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協將推二次降薪：外援頂薪僅剩稅前300萬歐

記者陳永報導 2018年底，中國足球第一次降薪方案公布，從2019賽季起，「六個帽子」正式實施，包括支出帽、注資帽、虧損帽、薪酬帽、獎金帽和引援帽，其中薪酬帽，也就是降薪方面規定，國內球員年薪限額稅前1000萬人民幣，正式的國腳有20%的上浮。

2019年12月31日公布的政策，國內球員限薪標準不變，外援稅後300萬歐元。

最新消息則顯示，第二次降薪即將實施，根據本報此前了解到的消息，大概率的方案是：國內球員的年薪限額稅前500萬人民幣，外援年薪限額稅前300萬歐元。

這仍舊是一個醞釀已久的動作，足協方面的思路非常簡單和清晰：在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眾多俱樂部紛紛退出、2020賽季中超近半數俱樂部（包括多家大俱樂部）出現不同程度的欠薪、拖欠轉會費，以及疫情進一步衝擊了俱樂部生存環境的大背景下，保障俱樂部的生存成為中國足球的當務之急。

對於更大幅度的降薪，球員自然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俱樂部的態度頗為微妙：眾多中小俱樂部其實是樂見其成的，因為這會很大程度上改善他們的生存環境，而且減輕了他們的壓力，「足協的強制要求，俱樂部也沒辦法。」他們會對球員這麼說，然後內心偷偷地歡喜。

當然，也有部分俱樂部有異議，因為球隊的管理確實要面臨極大的困難，而有想法的俱樂部（希望成長為大俱樂部或者目標奪冠的俱樂部等）更會直接反對。

更大的反對者或許在媒體和球迷層面，因為中超此前的瘋狂發展已經營造了一個泡沫化的、虛擬的中超大市場和大產業。

一個關注點在於公平的問題。這個命題或許如同中超賽制一樣：改為賽會制和兩階段的比賽，就不可能有絕對的公平，只能追求規則下的公平，而降薪，不可能符合所有俱樂部的利益，也絕不是一個可以達到100%對中國足球有益的事情，但只要符合更多俱樂部的利益，能夠緩解當前普遍性的俱樂部困境，足協就有理由有底氣去這麼做。

降薪的另一個初衷是促進留洋，但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一個前提無法改變：按照中國足球運動員的水平和青訓的水平，未來5到10年內中國足球都不具備留洋高水平聯賽的條件，如果留洋二級、三級聯賽，其收入未必能夠超過稅前500萬人民幣。所以，這個為降薪「貼金」的藉口，不提也罷。

降薪也面臨諸多的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一，降薪理論上應該由職業聯盟討論並作出決策，但中國足協承諾的職業聯盟至今尚未成立。未來如果成立之後，政策如何延續，職業聯盟還是否具有相關的決策權，需要重視和探討。

其二，降薪幅度的合理性問題。稅前500萬人民幣，稅後在250萬到300萬左右，而在2004年，中超頂薪就超過了這個數字。

其三：突擊籤約的事情解決起來相對麻煩。如果買斷，反而在短期內加劇了俱樂部的負擔，如果廢除，則違反合同法。

其四：歸化球員遭遇滅頂之災，歸化球員等同於國內球員，如果嚴格監督並執行，一方面現有歸化球員或流失，另一方面未來歸化球員難度接近100%。

其五，外援水平的下降或降低中超的吸引力，也會較大幅度影響中超的贊助和其他相關收入，此外也必然會影響中超在亞足聯的影響力，比如亞冠，甚至不排除進而影響國家隊。

最後，連續的、幅度過大的降薪其實對於青訓同樣會有相應的衝擊，會影響青訓機構及青訓球員家長的信心。

總體上，降薪，為俱樂部減負，保障俱樂部的生存是大勢所趨，中超並其實並不是完全的職業聯賽，中超也確實不可能完全市場化運作，因為中超投資人的想法就千奇百怪，而且沒有幾個投資人會真正關心市場行為，在這個背景下，整體的統一的規劃和調整也是當前中超態勢下的一種可行性手段。

但必須要說的是，連續的、大幅度的降薪帶來的問題也確實不少，所以充分的調研和溝通便是當務之急，在職業聯盟尚未成立的情況下，至少中國足協需要在中超（中甲及中乙）俱樂部總經理聯席會上獲得足夠的支持，才可以最大幅度地降低其負面影響而儘可能凸顯其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