《新聞聯播》，洗一洗也就上床睡覺了。
乃利來了，若久別親人，緊緊拉住我的手，也許從死亡線突圍後更重情義。乃利老了，也胖了，氣色還好。飯後，我跟乃利去了他家。他住在一幢住宅樓裡，樓道黑洞洞的沒燈，乃利在前拉著我的手上樓。他的夫人一襲黑裙，身高不遜乃利，有著模特般身材，端莊而優雅。他家客廳挺大，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裝修風格。光線較暗，乃利把所有燈都打開，我翻拍圖片效果仍然不很理想。我們聊了一會兒，乃利把我送回賓館。
2015年秋，李乃利夫婦在家中
次日清早，乃利戴著白色棒球帽，斜背黑色小包，精神抖擻地來到賓館，陪我去看吳保家和韓振民的墓。吳保家是上海知青，韓振民是北京知青，1970年在試製炸藥包時發生意外，犧牲時年僅22歲。
樹蔭下，低矮圍牆，方形紅磚底座，饅頭狀的水泥墳墓，兩墓挨著，上面分別覆蓋著花圈。黑色大理石墓碑前有一束束枯乾的花，看來前不久有人來過。1996年墓還沒修葺，墓碑很小，被蒿草遮蔽，四周沒有樹木，光禿禿的，可望見不遠處一趟趟紅磚房。
乃利跟韓振民是一個連的，關係不錯。乃利說，怕他們太寂寞，他退休後隔三差五就過來看看。說罷，他轉過臉對著墳墓說：「振民、保家，我又來看你們了。我住進樓房了，你的墓也重修了，二九0多好啊。你們這兒安安靜靜的，沒人打擾，旁邊種的茄子、辣椒、西紅柿，多新鮮哪，摘下來就可以吃，那邊還有大蔥，還有水，洗吧洗吧就可以吃。你要吃大蔥蘸醬就告訴我，下次來給你帶點兒大醬……」
從墓地回來，吃完早點，我要離開了，從來到走不足24小時。乃利真誠挽留，說再住一天。假期有限，我還要去勤得利、五九七、八五九等農場。知青大都年近古稀，每年都要走幾個，隨著他們的離去，故事也就帶入墳墓，必須抓緊採訪。
乃利執意要把我送到黑龍江邊。船來了，我要過江了，突然想到此別不知何時再見，掏出相機，請開車送我到江邊的朋友給我和乃利留個影。
2015年，作者朱曉軍(右)與李乃利(左)在黑龍江江邊
我們擁抱而別，感到乃利很溫暖，也許江邊的風太涼。船開出很遠，乃利還站在江邊揮手。
2018年3月，在整理採訪素材時，楊麗萍致電乃利，乃利熱情得像盆火炭。臨掛斷電話時，乃利迫切地說：「曉軍什麼時候來?告訴他，我想他了，我聽罷，兩眼溼潤。是得再找時間去一趟北大荒，看看乃利，看看劉豔傑、陳桂花、汪旺有他們，把採訪過的農場和生產隊都看一遍。留下來的知青已經不多了。彈指一揮間二三十年就過去了，在我心裡這些老知青已不是什麼採訪對象，而是朋友和親人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哪年換的腎?1998年，柯林頓訪華那年。9月27號，北京一個23歲小夥子的腎給我裝上了。裝上以後，這個腎故障不斷，三天兩頭輸尿管梗堵，那一年動了8次手術，花了80多萬。我得感謝北大荒，讓我活下來，多活了這20年。
症狀是1996年出現的，走路乏力，嘴唇煞白，尿尿就像自來水似的，沒色沒味。我上佳木斯醫院檢查，那邊說我有糖尿病，回來就按糖尿病治，其實是腎出了問題，體內的毒排不出來，當時哪知道啊。
我那時在農場當常務副場長，農業、林業全歸我管，整天忙得焦頭爛額。當時老百姓都種旱田，旱田省事兒啊，春天播完了，秋天收就行了。我在任的時候，開始大力推廣水田，老百姓不願意幹，種旱種順手了，都不願意幹，種水田得打井、買柴油機、整地機什麼的，阻力挺大。班子開會研究大力發展水田。班子好研究，落實就落實到我個人頭上了，二九0農場在管局是排兵頭，面積大，經營狀況好，我們得帶這個頭。我就做工作，二九0一共4萬多公頃旱田，我們開發了50%。這時老百姓寧可種水田，也不種旱田了，水田效益好，產量大，一公頃打個七八噸、八九噸，比種旱田強。過去好田讓他開發他都不幹，現在有坑啊，包啊，他填平了也要改水田。
趕上場長去北京給他媳婦看病。他媳婦有心臟病，二間瓣三間瓣該合合不上，該張張不開，晚上心臟跳得睡不著覺。這下子我更忙了，累得在家往那兒一坐就睡著了。困，困得走道上樓邁不動步。
以前挨的累比這狠，也沒這麼困，這麼乏。我的身體多壯?剛下鄉那會兒全連割大豆，連長在地頭喊：「預備一開始!」像競賽似的，我一氣兒幹到2000米的地那頭，一個半小時後第二名才到，連隊管我叫「飛刀手」。
割穀子，一人割四壠，連割帶捆，我都在那邊睡了一小覺，第二名才露頭。
挑磚坯子，沒燒出來的一塊7斤，燒出來的一塊5斤，我一次挑64塊。
打鐵，我使18磅的錘，一天下來餓得不行，也沒覺得像現在這麼累。
可見這身體不對頭了。1996年4月8日，開完了麥播動員會後，乾脆叫下面的人管著，我就上北京了。到了北京確診是尿毒症初期，說可以保守治療。我在那兒住了兩個月的院，每天吃中藥、灌腸，早上一遍，晚上一遍。回來後，仍然是吃藥、灌腸。
知青們一聽我得了這個病就說：「哎呀媽呀，乃利，你在北大荒純累的!」
1968年，我初一還沒畢業，毛主席就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有一個人上我們學校講演，說農場生活條件比鶴崗好。我家生活挺困難，我父母6個孩子，我是老大，兄弟3個，姐妹3個，一聽這個地方生活好，就過來了。當時一共來了250個知青，場直留了50人，4個分場各留50人。我分到四分場五隊。
第二天放一天假，第三天就開始脫谷，我那咱體重才九十七八斤，扛袋子順著跳板往脫穀機頂上上。第一次脫谷咱不懂，麻袋沒攥住，連麻袋一起投進去了。脫穀機一下子就別住了，這幫人用鐵鍬往外別，把麻袋別了出來，十來分鐘故障就排除了。危險倒沒危險，一麻袋玉米棒子，帶著葉子，沒多沉兒。
這個地方沒有電，生活我還挺滿意，最起碼能吃上白面。城市供應的是粗糧，這個地方沒有粗糧。冬天雖然只有蘿蔔、白菜、土豆，但比我自己家的生活條件好點兒。每月掙32塊錢，好賴不濟自己夠用了，夥食費9塊，買點牙膏、肥皂亂七八糟的，剩不了多少錢。
1969年6月16日，我調到三分場二十四連，武裝連隊，直接讓我當了副班長。武裝連隊的滋味不好受，白天生產，該鋤地鋤地，該割麥子割麥子，該播種播種，一點不耽誤，晚上還得巡邏，2小時一班，一個班2個人，上大北門轉一圈，夏天緊走2小時，冬天2小時都轉不回來，冰天雪地的。這還不算，半夜一整還緊急集合，說蘇聯人來了，比野戰部隊還恐怖，野戰部隊除了訓練，很少搞生產。
雖然生活比較苦，但是有意思，晚上這個屋睡2個班，那個屋睡2個班，一個排正好4個班，都是20歲左右的小青年，年輕啊，早上5點起來跑步。訓練的時候，早晨起來自己扛一箱子彈，上寶泉嶺東邊的山上打，夏天打曳光彈，把草裸子打著了。我這輩子打的子彈，比那些當兵的打的都多。白天勞動一天不覺得累，晚上有看書的，有玩啞鈴的，天天找節目，趕上休息就跑出去追野雞。
什麼活都幹過，打鐵，放羊，餵豬，抬木頭，打魚，當瓦工壘院牆，上窯地燒磚，割穀子，割豆子，割玉米，玉米趣青，豆葉子70%還在頂上。上面說，60公頃的玉米，一個連隊必須一天收完，一到關鍵時刻，喊著口號上。
上江邊人工卸煤，我們年輕力壯，人家扛半袋，我們扛整袋，人家4個小時卸完，我們2個多小時卸完，值班連隊都是年輕小夥子。哎呀，那時候確實是苦，雖然苦還留戀那段生活。
最累的是「農業學大寨」。天還沒有亮，男的女的去搶馬車搶牛車。為什麼搶?刨廁所裡的糞。男的女的往糞坑裡跳，刨好用手抱著裝進筐裡，上面有個人拉上來。去晚了得擱麻袋往地裡背，那多累，搶到車用車拉，到了地裡，前面一個人刨坑，後面這個背個筐，裡面是廁所裡弄出的糞，用土攪和攪和，一個坑抓一把，再放進種子埋上。
吃飯的時候，用小刀將指甲裡面的糞弄乾淨。有的女孩乾淨，噁心得飯都吃不下。捂得再嚴，那糞也往脖子裡蹦，冬天刨糞臭味輕一點，但是也不好受，凍著的大糞往上一運就化了。刨完大糞怎麼洗澡?沒有澡洗，拿個臉盆弄點水，用毛巾擦，擦都排不上號，一個屋兩邊一溜兒上下鋪，中間一個小狹道，得分撥洗，你洗完他洗，一個小爐子燒著熱水，供不上溜兒。
吃飯的時候最壯觀，200多人吃食堂，咱們食堂多少個桌?得十五六張桌，配備了9個炊事員，一個炊事員管十幾個人。武裝連隊人多，夥食不好，過去那個連隊條件好點兒，夥食好點兒。一天三頓湯，晚上睡不著覺，就懷念過去的連隊，在被窩裡敲著肚皮，你唱我想回四分場五隊，他唱想回四場三十二隊，這麼敲著唱著，外面查崗的聽到了，進屋吼：緊急集合!背著槍、子彈、手榴彈跑五裡地!外邊下著雨，下雨也得跑，有些人穿懶漢鞋，鞋子跑丟到泥裡，找不回來，就光腳跑回來。
回想起那時候，我到現在也不後悔。為什麼不後悔?那時候生活雖然艱苦，感覺有勁。
2
1996年得了尿毒症，一直到1998年，維持得不錯。
1998年4月底，水利施工隊在下邊施工，我尋思快過節了，過去看看他們。中午飯都做好了，沒等吃呢，家裡來人說，黑龍江邊失火了，開江打魚的人不知怎麼把江邊的矮樹林子、灌木叢、野草墊子燎著了，讓組織人過去救火。我們撲過去，一直救到半夜1點左右吧，回來剛想吃口飯，北邊又失火了，接著又去救，救到天亮才回來。
第二天還得上縣裡，跟政府把這事匯報匯報。緊接著「五一」了，再看這身體，就不行了。
長這麼大，感冒打噴嚏什麼的，我從來不淌鼻涕，那天夜裡老覺著有鼻涕，而且還比較黏稠，我睡得迷迷糊糊，也累，不想起來，就律枕巾上抹。半夜2點多鐘，我開燈起夜，一看不好，枕巾上全是血。
後來打電話給醫院，要了個車，醫院院長陪我到管局醫院，主管醫療的副院長一看化驗單說，打從建院到現在，肌甘尿素氮(衡量尿毒症的指標)指標900左右就死人，你這傢伙1900多!難怪上樓這麼困難，一步一步往上蹭，太嚇人了，趕緊透析吧。所謂透析就是通過機器把人身體裡的血抽出去，把毒過濾完了之後再送回身體。透了兩天，身體輕鬆多了，走路也自如了，也有精神了，也不困了。可老那麼透，血管也受不了。
管局局長去看我，恰好有個女醫生在給我透析，她的丈夫在北京朝陽醫院實習過，說北京朝陽醫院能做腎移植，移植手術做好了，就不用做透析遭罪了。管局局長說腎也能移植，移了還不遭罪?那就去北京!咱們二九0別說一個腎，兩個腎都移植得起。就這麼去了，要不說感謝北大荒呢，組織上對你的病的確上心。
到了那裡一看，走廊上都是床位，住滿了病人，等著住院的多得排不上號。臨來時那個女醫生的丈夫給院裡的大夫寫了封信，就給我辦了住院，邊透析邊等腎源。那一年也不趕點兒，防汛來了，從長江一直到黑龍江發大水，黑龍江決了口，沒辦法，又等了2個月。我當時虛胖，渾身浮腫，血管不好找，只得在胳膊上動手術，將動脈血管和靜脈血管接在一起，血管就蹦出來，蹦到皮膚表面，扎針就比較好扎，接上沒多久又報廢了，只得再動手術，光胳膊上就動了兩次手術，手術一次得兩三個小時。
人在病床上，想著這麼多年的知青生活，雖然艱苦點，累點，但活得有氣氛，活得有意思。
那時候集合，我們1分鐘就能全部穿好衣服，5分鐘全連集合完畢，包括婦女兒童都能大包小包背著上汽車，當時練的，簡直不得了。千裡野營走1個月，背著行李、槍、4顆手榴彈，炒的乾糧裝在白布包裡，餓了，用水泡泡就吃。中間還來節目：「敵人要佔領山頭，共產黨、共青團員，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趕緊衝!」把行李一卸，就往山上爬。
最後，走路走得腳上的泡大的套小的，小的又套小的，到哪個老百姓家裡一住，先管人要頭髮，頭髮串進泡裡頭，不拿出來，第二天再走又起泡，那個水順著頭髮就流出來了。累到什麼程度?坐下來時腿兒一蜷都不願意站起來。
過去，老轉業兵說困的時候行軍能睡著，我不相信。我後來體會到了，走著走著真能睡著，而且步伐挺好，前後距離一點不差，只是道兒不好走的時候前面那個人一停，你咕嚓撞上去。天亮了，大伙兒都瞅著你笑，敢情鼻子尖上都是黑灰，睡著時撞到前面人背的軍用盆兒了，做飯用的軍用盆底是黑的。
一天一宿走90公裡，師部下了命令，必須今晚宿營到二九0。90公裡的路程，你想想能不睡覺嗎?一天一宿90公裡，一點沒錯。那時候的人真有凝聚力。
我們坐馬車打江裡砍條子回來，一看老百姓忘了關門，進去抓只雞，夜深人靜時，把門一插，把雞殺了，毛一薅，摘幾個老職工家冬天屋簷下掛著的辣椒，在食堂偷點鹽，往打水的桶裡一放，煮了就吃了。年輕人幼稚，就那樣。
有天我們在後邊刨豬肥，聽見前面豬圈響了一下，下午3點多鐘吧。冬天3點多鐘就基本快黑了，我看見一個紅東西，在我前面糞堆旁邊落下了，咕咚一聲，是只大野雞。冬天不冷嗎，豬圈轉圈兒用苞米秸子擋起來，野雞就鑽到苞米秸子底下。這傢伙，男的女的就順著兩邊抓，我沒動，站在中間看得清楚，野雞兩頭跑不通了，順著苞米秸子往上鑽，有一個繩結系在上面，越鑽越緊，我上去整個拿起來，把野雞抓住。晚上煮了，吃完了肉，我們排的人拿飯盒開始喝湯，喝得剩了個鍋底兒，三排來了一個哈爾濱青年，說給我倒點，一倒，倒進飯盒裡一個大氈墊兒，氈墊都煮白了，那個氈墊夠髒的，喝得挺美，沒喝出來有什麼不對。
那時候經常緊急集合，挨家查戶口。小橋那邊有3公頃的地，5頭牛，有個老頭天天晚上在那邊看牛，他姓顧。電影《看不見的戰線》裡面有一個老特務叫顧教頭，我們就叫他「顧教頭」。年輕人淘氣，一到那兒就砸門，老顧頭說，我就一個孤寡老頭，天天晚上查戶口，查一次行了唄，一晚上查好幾次。老顧頭說，你們就別折騰我了，我那菜窖還有個狍子腿，有一點魚魚，你們拿走，再也別來折騰我。我們說行，拿走了以後再不折騰老頭了。就是那麼個年代，有時知青就這麼搗蛋。
知青返城的時候有沒有想走?倒是有機會走。1973年，鶴崗礦務局來招工，我沒去。下鄉前我下礦勞動鍛鍊一個月，學校組織的。我一看像老鼠似的，戴個頭燈，一個人一天發一袋麵包，那也不好幹啥啊。那時候為了多產煤，三天兩頭井下出故障。在鶴崗一個月15斤細糧，剩下的全是粗糧，這還是職工，學生一個月才8斤細糧。我這胃吃粗糧不好受，鬧心。我不想回去，要想回去，弄一弄也能回去。
有些知青削著腦袋往回返，有的幹得挺好，也有幹得不如意的，有的還後悔，覺得不如在農場。比如夫妻兩人當老師的，回去以後當工人，他們就覺得不如在這。幹醫務工作的，回去以後沒有好工作，也覺得不如在這。十三連有個北京知青，返城後兄弟和兄弟媳婦都往外攆，把媳婦辦了回北京，媳婦帶著女兒跑了。農場對留下來的知青還是可以的，二十連有一個北京知青，娶個媳婦是上海知青，他精神有點不好，我當分場場長時沒少照顧他，知青沒有說對農場有這個那個意見的。
3
1998年9月27日，等到了腎源，手術一個月後，醫生將插到膀胱裡頭的輸尿管拔了。沒多久輸尿管堵了，排不了尿，只得手術把腎割開，把輸尿管重新插進去。沒一個禮拜輸尿管又梗堵了，排不出尿來，發燒10來天啊，40度居高不下，打最好的藥也不退燒。專家會診說這個腎夠嗆了，要報廢了。主任請了6個專家一起會診，他認為這個腎還行，完了又割開，割開一看輸尿管爛了。
這一年，我一共挨了8刀，胳膊做血管連接挨了2刀，腎移植1刀，反覆地插輸尿管5刀，一共8刀，花了80多萬。要是沒有共產黨，沒有我今天。咱那時工資700多元，哪有獎金?有兩年我抓農業，還真有獎金，一年五六萬，場長說工作大伙兒幹的，咱不能要這錢，跟各科室分了，我最多一次拿了1萬塊的獎金。沒攢下什麼錢，兩個兒子上大學，上完大學安家。沒有組織，我哪能活下來?組織上為我這個病，投入了不少心力。
我有這條命，第一靠組織，第二靠我媳婦照顧。
我們是1973年經人介紹的，在一個連隊，比較熟悉。那時候要求挺嚴，自己不好談，這層窗戶紙總得有人捅破，別人一介紹就談開了。她是山東青島人，她姐夫轉業到這裡。1960年，山東老家生活緊張，她父母帶著孩子奔她姐夫來了。她有一個大哥當時在青島當兵，轉業奔家人過來，一看蚊子小咬那麼多，嚇得跑回了青島。他們家現在在青島的就她大哥一個人了。
1975年春節，李乃利夫婦合影
我們1974年11月結婚，那天是農曆八月十五。結婚時挺有意思，前半個月下雨，後半個月下雨，頭天在還下雨，結婚那天天放晴了，晚上嘛，因為是八月十五嘛，月亮可圓了，就那天是好天氣。連隊新蓋了房子，那一年有7對青年'結婚，隔那麼一個月兩個月就有人結婚，我們7戶第二年都有了收穫，同一年生了7個孩子。
婚後生了兩個兒子，從我當副連長開始，到我退休之前，我始終沒管過家，兒子上學，洗衣做飯，亂七八糟的事，全是我媳婦。我媳婦還愛乾淨，都累到她身上。
1998年我在北京住院，她護理，累得暈倒在電梯裡。護士長發現了：這不是老李的媳婦嗎?送進婦產科一查，嚴重的婦科病，身體裡血色素只有4.5。
我們這代人好身體不多，我媳婦也是，年輕時出力過多。她跟我都在武裝連隊，白天幹活背著槍，背著手榴彈，全副武裝去幹，晚上還得巡邏。男的在黑龍江邊巡邏，女的在營區站固定崗。白天幹什麼活?挖地道，像看抗戰片裡演的那樣挖地道，挖完了還得往外運沙子。她在食堂做飯，兩三百人吃飯，蒸饅頭那個籠屜木頭做的，男的往上挪都挺費勁，她天天搬。抬麻袋上秤，我媳婦個兒高，抬麻袋上秤得個兒高的，矮的悠不上去，就把腰傷著了，傷了三節，到醫院拍片，腰椎三節都是黑的。專家說這靠養，治不了。
我住院把她折騰得夠嗆，家裡有孩子，她在北京吃不好睡不好，最後也得病了。弄到我的病區北邊那個婦產科，她在那邊住院，我在這邊住院。我這有病吧，弄得她也沒了半條命。
1996年我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看中醫專家，她一號脈，說你這個病根二十二三年了，你回憶回憶什麼原因?我一回憶，1973年，我們排一個許姓的，在黑龍江邊教孩子們遊泳，被水流衝到江裡。連隊組織救人，5米多深的黑龍江，一般人不敢下啊，派我下去，把屍體撈上來了。7月份的黑龍江，就上面一層水是溫和的，下面的水涼得刺骨，出來以後我就拉痢疾，光輸液輸了半個多月，可能就那時，落下了腎病的病根。那老太太真厲害，一號脈就號出來了。
上面講到姓許的，教小孩子遊泳死了，除了他，連隊還死了兩個。這說著說著，快50年了，我們排的那些老排長，現在就剩我一個，一個回四川了，死活不知道，還有幾個排長全死了。
知青下鄉以後，將農場文化向前推進了好大一塊。這地方過去很落後，過去寫字檯、五鬥櫥都沒有，知青來了以後，大衣櫃才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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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回來，就吃抗排斥藥，定期複查，在當地醫院抽血，送到哈爾濱化驗。
2002年以後，這個帳就不好弄了，有些費用不好入帳，報不了。當時沒有大病統籌啊，都是企業自己籌，或者自己拿錢，頭兩年自己得掏3萬塊錢。我工資一分錢不剩，吃我媳婦兒的那點工資。她那時候一個月才九百多，一千出頭，一千二三百，吃她的。
我大兒子一年得供我2萬塊的藥錢，光降壓藥就幾千，一盒7粒，68塊錢，一個月吃4盒，得多少錢?還有補藥，都是大兒子供的。自從有了大病統籌，我吃的藥85%報銷，一年工資去了15000塊的藥，剩15000塊，夠夥食費了，比原先輕鬆多了。再說吃好了還「三高」。雖然緊巴點，吃點孬的也行，挺好，我挺知足，我這人心態好。
出院以後，我還抓了幾年工作，協助管農業的副場長跑跑面，提提意見。後來，管局書記後悔了，他說乃利，我尋思腎移植不能勞動，讓你退了，我看美國那個籃球運動員，人家也換了腎，還打籃球呢，早知道不讓你退那麼早。
我要是不住院，就趕上最後那次考高級政工師了。我在北京住院，不能去考，找了人替考，被人發現了，都認識我，一看你哪是乃利，就給轟出去了。所以工資沒上去，退了休拿3300元，我媳婦2400元。沒上去我也滿意，最起碼又活了22年。
你說人不就是這樣嗎?當時計劃經濟，可以聯產承包，利用我的權力也能摟點兒，但是你再摟，那個時候也就撈個100多萬。別說撈錢，那時候到了年底分獎金，按照管局的標準，完成了任務副職應該拿四五萬、五六萬，我們沒拿，跟科室平分了。咱沒摟，可共產黨給你花了100多萬，咱還賺個好人噹噹。我挺滿意，付出這些，組織也對得起咱們。
我倆兒子都是大學畢業，大兒子大連輕工，小兒子哈爾濱電工學院。小兒子屬於佳木斯組織部代培，出來分配工作就是幹部，現在在水務局，今年上半年提了個副科。我說，咱們家能組織一套班子了，你哥是正處，我是副處，你是副科。
大兒子在北京，全家都落戶了。小兒子在這裡，雖然工資掙得少，但夠吃夠喝，不用我們老人再給他種地去了。現在好些老頭老太太不還幫著兒女種地嘛，我們倆不用幫兒女管這管那。兩個兒子都挺孝順，2013年，我得了皰疹，吃了這麼多年的抗排斥藥，可能體內的毒素太高了，身上起的水泡像蛤蟆似的。就起那個水泡可把我疼壞了，住院2個多月，我媳婦伺候我。
我們倆回到家，我媳婦去接小孫子放學，一個農村婦女騎自行車把她撞倒了。真是越渴越吃鹹鹽，我這兒皰疹沒好利索，她的腰又壞了。寶泉嶺醫院說韌帶拉傷沒事，出院吧。回來越整越厲害，站都站不住，刷個碗要找東西靠著。我大兒子著急了，買了飛機票俺倆就去了北京。拿著這個片子到中日友好醫院，那個主任助手一看：「這不斷了嗎?怎麼還韌帶拉傷?趕緊住院吧。」主任說我兒子，你回家跟你媳婦商量商量，這筆錢恐怕少不了。我兒子說，給老人看病商量什麼，這天經地義的事，趕緊住院。花了四萬六，做了微創手術，啥事兒沒有了。四萬六，最起碼人沒有殘，要是腰斷了，得癱在床上。可遭了些罪。
李乃利夫婦與兒子、兒媳、孫子合影
我們家庭還算和和美美，比較幸福。在農場生活也行，我一天忙忙碌碌，哪兒有熱鬧上哪兒去，掌鞋的也去，修自行車的也去，夏天起早騎摩託車去撿個蘑菇啦，去北邊大壩河邊釣釣魚，有時候上江邊打魚點兒住兩天，挺自由的。
凡是我待過的單位，都沒有把我當外人，機關科室的人對領導有意見，發牢騷，我進去都不背著我。我管了兩年常務，我和下屬科室的人不分你我，分不出我是領導，他們是下屬。
我這人比較抗上，跟老百姓處得比較好。過去老百姓找咱辦事，咱不推不拖，能解決儘量解決。以前種旱田，大面積種植靠機械，有的農機工人人為把機械弄壞了，該種的地種不上，該收的糧收不來，人為造成欠收的風險，種植戶白忙活一年，人家掙錢，他掙不上，咱知道了得想法兒解決。
我在二十四連待20多年，老百姓的玉米出現病害了，別人他們不找，上我家來找我。二十一隊有個老太太，上我家來，給我帶來了四穗黏苞米，我家四口人，這感情夠融洽的了。老韓，每年開江打了魚，總得給我送條魚吃，多少年了。
國營農場這個地方到現在我也沒待夠，這個地方人好，有感情，不像城市。剛來那時，老職工對咱像自己兒女一樣，有個病災的，問寒問暖，很有人情味。刨廁所捂得再嚴，那糞也往脖子裡蹦，貧下中農不讓知青下，我們就拉住那些年歲大的老職工，自己往下跳，很快就和當地人打成了一片。知青有了戀愛的想法，抹不開說，有的是貧下中農給牽線的。這個地方到現在風氣都好，誰家有難了，領導一號召，大家就能慷慨解囊。比如我們修這條公路，場黨委一動員，普通百姓都捐1000多元錢，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將過年得的500多元壓歲錢全捐了。
返城知青一回來就到我家裡。值班連隊造就人才，正科的提老了，副處也提不少，返城的不少也提了。有時我和媳婦兩人上北京、上上海、上溫州，這幫人見了，抱著腦袋痛哭，那感情沒得說，都六七十了，還抱著腦袋痛哭。
一談過去的事兒滔滔不絕。他們講話了，這一段知青歲月，青春無悔，終生無悔。
我現在身體還行，一天走一萬多步，在家我也不會幹什麼，盡我能幹的幹點，擦擦地。媳婦說我糊弄，我擦完了她再仔細弄一遍，哈哈哈。
作者：朱曉軍
來源：知青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