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去世,他擔得起「出版家」的稱呼

2021-01-12 第一財經

1月10日早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總經理、原《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在北京去世,享年90歲。

今天一整天,學人和出版人都在朋友圈或者微博發文哀悼。大家不約而同用上「出版家」來形容沈昌文,「他是擔得上這個稱呼的。」學者江曉原告訴第一財經,《讀書》雜誌是中國讀書類雜誌的範例,對一代人的人文思想起到重要作用;沒有沈昌文在上世紀80年代出的一系列好書,也就沒有今天的三聯出版社。

令許多學人和出版人懷念的,不只是沈昌文在出版領域做出的成績,還有他的人格魅力和性情。作家止庵在接受採訪時說,沈昌文圓通的處事方式對他的影響很大。在他看來,正是因為沈昌文的人格魅力和處事方式,才讓他在八旬高齡依然能在出版界做一些事。「很多他這個年齡的人都成為過去了,而他只是老了,卻一直在,從未』過去』。」

《讀書》的人文啟蒙

沈昌文長期執掌《讀書》雜誌。在那個改革開放啟動不久的時代,「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為創辦宗旨的《讀書》,無疑給知識界帶來一股春風。從創辦開始,《讀書》就匯集了中國文化界一批忠實讀者,並影響了一代代知識分子。

「我有全套《讀書》雜誌!「江曉原頗為驕傲地說。1979年4月《讀書》雜誌創刊時,他正在南京大學天文系讀本科二年級。當時南大校門口有個書店,很多同學都喜歡去逛,他在裡面無意間發現《讀書》,之後每期都買。

江曉原不僅雜誌上的文章全都讀了,還整整齊齊收藏了。幾年前,《讀書》主編鄭勇去江曉原上海家中拜訪,無意發現書房裡長長一排雜誌後很是激動,還專門合影留念。

「我之所以長期喜歡《讀書》,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讀書》的許多文章有思想性,討論的都是知識分子感興趣的話題;二是《讀書》上的許多文章與其他雜誌明顯不同,文章寫得很好。」江曉原說。

因為類似原因被《讀書》吸引的還有80後媒體人郭洛瀅,至今她保存著本科時買的幾本《讀書》雜誌,並把它們從成都帶到了上海。「保存雜誌是有種念舊的感情,《讀書》在很多年輕人的人文思想形成階段起了作用,所以讀者對它的感情就和其他讀物不一樣,會一直收藏著。」江曉原這樣解釋。

對於《讀書》雜誌這種獨特的風格,沈昌文在他寫的《也無風雨也無晴》中說,當時《讀書》上選用文章的要求除了「厚積薄發」,就是講求文採,為此還退掉過很多著名學者的稿子,因為觀點雖然不錯,「但是文筆實在不行」。

江曉原說,有段時間《讀書》變得不是那麼好看,原因之一就是刊登的文章失去了文採,另外就是當時有人認為《讀書》要和國際接軌,應該討論西方人感興趣的話題。所幸這個過程不長,很快就被扭轉過來,「那個階段對《讀書》來說是比較可惜的,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掉粉』。」

影響巨大的《第三次浪潮》

在擔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期間,沈昌文還出版了很多至今經典的好書,例如楊絳的《洗澡》《幹校六記》《我們仨》,巴金的《隨想錄》,還有蔡志忠的漫畫系列。

同時他也非常關注西方文化世界的動向,翻譯引進的很多書在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思想家阿爾文·託夫勒(Alvin Toffler)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成為當時思想啟蒙重要的幾本書之一,1983年引進中國後,國人在書中第一次知道了電腦、網際網路,很多如今的網際網路大佬都是從這本書開始接觸到網際網路。

「這本書在美國影響大,但僅僅是一本社科書,不像在中國,直接參與到改革開放、社會變遷的歷史進程。」歷史學家雷頤在託夫勒去世時評論,「中國的網際網路技術並沒有落後特別多,就跟當時的領導人接受了』新技術革命』有關」。

沈昌文還出版了荷蘭裔美國作家房龍的《寬容》,這本書的後記中寫,「倡言思想的自由,主張對異見的寬容,譴責反動分子鎮壓新思想」,《寬容》出版後成為震動出版界的作品,發行量達到五六十萬冊。後來,沈昌文把包括《寬容》《異端的權利》《情愛論》等書列為「文化生活譯叢」,成為三聯書店的經典系列。

「三聯出版社今天在知識分子心中有非常高的地位,是由當時思想解放運動中起的作用奠定的。從這點來說,沈昌文的貢獻不管是對讀者還是對出版社,都是功不可沒。」江曉原說,「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三聯出版社」。

出版家的餐桌

《讀書》雜誌,一如沈昌文的性格,兼容並包、謙遜圓通。1980年代主事《讀書》以後,沈昌文就一直希望廣開言路,容許各方觀點的存在,同時,求賢若渴,求稿若渴。

一本廣有影響力的雜誌背後,是主編與知識界的緊密聯繫。工作往來之餘,沈昌文也和各路作家、知識分子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結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迎來送往不斷,頗有「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架勢。「沈公」的餐桌,在北京一度很有名氣。

對愛組飯局吃飯這一點,沈昌文從不諱言。他曾經說:「我是主張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關係,我沒別的手段,只有一條——吃。因此到哪裡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歡吃什麼。飲食便於進入主題,就有話可談了嘛。」

有幾年,沈昌文接待外地到北京的客人,也時常拉上止庵作陪。在止庵印象裡,沈昌文組織的飯局,常常是六七個文化界的人。他就在餐桌上見到過不少作家、學者,比如李慎之、於梨華、王朔等。

沈昌文愛吃、懂吃,「他腦子裡基本上是有一張北京(美食)地圖,哪一家飯店什麼東西好吃,他都知道」。止庵記得,每次吃飯都在不同的館子,消息還特別靈通,一家餐館菜品質量好的時候,他會光顧,一旦質量下降,他就不去了。而且他去的館子,通常都不是什麼高端、奢華的場所,但總有幾樣菜是特色。因為在上海長大、祖籍寧波,沈昌文十分鐘愛江南菜,尤其是上海本幫菜,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說,他口味偏甜,在北京也有分店的上海老字號本幫菜館「美林閣」是他一段時間裡時常光顧的地方。

「沈公是非常懂老派規矩的人」,沈昌文點菜的路數,令止庵影響頗深。在他的觀察中,沈昌文在他宴請別人和別人宴請他這兩種情況下,點菜有明顯的區別。「別人請他的時候,他一般都點的少一點,便宜一點,到他請別人,就不一樣了。」

「他圓通,但不喪失自我」

沈昌文的影響力,不只是因為三聯書店總經理和《讀書》主編的名頭,在許多文化界人士的眼中,沈昌文是一個極有人格魅力的人,隨和,笑眯眯的,為人謙虛,可到哪兒都是主角。出版社開會,一屋子文化人坐在一起座談,沈昌文發言不長,卻總是精彩、風趣,很吸引人。「他特別聰明,很難找到像他這麼聰明的人了」,止庵說。

對止庵來說,沈昌文主事時的《讀書》對他起到了啟蒙的作用,「就是我從雜誌當中看到了原本不知道的東西,但說它在思想史上有多高地位,也未必」。後來,因為近距離接觸了沈昌文,止庵反而是在老人的為人處世上受到了不小的影響。他告訴第一財經,沈昌文為人處世特別圓通,這一點,也是他遭到一些人詬病的地方。「一些秉持堅定原則的人認為他是太圓滑了,但我理解,他們這一輩人,不圓通,很多事情就辦不成」。止庵覺得,沈昌文為了成事,常常會犧牲一點東西,但他不會「喪失自我,而是保留了自己的絕大部分」。

「他性情特別好,特別特別好」,止庵說。最近幾年,他很少參與沈昌文的飯局,是因為老人「腦子還特別清楚,但耳朵不行了」。別人和他說話,需要很大聲才行,漸漸地,老人逐漸變得沉默,不再像以前那樣快活、話多。「我看著挺心酸的,不願意看到老人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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