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路上
對我的詛咒只是斜睨一下大地，說我必須勞動才能得食。
——彌爾頓：《失樂園》
我和很多人有共同的名字，叫老三屆。這名字指1966年到1968年的高中和初中畢業生。其特徵是沒有讀多少書，而且上山下鄉。
不過，如果你認為老三屆是生不逢時或者是無奈的代名詞就大錯特錯了。我今天還記得，得知要下鄉插隊消息的時候我多麼歡欣鼓舞。那時候，在學校和家裡已經徹底失去革命信心的我，相信自已可以在農村，在廣闊天地裡找回它們。所以當我在20多年後讀到那一篇亳無感情的，只把上山下鄉作為一種政府安置剩餘勞動力的措施的文章時，雖然不得不因為它內容的中庸客觀，而把它摘錄成本章第一個腳註，但我內心深處對它是極端不滿意的，因為它毫不留情地抹去了我們這代人熱血青春的價值。
這件事情一開始就有點不對勁。我根本沒想到從北京站上火車的時候，月臺上哭聲一片。來送行的知青親屬們人人一張悲痛欲絕的臉，車上要走的人更是哭得抬不起頭。
這就幫了我一個不小的忙。
串聯中我吃了不少坐火車的苦頭，稍後串聯變為免費旅遊，坐火車的經歷更加悲慘。所以我一上車就很老練地佔了兩個靠窗的座位。忙著哭的人就只能不幸地坐別人撿剩下的地方了。
我們沒有忙著哭是因為我們沒有可哭的對象。爸爸自從離家再沒有回來過。1967年的冬天我們離開了南池子的家，搬進了北京西城華嘉胡同附近一個簡陋的四合院。媽媽不久從這裡被抓進了秦城監獄。抓人的那天深夜，一些穿制服的人在秘書們的帶領下闖進我們的房間。媽媽住在裡間。她像緊急集合一樣麻利地提出一個小箱子，鎮靜地跟著來人走了。走前沒有和我們說話，我們也沒有說話。媽媽說，她對來抓她早有準備，箱子早收拾好的。她沒有和我們說話是不想給我們找麻煩。另外她說，她覺得組織上一定會在她不在的時候照顧我們。這些事情都再次顯示了媽媽和我們全家人一貫看重健康、明確和簡潔的作風。
車廂裡都是同校或同班的女孩子。我看成自己「一夥兒」的，實際上只有三人。我的姐姐朵朵，她的朋友鄧毛毛和我。我已經盤算過了，一下子佔三個靠窗的座位太顯眼。但有兩個，我們三個女孩子就可以很舒服地換著或坐或睡了。
鄧毛毛大名鄧榕，和我同校不同級，比我大一歲，比朵朵小一歲。她和朵朵的友誼大半是在北戴河，朵朵成為幹部子弟革命化典型的那段時期建立起來的。毛毛的爸爸是鄧小平。文革開始的時候，鄧小平不是一開始就被打倒的，所以我們由於前面所說的那幅對聯定下的標準而當「狗崽子」的時候，毛毛是「紅五類」，參加了學校最高等級的紅衛兵組織。後來，鄧小平成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毛的日子開始不好過。臨下放插隊的時候，她說願意和我們一起走。一開始我還有點不願意，因為我在學校最難過的時候，毛毛雖然沒有落井下石，但對我也表示過出於劃清界限的不友好。但是朵朵一口就答應了。等毛毛和我們一起上路的時候，我也已經說服了自己：先受苦並不能成為一種資本。況且毛毛爽朗熱情，是一個可愛的朋友。那時候我們和她都沒有想到，鄧小平憑著自己的大智大勇，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三起三落，後來成為中國改革的設計師。
知青家屬們震天的哭聲在北京站的月臺上打成了一個大疙瘩，重重地壓在歡送的鼓樂上面。火車開出北京站的時候，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刻之一。但是以憂心忡忡來形容我們的情緒是完全不對的，包括那些剛剛以淚水洗面的大多數人，都在悲傷之餘，感覺到前面有一種新的生活。而大家都非常願意鼓起勇氣，迎接革命的新考驗。雖然誰也不知道整個中國和我們這些人在文革的狂潮中會有什麼樣的命運，但我們的教育和年紀都不允許我們剛剛上路就失去信心。
出了北京，火車上的人都有點悶悶的。在送別的大激動之後，似乎人人都需要休息。學生幹部在車廂裡鼓動了好幾次都不太見效，因為她們自己就遮不住哭得紅紅的眼睛和鼻子。沒有人來計較我佔的位置。我有點興味索然，懶懶地看窗外。列車西行，北方冬天的景致也是越來越沒得看。
大約是車過鄭州，車廂裡起了一陣騷亂，那幾個幹部緊張起來，說一個同學不見了，恐是逃回北京去了。人們亂了好一陣，然後以那幾個學生幹部惴惴不安地去向什麼人匯報而結束。我猜想那同學不過是買東西或者洗臉上廁所之類的事情誤了車。一火車成百上千的知青，實際上還都是孩子吶。
到西安換慢車，到銅川換汽車。景色越來越荒涼。卡車到延安時我們又激動了一下，因為延安的寶塔山太像照片上的了，我們就很誤會地產生了熟悉和親切的感覺。在延安，我們被以學校為單位地分到各個縣。去安塞和志丹的繼續向北，去延長、延川的向東，去富縣和甘泉的又折回向南。記得好像沒有向西去的人。大家雖然並不都認識，但是一道從上北京出來，現在要分手也不免悽涼了一番。我們這些向東的人都乘敞篷卡車。數九寒天的，也沒覺得太冷。總之一直到了公社，我們這群人還是麻麻木木的。
有人說到了公社先開的歡迎會，我不記得，只記得吃飯，大米粥、鹹菜和豬肉包子。在北京是常見的飯菜，很對我們的胃口。沒有桌椅，大家提盆抱碗，幾百人在公社食堂前的空地上擺了一個方方正正的吃飯陣。
飯吃了一半，各生產隊來接學生的人都到了。除了隊幹部，大多是一些後生和女子。當地方言，把未婚的青年男女稱後生和女子。結了婚的就是漢和婆姨。上了年紀就是老漢、老婆。對年輕人不分男女都可以稱為「娃」。比如後來我們就被統稱為「學生娃」。而更小的孩子準確的叫法是「娃娃」。如果年輕人被人叫做「娃娃」，那就要小心了，因是被嘲諷為黃口小兒的意思。
冷不丁地，這些人闖進了我們的飯陣，鬧鬧嚷嚷地尋自家的學生。只看到一張張紅撲撲急煎煎的面孔，我們也樂了。語言不太通，情急之下，我們就把手裡的包子、大米粥遞給他們吃。他們很不好意思，我看見許多年輕人羞紅了臉。後來我們慢慢才知道，這些衣食並不富足的人，對於吃飯有比我們更莊重的習慣。他們把無緣故接受別人的食物視為尷尬的事情。公社食堂的管理員急得用馬勺「咣咣」地敲著他的大鍋，以示對我們慷慨的憤怒。但我們卻真正活躍起來。
一會兒，各生產隊的人像約好了似的吆喝起來。一開始以為他們在吆喝牲口，後來才聽清楚是在喊我們：「相跟上，回啊。」
隊裡給我們準備了毛驢車，但那幾頭毛驢太瘦弱了，我們只把行李擱在車上，人都走著。也是這幾天實在是坐膩了各種車，想走走。
從公社到村裡15裡川道。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川道依山水之勢，蜿蜓曲折。剛剛下過一場雪。延河已經結了冰，地勢迭宕之處，碎裂的冰層下可以聽見流水淙淙。空氣潔淨而透明，天空高遠，紅日當空。高原上的景色果然不一樣。藍天、冰河、白雪、黃土山，樣樣真切分明。
我們和後生女子們談得火熱。毛毛很有點語言才能，已經使用剛剛學到的陝北話和他們交談了。如「夜天」（昨天），「甚」（什麼），「咋」（怎麼），「會（讀『害』）下會不下」（懂不懂）之類。要在北京，這種高聲叫喊早會吵亂了一條街。可在這兒，山也悄悄，水也悄悄。明明扯大了嗓門兒，可就是不大聽到自己的聲音。好像聲音都被周圍的黃土山吃掉了似的。那感覺真怪極了。拐過一個山旮旯，有個叫「花」的女子大吼一聲：「看！咱村，楊家灣！」那聲音才叫鏗鏘有力。
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楊家灣像個漂亮的嬰兒靜靜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那天的日記我就是這樣寫的。現在回想起那一眼，還是得用這句話。
走近了，看清了，村口小路上擠滿了男女老少。先還跟我們走著的後生女子們幾蹦就回到了人堆裡，向我們指指點點著，想是在向同伴提供事先得到的信息。鑼鼓嗩吶響了，放鞭炮，呼口號。我注意到幾個趕車的後生拉緊了他們的牲口。後生、漢子多是穿黑布棉襖，婆姨女子們穿得花，且各擁在道路一邊。所以我們像進了布店，一邊是黑布櫃檯，一邊是花布櫃檯。好幾個幹頭淨臉的婆姨女子使我眼睛一亮。黑布櫃檯那邊的男人們也一個個濃眉大眼，皮膚黧黑油亮，真真好看煞。一路的疲憊、蹩屈競然一掃而光。知青中不知誰衝動地說：「可到了家了。
後來我們接到遠在東北插隊的弟弟的來信，說他們進村的時候因鑼鼓鞭炮齊鳴，驚了牲口，膠皮軲轆大車軋死了一個老鄉。於是知青到的第二天村裡就辦喪事。我又想起了那天在村口緊緊拉住毛驢車的男人，憑空增加了許多對他們的好感。誰願意在到「家」的第一天就讓家裡死人呢？
進村後第一件事是分灶。楊家灣生產大隊一共三個小隊。楊家灣一隊、二隊與蓋頭坪隊隔延河相望。要把二十幾個學生依這三個隊分成三個灶。「灶」當然是夥食單位，一個灶上的就是一起吃飯的。用這種方式來劃分我們這些到廣闊天地來大有作為的革命青年使我們有些不以為然，但我們同時懂得了在這裡吃飯是頭等大事。時至今日，提起「一個灶上的」在大多數插過隊的人來說還是一種簡練而強烈的感情標記。
我們灶上除了我們三個人還有五男四女。以性別區分為兩個窯洞住。男生表示騎士風度，認為女性愛清潔，就把自己住的窯洞充作灶房，我們這邊連炕的鍋裡只管燒些溫熱水就行了，這樣不僅暖了炕，洗涮方便，也少了許多油膩。不過，一邊男生宿舍兼灶房，一邊女生宿舍兼鍋爐房，錯落出入，天長日久，又是少男少女的風流年紀，不免就有了一些羅曼史。不過，這是後話。
沒多久，要過新年了。從60年代進入70年代。聽說我們要過年，老鄉們一律是兩句話：這算個甚年？過年吃什麼？這十個字言簡意賅地觀照了過年的「名」和「實」。對他們來說，新曆的兩年交替對他們的農耕生存方式意義模糊。如果一定要過，就得先解決一個過年的實質問題：吃什麼
。我們說吃餃子。他們說，餃子？甚叫餃子。所以，1969年12月31日晚上就有許多楊家灣人走來看我們如何過年，如何包餃子。窯洞裡外很快就站滿了人。我們按剛學到的規矩，請來人上炕，他們一律擺擺手說：「罷（不），罷（不），生（盛）不哈（下）哩。」就都站著。我們看人多，心裡不免發緊。把面和了又和，餃子餡加了又加。一個叫楊中其的男生挽挽袖子走出來，那樣子真像表演節目似的。餃子皮像一群圓圓的大蝴蝶從他的擀麵杖底下飛出來，看的人都由不得喝彩：「好手段！好手段！」我們餘下的人們受了鼓舞，就一擁而上如飛地包。第一批餃子剛包出來，沒想到滿窯洞的人一鬨而散了。「哈！餃子？就是扁食哩。」我們趕緊留客：「這麼多，這麼多，留下來嘗嘗……」「哈！餃子？就是扁食哩。」說的人還是管自走了。
原來我們說的餃子，陝北人叫扁食，也是「一張皮皮包個餡餡」，也是過年才吃。所不同的是，他們包扁食的皮是用手指一點點捏出來，和我們用擀麵杖的半機械化比較，更古樸和從容不迫。所以一到製作的共同之處，真相大白，他們便毫不留情地拔腳而去，留下我們繼續擀皮、包餡。待完工時個個汗如雨，包的餃子擺了半炕，只有發愁的份兒了。
燒水時大家的頭都有點大。第一鍋餃子進肚，飽了，也困了，人人想睡，卻不行。不僅有半炕的餃子要煮，在集上割豬肉的時候我們貪便宜還買了一副豬下水。陝北人不吃下水和魚，所以集上的各種下水貨格外便宜。要把這些肝腸肚肺一件件洗好滷出來，工程巨大啊。
風箱唿嗒、唿嗒響了半夜。灶角裡的石炭（當地一種劣質煤）也用去了大半。凌晨時忽然濃煙滿屋，男生們大叫。我們懵懵懂懂跑過去一看，原來炕席燒糊了。一個男生的鋪蓋也燒了一個大窟窿。好在這人一直在燒火，所以，既未燒傷人，也未再燃著別的東西。
也別說陝北這地方閉塞。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的第一天，楊家灣的學生娃咋過的年，咋吃的扁食，咋煮的豬下水，咋燃著了鋪蓋，以及半夜驚魂，且有驚無險的故事就在我們的睡夢中傳遍了整整一道川。在以後的幾天裡，老有外村的老鄉和知青來看我們。焦糊洞穿的炕席和鋪蓋索性就掛在澗畔上。如果要建立知青博物館的話，我想這兩件東西是值得收藏的展品。這是我們開始自立生活時，為中國地域遼闊，語言龐雜多樣而付出的代價。餃子只是北方人的食品，我們已經知道了它在陝北叫扁食，山東某些地方的人叫它「故渣兒」（因為實在不知該用什麼字，這裡只得依音注寫），滿族人則叫它水餑餑。
新曆年過完就是舊曆年。村裡的人也許覺得有點不過意，也許我們進村的頭一年還當我們是客，像商量好似的輪流請我們知青去他們窯裡吃飯。相比之下，作客是一件輕鬆的事。所以我們便在一個勞碌不堪的新曆年之後，過了一個安安逸逸的舊曆年。
○ 春末夏初
天神說：「要在地上產生各種有靈性的生物，家畜、野獸、爬行的生物，各從其類！」。
——彌爾頓：《失樂園》
一個人精神世界能有多麼純潔，我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汙染以後才知道的。這件事情發生在那年春末夏初，和個叫三娃的漂亮女人有關。
三娃是個絕頂俊俏的年輕婆姨。這女人白皮膚黑頭髮，一雙花花的杏核眼，鼻子尖削而小巧，白生生的碎米牙在兩片紅豔豔的嘴唇當中閃閃發亮。最妙的是這三娃走起路來腳下生風，整個身子如風中荷葉，搖擺娉婷。看到她，你禁不住會想起舊版言情小說中的許多句子：顰笑生繾綣啦，顧盼有深情啦等等。這女人站在二三十個年輕女人當中，誰都會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個男孩兒的名字，愈加嬌嗔可人兒。
進村不久，我們就聽說這女人「作風」有問題，陝北話就是「偷漢」。那個年代，禁欲主義在並沒有人提倡的情況下，作為革命的一種伴隨現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歡女愛在人們心目中都是一種罪惡情感，遑論其他。盛怒之下，我們打聽了三娃的成分，記不清了是上中農還是富農，反正不是貧下中農。
碰到問題先打聽當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當時與革命伴隨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問題往往最後決定當事人的命運。就我所知，來插隊的知青中並沒有幾個根紅苗壯，也就是前面說過的「紅五類」出身。不是父母先後被打成走資派如我們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壓根兒不好，什麼小業主啦，知識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些人之間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紅衛兵式的決定：教訓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讓這個女人敗壞了純潔的革命空氣。教訓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紅衛兵化：用皮帶抽。因為我們深刻感覺到「偷漢」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們身邊，對我們純潔的精神世界來說是一種褻瀆。
那是一個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陽，黃土高原上就是這種乾巴巴的燥熱。我們一群人在村子的正當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飯的三娃。這個聰明的女人幾乎是馬上就感覺到來頭不對。她的臉一下子拉長了，嘴唇顫動，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變得乾燥無光。
皮帶在空中飛舞，「啪」地一聲，我們之中的一人急不可待地動了手。全村靜悄悄，家家窯門緊閉。好像人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更奇怪的是連三娃自己也一聲不響。寂靜和燥熱使人愈發激動不安，皮帶抽在肉體上「啪」「啪」的聲音沉悶得不可思議。我們站成一個圓圈，皮帶在我們手上傳遞，人人都動了手。
輪到我，我一點沒有遲疑地完成了我的動作。我只記得，我希望揚起手來的時候三娃會躲避一下，她果然閃開，我就很滿意。不知輪到誰的時候，三娃沒有來得及閃開，皮帶扣子在三娃的額頭上開了一個口子。口子不大，但鮮血馬上順著她的臉頰流下來。這女人仍然咬緊牙關，不哭也不叫喊。當她覺得血流下來了，就伸出手抹了一把，先把手上的血吃到嘴裡，然後從地下抓了一把土按在傷口上。三娃流了血，使我們大家都驚駭起來，不約而同住了手，好像我們原本認為皮帶不會把人打出血似的。記得有人說了個「走」字，我們便慌慌張張作鳥獸散，誰也沒有回頭望一眼的勇氣。
下午，三娃的公公站在自家的澗畔上破口大罵，仔細聽去，罵的竟然不是我們這些打人兇手。
「黑心腸的些們，挑唆學生家打餓（我）窯裡的娃哩，黑心腸地麼……餓（我）娃惜惶哩！餓（我）娃可憐哩麼……」
那聲音蒼老、宏亮又帶點結結巴巴。後來知道，三娃的公公當過生產隊長，在「四清」運動中因成分高就不當了。但他為人厚道老成，在村裡很有人緣。不當隊長多年了，還人見人稱「老隊長」。當過幹部的，就不免得罪過人。老隊長罵聲出了口，我們才心虛地想到是不是真的有人挑唆？因為我們並不知道三娃是否真的「偷了漢」，而且確實是別人將這些話傳到我們耳朵裡的。老天爺，我們竟然沒有任何證據，也從沒有想到過應當獲得任何證據就動手打人！
我們正在暗自心驚，就有一些老婆兒老漢兒走到我們窯裡勸：「娃娃們，下回不敢了啊！一個村裡生著（住著的意思），打壞了人了不得哩。」我們中間有不知深淺的說：「這算什麼？要在我們北京……」「好餓（我）個你哩，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窯裡哩麼？」勸的人話裡仍然一團和氣，但臉上有些硬硬的。我們一時不知再說什麼好。
那一邊的老隊長也被村人勸回去了。但在那個下午，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惶恐和不安。老隊長對此事發生有複雜背景的判斷，三娃這女人在挨打時表現出的鎮靜，以及「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窯裡哩麼？」的外柔內剛，都讓我們心驚，都在我們的常識和判斷能力之外。我們為捍衛道德純潔所作的努力不知怎麼一來顯得那麼軟弱和醜陋。我們覺得自已不僅沒有大展威風，反而像在厚重的黃土坡上跌了一個大跟頭，跌得鼻青臉腫，又悄無聲息。顯然那些在北京人們公認的道德標準和「一抓就靈」的手段用在這裡，就像曠野裡的聲音會被大山吃掉一樣，也被什麼東西吃掉了，而且吃得連骨頭都不剩。
更使我心驚的是，第二天早晨出工的隊伍裡，三娃的身影比從前更加惹眼。她不僅仍然唇紅齒白，風擺荷葉，那額頭上貼著的一塊小小的白紗布更使她俏皮撩人。村裡那些後生漢子們像往常一樣和她說笑打鬧，走成一個疙瘩。歇歇兒的時候，三娃又成了一場放肆玩笑的領頭人。這種玩笑的主要內容是：青年男女先因為一個曖昧的消息或者一句輕薄的笑話大驚小怪地滾作一團，最後以全體年輕婆姨把一個或幾個漢子按倒在地而告結束。有時候婆姨們忘形到扒那漢子的褲子，而且一定要扒鬆了褲帶，使那男性本質部分半隱半現為止。就算那漢子的新婚婆姨在場，也無法阻止這種玩笑，因為這實際上是一場公共娛樂活動。新媳婦能做到的只是和我們這些女子們用背衝著那群瘋狂男女，口裡喃喃地罵上一兩句。那一天，和這些興高採烈的人比較，北京知青都顯得灰溜溜的，來自北京的純潔精神世界無疑受到黃土高原上活潑男女們的巨大挑戰。
往後又聽說，老隊長年輕的時候他婆姨就得了重病，有人說是麻瘋，又有人說是梅毒，總之不能生育，所以老隊長的兒是抱來的。沒想到這孩子長大成人後雖不聾不啞，不缺胳膊少腿，卻是身心孱弱的一個人物。老隊長為傳香火，一把屎一把尿帶大了這個兒子，又大費錢財地給他說了個漂亮媳婦。三娃過了門一點沒耽擱，先後生下一男一女兩個娃，老隊長心頭那塊傳遞香火的石頭這才落了地。在家裡，三娃這媳婦和孫兒孫女子是老隊長的心尖尖。聽說三娃對老隊長也恭敬孝順。
又過了幾天，有人說三娃又「偷了漢」，就在剛起來的青紗帳裡。說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們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但這回我們不敢輕舉妄動了。
後來又聽說，老隊長一直是受騙的。三娃的一雙兒女根本不是娃他大（爸）的。還有人指點給我們看，那女娃像村裡的誰，男娃又像誰。還有人說，老隊長心裡是明白的，只不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不過這時的我們已經明白這種種的說法和我們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只不過是生活中一個又一個故事罷了。而且，隨著日益繁重的田間勞動，我們已經無暇顧及別人的事情和純潔的精神世界了。
我們打了人，沒有受到任何懲罰。聽說北京幹部和公社都曾經調查過此事，但最終不了了之。
如果你問一個陝北婆姨他的男人到哪裡去了，她回答上山受苦。這是下地勞動的意思。陝北話把下地叫上山，勞動叫受苦。農民一律自稱受苦人。所以受苦人這稱呼在陝北並不是指階級分析意義上的受壓迫受剝削之貧下中農。我們這些知青這時候也是受苦人。
話說初夏裡的一個豔陽天，我和楊家灣的一群受苦人正在山上受苦。此時繁重的農業勞動正在日益失去革命的浪漫意義，正在對我們進行不折不扣的磨鍊，並且帶領我們向著它的本質——受苦接近。
時近正午，所有人都已饑渴難當，大家都盼送飯的人快點從那條小路轉彎處出現。
紅樁子是一個健壯的中年人，有好看的長腰和筋踺畢露的長腿。他被公認是一個全面的莊稼把式，所以當組長，是我們這幫子上山受苦人的頭兒。此刻我正懷疑他中了魔法，因為他堅定挺拔的背影說明他除了上下揮舞老钁之外，腦子裡完全沒有別的想法。我也懷疑周圍的一切都中了魔法包括天上的太陽，因為它牢牢地粘在我們所有人的脊背上，半天不肯動一動。我腦子裡則是揮之不去的毛主席《愚公移山》中的語錄：「每天挖山不止，祖祖孫孫挖下去……」有一陣兒我悲哀地認為我們已經變成了愚公，永遠不能停止揮舞手中的老钁了。
但我畢竟是個頭腦靈活的人，因為我很快發現，左顧右盼對緩解揮舞老钁的疲勞很有作用，我便開始愈來愈頻繁地向四處張望。
正是萬物生長的季節，延河兩岸，也就是當地人稱為「川」裡的青紗帳已經密密地遮嚴了黃土地。從我們受苦的黃土山上遠遠看過去，川裡除了莊稼，還有一群驢。
這些驢是楊家灣拉車轉磨的寶貝，所以隊裡派三娃的公公，人稱老隊長的穩妥老漢經管它們。老隊長對這群牲口十分上心，一有空閒就吆著它們出來吃草，使我在饑渴難當的時候能夠看見這樣一幅悠閒的放驢圖而稍感欣慰。忽然，這幅圖畫中的景物發生了使人不安的變化。我看見一頭大驢爬上另一頭小一點驢的背，小驢躲了一下，但是大驢不肯甘休，再一次爬上去，這次小驢不再躲閃，而且我有點兒覺出它實際上是半推半就。這還不算完，像受了傳染似的，幾頭大一點的驢都先先後後地爬上了小一點驢的背。小驢們也都是半推半就。按說，就算我從來沒有見過，或者是我再傻，也應該從大小驢們的曖昧態度上會意出這是個傳種接代的儀式，以及這類儀式的不可言說或者不宜言說性。但我的智力那時一定因為不停上下揮舞老钁而出了問題，我只覺眼前驢們的遊戲生動活潑，與上下揮舞老钁比較顯然更有趣和新奇。所以我就幹下了平生最大一件傻事。
我對所有人大叫：「看呀！驢打架！」
我一腦門子想，這至少可以使那些上下揮舞的老钁停下來。
果然見效，魔法被解除。所有人在回頭看了一眼之後都停止了挖山。男人們大多抱著肚子笑倒在地下，女人們或者羞紅了臉，或者追打身邊笑倒的漢子們，嘴裡罵著：和尚！和尚！好像男人們犯了大錯。陝北人罵人家和尚，大約是咒人娶不上媳婦，或者斷子絕孫的意思。但我一直覺得這句話邏輯上有問題，因為出家當和尚的人是出於信仰，是主動選擇沒有妻小家室的。而娶不上媳婦則大部分是出於無奈，是沒有辦法生兒育女。這裡面有個精神境界的問題被混淆了，所以我一時還是不能從眾人的態度中領會發生的事情。
組長紅樁子先還想壓住陣，繃著臉說：「悄悄兒（安靜的意思），悄悄兒，笑甚哩！」但是看著這一山坡笑倒的人，又看看仍然蒙在鼓裡的我，終於也憋不住，對我說了一聲：「好餓（我）個你哩！」和眾人一起笑倒塵埃。
我終於恍然大悟。在我的人生經驗裡，從來沒有碰上過如此尷尬的事情。我面紅耳赤，張口結舌，真希望黃土山立時三刻裂個縫子，好讓我鑽進去。幸好這時候送飯的人挑著擔子，一搖一晃地出現在小路上，紅樁子率領受苦人中幾個仁慈點兒的奔向午飯，這才給我解了圍。
從此刻骨銘心，對雞牛豬狗的類似行事均能舉一反三，心明眼亮。
一夜，煩躁莫名輾轉難眠。夜空晴朗，月到中旬。後半夜，窗紙依舊白花花耀人眼。披衣起坐，無所適從。忽耳有所聞，心有所動，屏息靜聽時腦畔颯颯作響，似風過竹林而清奇詭譎，如雨灑荷塘更生動神妙，漸漸由遠而近，徘徊反覆，先尋尋覓覓，後愈發密集，不多時竟覺六合充溢，近在咫尺。然環顧左右，除身邊朵朵、毛毛兩位姐姐酣睡沉沉，惟一窗明月流瀉如水。
忐忑難耐，捻破窗紙凝神向外張望時，不覺目瞪口呆，心旌搖蕩。
對面山上一群狗，足足有50條以上的狗，正靜悄悄在銀色月光下散步。這回我一眼看出，這集體散步的性質和傳種接代有關。如風如雨之聲競是狗們的腳步。燦爛的星月之光下，狗的隊伍顯然正在不斷擴大。新來的無聲加入，如先前的一樣靜靜地走，先三五成群，摩肩接踵，漸漸耳鬢凘磨，成對成雙。整個隊伍首尾相銜，似漫無目的，細細推敲，又分明是一場規矩華麗的愛情圓舞。只見狗們的眼睛閃閃爍爍，愉快而激動。它們的步子始終鎮定，隊伍始終有秩序。乾燥黃土正在狗腳下發出沙沙天籟。黃土山在夜空中形成巨大剪影，酷像舞臺上的布景。在神秘的表演氣氛中，狗們都面露莊嚴進入冥想，雖與我隔山相望，卻高傲地沉浸在一個視我為另類的，不可知的世界裡。
我被深深震撼，一股強大的力量從宇宙深處，飛越日月星辰，飛越五湖四海，越過我至今建立起來的一切審視和分析生活的方法，不遠萬裡地撞擊著我要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的願望。眼前這一群眼睛亮閃閃，正在發情的狗，使我驚異莫名，使我在那個高尚的革命願望之外，對自然和宿命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敬畏。這種感覺以後我還多次產生過，如面臨一個垂死的病人，看到一件出神入化的藝術品或者美麗得嚇人的自然風光。最使我驚奇的是，我發現這種莊嚴偉大的情感竟然和任何高尚的革命願望無關。我相信，大自然是在這個春末夏初，差遣了這群眼睛亮閃閃的狗，向我首次昭示莊嚴。直到今天，我--想起這個夜晚，想起如晝月光下目光如炬的狗群，就禁不住喉頭髮緊，汗毛倒豎，就進入一種不能自禁的對大自然的崇拜。
我和狗都正人神，忽然村裡傳來嘈雜的人聲和什物碰撞的聲音。看樣子有人像我一樣發現了狗們的行動。他們弄出種種聲音把狗驅散。受了驚擾的狗群很快從我的視線裡消失了。不知它們是換了地方還是真的被人們軀散。一直到天亮，四下裡老有狗在狺狺地叫，使這天清晨怪異而不安。整個白天沒有人提這事，當然也沒有人出來對昨晚的驅散事件負責。我非常想問問除了我還有誰看見了昨晚對面山上狗們的行事，而且十分想問那些半夜大動幹戈的人為什麼要將它們驅散。但我記住了上次的教訓，所以像人民大眾一樣成熟地守口如瓶。
時間長了，對這類事兒我也沒了問的興趣，因為在這個不止草木萌動而是許多東西都在萌動的春末夏初，我見到太多畜牲們的類似行事，以及人們反覆演出的驅散事件，所謂司空見慣是也。有一次，我竟完全像個當地婆姨一樣，下意識地對一隻正在踩蛋的公雞大罵「和尚」！還如臨大敵地高舉起雙手作威嚇狀。站在母雞身上雄糾糾的大公雞著實受了驚嚇，落荒而去。之後當我悠悠地意識到什麼時，很為自己的舉止也變得那麼滑稽和沒來由而驚異。
人的記憶是最不可靠的東西之一。最近，一起插隊的北京知青聚會。大家對當年事情的記憶簡直是南轅北轍，相差千裡。他們說我曾經在楊家灣引娃娃，就是帶一些學齡前的兒童，讓他們的母親可以無牽掛地上山受苦。我說我完全不記得了。但是現在我想起來是有這事，因為要不然我記憶裡的以下這件也是發生在春末夏初的故事就失去線索了：有一個男娃和一個女娃，都是四五歲的樣子吧。有一天我帶他們和一群娃娃出去散步，忽然發現這兩個娃娃不見了。我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裡找到他們，我再也想不到他們會在做這樣的事！他們竟然在仔細觀察，然後撫摸對方的生殖器！顯然對它們的截然不同十分好奇。好在農村小孩子慣穿的開檔褲，使他們的舉動保住了起碼的雅觀。這時候的我雖然已經成熟老練了許多，但對眼前的事情仍然大緊張起來。我真拿不準自己是應該呵斥他們，還是上演一次驅散事件。但最後還是決定不動聲色的好。
我聯想起一些事情。好幾次我和娃娃們散步，碰上過村裡無聊男人，他們往往會臉上帶著粘糊糊的表情問：「娃娃，夜裡你媽在上面還是你大在上面？」
對他們問完後滿臉的得意和愉悅，娃娃們大多能夠老練而鎮靜地開口就罵：「和尚！」比我的反應準確迅速得多。
這使我逐漸明白了一個事實：村裡的成年夫婦和他們的未成年子女自古以來從不分室而居。所以這些屁大的孩子從記事起就耳濡目染，知道了我們這些城裡學生在生理衛生課上勉強了解的那些神秘知識。發生在我眼前的這個驚世駭俗之舉，實際上只是男女孩童之間的遊戲吧。而所有遊戲中的主要成分只是摹仿。
不久，傳來一個壞消息，這件事情讓我今天想起來還難受萬分。我們班一起來插隊的同學中，有一個分在另外的生產隊。她和外校的一個男生在勞動和生活中發生了感情，所謂感情充其量是拉拉手，親親嘴的事情。但不知道為什麼就鬧得沸沸揚揚，不曉得哪一級領導還把他們當階級鬥爭新動向抓了典型。他們問這個女同學是否和那男生發生過肉體關係，偏這個女同學屬於精神世界最純潔的那種，竟然以為拉手和親嘴就是肉體關係，懵懵懂懂就說那男生和她發生了肉體關係！結果那男生因此吃了大虧，給當做「流氓」抓到縣大獄裡。在以後漫長的日子裡，男女雙方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想，同樣的問題如果讓我帶的這些屁大孩子，甚至讓過完了春末夏初的我來回答，一定不會出這種令人痛心的錯誤。
秋天的時候，我被隊裡派到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是在一個叫李家灣的地方修水電站。我是隊裡派出的唯一女生，所以和不同隊裡派出的女勞力住在一起。
原來和這些婆姨女子睡一條炕還不是對我最大的考驗。我很快發現在同住的少數幾個人中有一種奇怪的關係。她們總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後開始不安分。我原以為她們在聊天或講故事，後來發現她們不只動口還動手。那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同性戀。也不知道人可以同時是同性戀，又是雙性戀。所以我雖然被這事攪得心煩意亂，雖然在又一次抓階級鬥爭的時候，有人把這件事半通不通地匯報上去，說有人搞流氓活動。但由於我已經經歷了春末夏初的季節，我現在至少知道它是一種和階級鬥爭或者革命理想完全無關的東西。我對前來調查情況的女幹部說，女民工幹那麼重的活，睡覺時已經個個像死人。再說都是女人，耍什麼流氓？那個女幹部是個回鄉知青，臉嫩得要出水，想必是屬於精神世界純潔的一類，聽了我的話遂羞得滿臉通紅，無言而去。
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很堅決地換了一個窯洞住，而且對那些女人說她們必須收斂，必須避人！
她們故意裝糊塗，乜斜著眼睛問我：「咋了？」
我強硬地說：「不咋，畜牲可以不避人，你們得避！」
說這話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成熟得簡直像她們的媽。
不過為了避免進一步的尷尬，趁她們還在我的複雜邏輯中打轉轉兒的時候，我趕緊拔腳而去。
春末夏初真是一個深刻的季節。當我穿行其中，終於走完這個季節的時候，我成了一個複雜的人。我的精神世界不再潔白如雪。但我卻更加鎮定、老練和有力量，或者套用海德格爾的話，更加「詩意地生活在大地上」。
但是30年過去了，無論怎樣鎮定或者詩意，我至今沒有勇氣再回楊家灣，因為我不知道怎樣面對現在大概已經做了祖母的三娃。這件事情對我們這些當年動手打人的人來說顯然是沒有權利要求寬恕的，甚至沒有權利再在三娃的面前提起。它只能永遠留在我們自己心上，它只應該在那裡永遠不癒合，永遠疼痛。深夜醒來，我又常常暗自慶幸，這傷口幸好沒有留在臉上，因為它是一個永遠抹不去的羞恥標記。
當我純潔，或者說智力有障礙的時候，我像魔鬼一樣傷害別人，現在我有了一顆平常心，成熟得像人家的媽，受益的卻只是自己。
還有人說命運是公平的麼？
○ 在那遙遠的地方，有四個好漢子
雖忍痛說出豪言壯語，心卻為深沉的失望所苦。
——彌爾頓：《失樂園》
據說黃土高原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居住，但楊家灣一帶的人大都只有三四代在這裡定居的歷史，細問問，大家都是「上頭」下來的。所謂上頭，就是綏德、米脂、佳縣、榆林一帶，靠近長城邊。
與陝西中部的八百裡秦川比較，陝北這地方自古以來並不適宜居住。聽說在漢朝以前，這裡的綿綿黃土還是由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覆蓋著。「十五英寸等雨線」經過陝西最北部，也就是黃土高原的最北部，將北方的遊牧民族與中原的古老農業文明在這裡劃分開來。秦始皇鬼使神差地沿這條線修起了長城。
這樣，長城腳下就有了戍邊的軍人。年深日久，這些為皇帝和朝廷守邊疆的人在這裡落地生根，繁衍後代。他們不僅憑藉長城，將剽悍的北方遊牧民族阻隔在毛烏素沙漠和陰山之間，更在生產生活和通商貿易中，使各民族間的文化和人種在這裡交匯融合。與此同時，東部的黃河將中原與這塊土地相對隔離，使它的風土人情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糅合了更多來自西北異域的品質和風格。這股西北來風，在吹入黃土高原之前，就已經是一種混合體。它起於北方民族驍勇善戰的馬上生活，挾帶著血汙腥羶。在遭到長城的阻隔之後，便沿長城西去。
遙遠的地中海波濤使這股西北來風溼潤溫柔，流連往返。但最終，它還是回過頭來，沿和平的絲綢之路，經新疆、寧夏、甘肅一路低吟淺唱再回到黃土高原。以我淺薄的文史知識，我相信這確實是在歷史上發生過的一幕。
第一次聽陝北民歌《蘭花花》的時候，我曾被特別地震撼過。第一段歌詞比較平穩和熟悉：「五穀裡那個田苗子數上高粱高，三十一省的女兒喲，就數蘭花花好。正月裡說媒二月裡定，三月裡交大錢四月裡還。蘭花花下轎來東望西照。瞧見周家的猴老子好像一座墳。」接下來說蘭花花有個情哥哥，沒嫁成情哥哥，嫁了個害癆病的人。婚姻不如意當然滿懷幽怨，曲調難免悽涼委婉。沒想到這以後，原來還在人們常識和意料之中的悽婉情緒忽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個三十一省最好的女子蘭花花，隔山吼喊給情哥哥的是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的蓄謀殺人計劃：先在飯食裡下毒毒死公公，再親手殺死丈夫。不僅如此，蘭花花在接下來的歌詞裡幻想自己已經得了手，她咬牙切齒地對自己丈夫唱到：「叫你死來你就死，你前晌死，後晌我膈夾包包跟上情哥哥走。」如此理直氣壯的婚外戀，如此驚心動魄的殺人預謀，如此這般大聲大氣地吼喊出來，顯見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中原儒家文化聯繫甚少。
楊家灣有四兄弟：大漢、二漢、三漢和四漢，四兄弟都身材魁梧，高額頭大眼睛，是楊家灣裡的漂亮男人。楊家灣的男人好看，這是我們一進村就發現的事情。我老想，說不定他們的祖先都是些戍邊的軍戶，更說不定他們的脈管裡真的流著匈奴單于、蒙古王爺或者突厥公主、回鶻女郎甚至阿拉伯美人兒的血呢。
沒想到，這種歷史遐想中的浪漫色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喪失殆盡，這以後的很長時期，我陷在一種悲觀主義中。
大漢是延長油礦的工人。延長這地方歷史上就出石油和煤炭，中國的第一口石油井就打在這裡。楊家灣的人誰能不上山受苦，而是到油礦上當工人，就是最體面的人物。大漢是村裡唯一有這好命的一個。
但是我們到楊家灣的時候大漢卻因為這好命而坐了牢，說是因為在礦上參加文革武鬥打死了人。問起怎樣打死人的，沒有人能說得清。但是只要談起大漢，楊家灣人都會露出敬佩的神色：「大漢？那人能行！殘得很哩！（這個殘忍、殘酷的殘字用在這裡，並不如字面上只有貶義。而是說到做到，果斷堅定，大義凜然的意思。）他領幾十號人，胳膊上都系紅帶帶，手裡提根棍。油罐車頂上坐滿，在這川裡面忽隆隆上去，忽隆隆下來，威風得不能。」只有他大（爸）他媽提起他嘆氣，說是不如當初在窯裡受苦。
二漢有病，年輕輕地不知怎樣就得了慢性肝炎。他的面孔總是蠟黃，但是病中的英俊男子似乎更讓人動惻隱之心。每次見到他我都想起《水滸》中那些落草的受難英雄，比如病關索楊雄或者病大蟲什麼的。他常蹲在自家澗畔上默默瞭望遠山。時間長到我開始幻想二漢早晚會化成一尊雕像，這雕像可以命名倔強，也可以命名無望。每逢我沉入冥想的時候，二漢往往很配合我，他一動不動地蹲著，只有兩隻眼睛犀利有神，使我覺得對面山上的黃土已經被他的眼睛挖出了一對又一對的窟窿。他有文化，先當了幾年的民辦教師，聽說是很不錯的教師，很努力，有希望轉成公辦教師來的，後來得了病就只好收拾行李回村來。他病，自然和我們一起上山受苦的時候不多。
加上他待人冷淡而高傲，笑容和話都少。有一次他病得厲害，嘔血不止。家人一大早張羅著往公社醫院送。三漢和四漢慌慌地套了驢車，從窯洞裡把他抱出來。二漢的肚子又大又圓，脹滿了水，已經走不了路，但是神志很清醒。他對哭哭啼啼的婆姨厲聲說：「哭甚哩！悄悄兒！」婆姨面無人色地住了聲。他大他媽慌慌張張跑來，兩人心急氣短，哆嗦得話不成聲。圍在近旁的兄弟子侄、嫂子、弟媳婦們雖然有一大堆，但一個個方寸大亂。二漢的臉上只管淡淡的，眼睛裡乾燥無光，一頭亂髮被嘔出的血凝住，像個扁平的帽殼奇怪地戴在頭上，看他的膚色，也已經像黃土一樣鬆散黯淡，那樣子竟已是身心俱死。誰也沒想到他的病情還會好轉，三幾日，二漢又回到村裡，又蹲在自家澗畔上遙望遠山。只是大家這回都知道他得了肝上的病，傳染。所以他的日子更冷清些。
有一天傍晚，我路過他家，遠遠看見他又蹲在澗畔上。正在我琢磨今天這個姿勢應該叫倔強還是無望的時候，我聽見他婆姨在窯裡喊他進去吃飯，他明明聽見了，就是不做聲。一會兒，暮色中一個男娃磨磨蹭蹭走近他，囁嚅不清地央告著：「大，回窯……吃飯……」二漢抱住那小身影，用自己的衣服緊緊裹住他，兩個身影變成了一個。父子兩個都不做聲，婆姨也沒聲響，連燒火的風箱也停了，窯裡窯外一片寂靜。
我心裡一陣難過，為這婆姨娃娃將來的無靠，更為這五尺高漢子現在的無奈。但不知怎麼一來，我在難過中又有了一種歡快，和二漢比較，我覺得自己從哪方面來說都是一個太走運的人。雖然我知道看人家受苦時這樣想實在不怎麼樣，但我就是沒辦法不這樣想。先為自已原來的不知足而出了一身冷汗，又由於自己的幸運高興得出了一身熱汗。寒熱往來的，第二天竟然抱病不起床，自己給自己免出一天工。懶懶地躺在炕上時，我又想到二漢一向的冷漠和高傲，而且覺得他這種態度很對頭。因為一千個見過二漢的人一定有千個像我這樣，在憐憫之外更多是慶幸。二漢難道不應該對報有這種想法的人表示輕蔑和決絕嗎？細細想來，我也許是從那個懶懶地躺在炕上的時刻起，下決心不管今後碰到什麼事情，絕不抱怨命運對我不公。因為用這種慶幸的自私心理分析了二漢處境，才叫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不幸。
二漢的婆姨高個子，是個爽快利落、乾淨大方的人。我曾經滿懷同情地問她，二漢這麼年輕就病得這樣子，「你熬煎不？」她想了想，對我說：「罷！（就是不的意思）」我又問：「咋不熬煎哩？」她回答得更快，因為胸有成竹，所以還是一個雄辯的反問句：「哪輩子沒有這樣人呢？」我小小地吃了一驚，沒想到一個陝北鄉下女子，能夠從這樣橫貫古今、俯視人生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命運。我一時很為二漢欣慰，他婆姨有如此堅定的信念，他應算是終身有靠了。
三漢是好看的四兄弟中最好看的一個。健壯挺拔，筋骨勻稱。面孔稍顯黧黑但膚色油亮。他一笑就露出虎牙，由於他太愛笑，我很容易地發現他有一口在當地人中少見的、潔白整齊的牙齒。
這年春旱，一冬天雪少。立了春，又是一點一滴的雨雪沒落。快到播種的時候，地裡幹得冒煙。幹得冒煙並不是一個比喻，而是一陣風來，把田裡的黃塵颳起，真的冒起一陣黃煙兒。我們這時候已經很有點勞動人民的感情，真為播不下種子，或者耽誤了農時而發愁。可村裡其他人好像都沒有我們知識青年愁得厲害，他們每天照常上山去犁那些冒煙兒的地。眼見得節氣就剩兩三天了，村裡人還是照樣。我沉不住氣，很想找人問問。這幾天上山受苦，我和一頭牛分給三漢，我牽牛，牛拉犁，三漢趕牛和我。犁一天冒煙兒的地，三漢掙十二分，是最好的勞力才能掙的最高分。牛掙一頓草料和兩把黑豆，我掙三漢的一半不到：四分半。
我們三個當時一定都覺得挺公平，因為我們相處得很融洽。歇歇兒的時候，我問三漢老不下雨怎麼辦，他露出一對虎牙，曖昧地笑著說：「他下呀，他下呀。」這個「他」顯然是指老天爺吧，可三漢怎麼知道老天爺下不下雨呢？再問也問不出第二句話來。這天夜裡，當真就下了一場透透兒的雨。第二天起，全村人上山下川摸爬滾打，把種子全種下了地。等喘過氣兒來，我又去問三漢：「你咋知道會下雨？」他一下沒明白，問我：「我咋知道會下雨？」我說：「你說他下呀，他下呀，他咋果然就下了呢？」這回三漢聽明白了，虎牙又露出來，紅著臉說：「球實哩，我知道個球實哩，我只知道老天爺不能把人往死裡餓哇，他不下咋？他得下哩嘛！」我為三漢這超級智慧而目瞪口呆，一時有又點兒拿不準這到底是不是智慧。
就像我後來又有點兒拿不準二漢婆姨說「哪輩子沒有這樣人」的時候，到底是信念堅定還是痛苦太多以後的麻木一樣。但有一點我會意出來了：樂天知命是一種品質，是生產方式落後和命運悲慘的人們的特徵。淵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這種東西最有利於安定團結。中國老百姓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安分守己，最熱愛和平的人民。
天天在山上受苦，我們開始討論什麼是最難受的苦。三漢說是伏天在川裡鋤最後一茬玉米。因為川裡本來沒有山上風涼，又是一年中的最熱季節，一人高的玉米像一頂密不透風的帳子，玉米揚的花落在身上，出汗時特別刺癢難耐。四漢卻說是收秋，因為要往窯裡「捍」。陝北人將擔、扛、背、
馱總稱為一個「捍」字是有道理的。因為沒有大牲口，毛驢車也捨不得用，我們這地方一年收下來的所有糧食：梁、麥、菽、黍都要憑一條繩子和人的肩膀往回運。山陡路遠，運糧食的具體姿勢常常多變。所以略去擔扛背馱的分類，總稱為「捍」，意為不拘小節地帶回來，是很省事又準確傳神的。三漢和四漢一開始各執己見，後來我注意到，四漢抿嘴不做聲了，看樣子是習慣讓著三漢的。四漢比哥哥們還忠厚老實，是四兄弟中唯一沒有成家的一個。
秋後聽說家裡給四漢說親了，四漢不願意，因為開始徵兵了，四漢想去當兵。三漢是民兵連長，當然也給弟弟使勁兒。但是不知為什麼楊家灣一個青年也沒當上兵，三漢和四漢那一段垂頭喪氣的，村裡少了許多笑鬧聲。
四漢不久結婚了，聽說女方原來是他中學同學。四漢結婚時，我們知識青年都去串門。那天四漢臉上冷冷的。我先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我們知青中有一個人說了一些要紮根農村，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話。四漢聽了竟然激動得紅了臉。我不喜歡講話那人，也不喜歡他講的這番話。此時看四漢的神色，就幸災樂禍地湊上去問：「咋？說得不對？」四漢說：「說得對！可說這些管甚哩，遲早你們是個走，甚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哩。」我碰了一鼻子灰，沒有再說什麼。當時我雖然不喜歡有人來不來就念紮根經，但也確實沒有想到走，我好像在潛意識裡已經接受了上山下鄉的安排，並且把改造農村的落後面貌當成今後的革命目標。所以對四漢的說法也不以為然，認為是他沒有當上兵，心裡不高興，所以改變了往日忠厚老實與人無爭的稟性。可是不知怎麼又想起了另一件四漢發火的事情。
收穫的季節，我們從山上「捍」穀子回來。一條手指粗的繩子的中間部分用來捆穀子，兩頭剩餘部分挽成兩個圈圈，套進人的肩膀，使穀子和人聯成一體，或者說是讓穀子長上兩條人腿，人和穀子一同走回家。山高路遠，進村的時候，天已經擦黑，朵朵、毛毛和我以及三捆穀子走到場院的時候，我發現朵朵開始以一種怪裡怪氣的姿勢晃動肩膀。我愣了一下，隨即明白她是沒有力氣把肩膀從圈圈裡掙脫出來了。我想上前幫她一把，但是發現自己雙手和雙肩也都麻木得不能動。毛毛一定也和我們處在相同的境地，因為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容易才從那一大捆穀子中脫身。
我和朵朵恍然大悟，嘻嘻哈哈正準備照章辦理。只聽得背後有人兇巴巴地說：「操心！閃了腰！」我和朵朵肩上同時伸過一雙手，每隻手一邊使了一點向上提的勁兒，那點兒勁別提多合適多妥帖了，使我和朵朵一齊卸下了肩頭的千斤重擔（顯然千斤不是事實而只是比喻）。幫忙的是四漢。我們想道謝，只聽得四漢更兇狠地說：「瞎球實鬧！一群女子，何苦來受這苦！」說完，自管自走掉了。天已經黑，看不清四漢的表情，但他的口氣簡直要把我們一口吃掉。真不知道他的火氣從何而來。這裡是貧困的地方，土地貧瘠，單位糧食產量一直在一兩百斤。現在每個百十人的村子裡憑空來了十幾號大男大女，我第一次想到，也許這裡的人並不歡迎我們？看樣子不管我們怎樣想，怎樣說，在他們眼裡，我們和他們不是一回事。
這年冬天大漢也從監獄裡放回來，說是保外就醫。因是戴罪之人，大漢很少走下自家的澗畔，遠遠地望著大家，他果然是一臉剛毅，神情中有一種優越和隔膜，大概不是因為打死過人，而是曾經擁有一段與眾不同的生活吧。
大年初一早上，四兄弟齊刷刷從村中走過，大約是給父母拜年。走到與我們知青窯洞一溝之隔的他們父母窯跟前，他們大出來迎。我才發現四兄弟的父親並不太老，雖然腰微微地彎了，但仍然是個健壯男人。這漢子臉上現出感動的樣子，一家人大約很難這樣湊在一起。五個魁偉男人站在村子裡，不知怎樣就聚起了一股雄渾之氣，四周的山都矮小了許多似的。我正在這樣看著他們時，心裡忽然出現了一個怪念頭。我對自己說，如果他們之中有一個回頭看我，我從此把他們當親戚或者可以信任的人，把楊家灣當親戚或者可以信任的地方。如果沒有人回頭，就從此井水不犯河水，熄滅自已進入楊家灣人生活的念頭。我敢肯定，他們感到了我的目光，但從始至終，沒有人回頭。
我就是在這一刻感到了悲觀和虛無。無論對別人接受再教育的譁眾取寵還是對自己改造農村落後面貌的真誠都大感失望，一堵高牆升起在現實和我的理想之間，身處其中的楊家灣一下子遙遠得只可望而不可及，輕盈得可以隨風而去。
聽說楊家灣現在已經很富了，那整條川地底下發現了更多的石油，油礦打井，付給農民許多錢，農民拿了錢，沒了地，所以許多人已經不種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當年被玉米花子鬧得心煩意亂的地方現在都樹立著採油樹了。四漢說過，「遲早你們是個走」，他說對了，當年的知識青年中沒有一個人留下來。夢裡我沒有見到四個漢子，實際上我巳經記不太清他們的樣子。但我當然是應該夢見他們的，當年他們像商量好了似的沒有一個人回頭看我，對我是太大的恩惠，至少使我知道井水河水確實是不一樣的水，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有難以測量的距離，使我在熱情狂熱的革命年代少走了許多彎路。
楊家灣，你為何始終這樣輕盈、遙遠？
四好漢，你們的兒子孫子現在還像你們一樣，想離開這個遙遠的村莊麼
原創：羅點點
來源：上海知青網
（本文選自《紅色家族檔案》，羅點點／著，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