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西雙版納，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麼大，有沒有我的家，爸爸一個家，媽媽一個家，剩下我自己，好象是多餘的……」這扣人心弦的歌聲，曾響遍上海灘，曾引起上海新一輪知青尋根熱，也曾引發過西雙版納旅遊熱，《孽債》的作者葉辛先生也曾因此而獲得西雙版納榮譽市民的光榮稱號。電視連續劇《孽債》在十多年間重播多次，每次都引起社會較熱烈的反響。
每當人們得知我曾經在西雙版納上山下鄉十年的經歷後，他們都會善意地玩笑我：「你有沒有孽債啊？」我想不到，一部文藝作品會博得如此大的社會效應！憑心而論，從曾經上山下鄉去過版納以及至今還留在那裡的知青們的角度看，尤其是5個「孽債」所處的農場背景的知青角度看，這部作品的成功，主要在於電視劇裡反映的當年知青返城後的境遇而非那些「孽債」的故事。就這部作品裡描寫的5個「孽債」而言，多數返城的和留守在版納的知青們以為並不算成功的。不算成功的原因，看來主要在於，這5個「孽債」都模式化地被返城知青父母狠心地拋棄在了那塊埋沒了他們青春的土地上了。實際上，在當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發生的諸如「孽債」之類的骨肉離散的故事，是有著各自的特點，而絕不可能模式化的。
阿偉，就是這不同「個體」中的一個。
1994年末，西雙版納勐捧農場七分場舉行建場二十周年大慶，邀請當年曾經在七分場工作過的上海知青到場同慶，我也幸運地列入被邀請之中。出發前，我反覆思考，該給農場帶點什麼禮物去呢？香菸老酒，太俗；書畫紀念牌，太書生氣；農場人，要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真實紀念……噢，有了，我把一件珍貴的「禮物」帶去吧，那就是知青與農場幹部的永久紀念——阿偉！
阿偉的母親是個上海知青，爸爸是廣西籍落戶於七分場的轉業軍人。阿偉出生於1977年間，在他一歲半的時候，即1979年初，知青開始大規模地從西雙版納返城。阿偉也隨著媽媽回到了上海的外婆家，而爸爸卻繼續留在了七分場。父子分離已經十多年了。這次，我徵得他媽媽的同意，帶他去見擔任分場黨委副書記的親生父親，並參加建場二十周年大慶，實在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啊！
飛機上，我問阿偉：「你還記得你爸爸嗎？」
剛成年的阿偉靦腆地說：「不記得了。」
「怎麼會呢？你不是在農場裡出生的嗎？」
「那時，我才一歲多點，離開農場時的情景一點都記不得了。」
我點點頭，那倒是的：「那你知道你父親在農場的情況嗎？」
「我有了一個弟弟，是我爸爸與後媽生的，不過沒見過。」噢，我記起來了，在知青返城風中，阿偉的父母經過激烈的商討，最後作出了一個令人辛酸的決定：離婚，讓阿偉回到上海報進上海戶口，為了阿偉能成為一個上海人！離婚後，阿偉隨同媽媽生活在上海，而爸爸仍然留在了農場。這種骨肉分離的狀況一直延續到現在。離婚時，阿偉的母親才27歲。那時的交通與通訊依舊落後，一封信在路上就要長達一個多星期，滬滇之間根本無法及時溝通。時間一長，迫於現實，阿偉的父母都另外成了家。阿偉的爸爸與分場的婦女幹部成立了一個新家，為他生了個弟弟。媽媽與同是雲南返滬的知青成立了一個新家，為他生了個妹妹。——這倒是與《哪裡有我的家》（《孽債》主題歌）的歌詞相似的：爸爸一個家，媽媽一個家。但生下阿偉他自己，並非多餘的，因為幸運的是，阿偉並沒有《孽債》裡5個「孽債」那樣的苦命。他的後爸對他視如己出，疼愛有加。一個事實足以說明後爸對他的情誼：他在當時已經取得了駕駛員執照。而在當時的1994年，上海掀起了考駕照熱，報名學習的名額排到三、四年之後，拿到一張駕駛執照付出的前門後門費用要達到一萬元左右。當時的「萬元戶」在社會上還是很稀缺的，可阿偉的後爸即將下崗！
由於通訊的原因，買到了飛機票以後，我們沒能及時聯繫到阿偉的爸爸，而是通過其他途徑要求把我們的航班信息轉達給阿偉的父親。
飛機降落在版納機場後，我與阿偉慢吞吞地走在後面，我對阿偉說：「我們沒有人來接機，出去後只好自己找『差頭』走了。」說話間，我們接近機場出口。正在這時，突然從人叢中衝出一個人來，一把抓住了阿偉的手，緊緊地不放。我被嚴重驚懵了：在這歷史上的蠻荒之地，我們遇到了打劫的？細看之下，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李，是你呀？」——他是阿偉的爸爸，是他知道了我們的航班以後，開車到機場接我們來了！
阿偉的親生父親感覺到自己失態了，馬上放下了抓住阿偉的手，退後兩步，仔細地端詳著他這離開了十多年的親生骨肉。而阿偉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呆了，兩眼直瞪瞪地看著無數次夢見的似曾相識的親生父親。——這激動人心的場景，如同文學作品裡的描寫毫無二致！
幾秒鐘，仿佛時光倒流。幾秒鐘，雖然是短短的幾秒鐘，十幾年的血緣相思就在這幾秒鐘的默默對視裡盡情渲洩！
父子倆呆立著，對視著。我輕輕地推了一把阿偉：「叫啊，叫啊！」
阿偉撲了上去，抱住了父親，怯生生地叫了一聲：「爸爸！」
「哎！」做父親的激動地回了一聲，抹了抹眼睛，「走，車在外面……我們走！」
在從景洪到七分場的路上，一反在昆明悶頭睡大覺的沉寂，阿偉情緒激奮，興致極高，話也變得多了，這也許是他自己表面上說的「這裡的原始森林太美了」的景色感染？但我更傾向於是阿偉內心深處見到了自己親生父親的興奮心情的表露。
到了七分場，我們受到了分場幹部職工的熱烈歡迎。阿偉更是受到弟弟與後媽的額外親熱。這素未謀面的兄弟倆，無論長相還是性格，簡直像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都像極了父親，真的是血濃於水啊！
分場的人們聽說出生在這裡的「後上海知青人」來了，都湧來看望阿偉，年紀大的，撫摩著他的頭，直叫他的小名；年紀相仿的，要他講大上海的繁華，拉他到農場的各個角落遊逛……那份熱烈的場面實在令人激動。
各種慶祝遊覽活動結束後，我按照預定日程要回上海了。但我看阿偉始終沉浸在歡樂的情緒中，沒有一點回上海的跡象——這可糟了，因為離開上海時，他媽媽反覆叮囑我，要我把阿偉一起帶回家的：「不能把他一個人放在那裡！」——他媽媽還是不放心，以前是阿偉的父親有過「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教訓，現在是自己怕也來個「雞飛蛋打」？
於是，我偷偷地把阿偉叫到一邊，與他深談了一次，主要想摸摸他的思想底細。據我觀察，阿偉無論如何不可能與他父親、弟弟和後媽一起生活下去的，這主要是因為他已經成人，世界觀初步形成。民間不是有「三歲定八歲，八歲定終生」的古訓的嗎？阿偉的童年是在上海度過的，他的潛意識裡，是絕對排斥這種農場生活的。像旅遊一樣，作為遊覽，人們可以讚美某個旅遊勝地，但作為長期居住，人們會厭煩這些地方。看他一時留戀生身父親家，而我又要急著趕回上海。於是，我決定我倆分別回上海——也是個難得的機會，讓他盡興玩個夠吧。如果我硬要他隨我一起回上海，那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嗎？
於是，我先回到了上海。回家的第二天，正好上海電視臺開始首輪播放電視連續劇《孽債》。我趕緊把這事打電話告訴了他，讓他早點回來看看這部反映他們生活情景的電視劇。
去年，東方衛視重新播放了電視連續劇《孽債》，其社會反響依舊熱烈。據此，上海電視臺想拍一部反映真實「孽債」生活的追蹤報導片，電視臺的一個編導與我聯繫，問我有沒有類似「孽債」的真實故事可供拍攝，我當即想到了阿偉，馬上聯繫他媽媽，商討是否讓阿偉出出鏡頭，做一個節目，也讓我們這些知青興奮興奮。他媽媽當即答應了，但兒大不由娘，說是要等阿偉自己表態的。過不久，他媽媽回覆說，阿偉不同意電視臺採訪他，理由是這又不是光彩的事，《孽債》播放後，他已經受夠了人們對他「孽債」的議論，他要安靜地生活，不希望「孽債」來擾亂他的生活，畢竟他已近而立之年了。——這倒是《孽債》的作者編導和我們始料不及的。
自從95年元旦參加了勐捧七分場的二十大慶至今，又過去了十多年，我與阿偉聯繫很少了，他在平靜的環境中生活得還好吧？與阿偉類似的，我還知道的另外幾個生活中的「孽債」原型（儘管不是《孽債》作者筆下的原型），我多方打聽，也都難以聯繫上。可能，他們與阿偉一樣，也希望不再被社會過度關注而故意躲避這使他們煩惱的與生俱來的「孽債」現象？
如果是這樣，我這裡不妨代他們呼籲：為「孽債」正名，請給在上山下鄉運動中非正常出生或非正常生活的知青子女以安靜的社會環境，他們也是正常的人，儘管你們並非出於惡意或壞心。
作者：施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