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文化學者沈昌文於今晨去世，享年90歲。
朋友圈裡一片哀悼。很多40歲以上的人，都曾受惠於沈昌文，他們讀過《讀書》雜誌，或在八九十年代讀過三聯出版社的各種譯著——這背後，沈先生功不可沒。
這讓人欣慰。在作家、學者背後的出版家，終究被讀者記住，這或許正是「文化」一詞的應有之義：它包括創作和閱讀，也包括一個廣義上的環境和一個共同體的努力。
沈昌文的功勞，媒體關注點主要是「兩刊一社」。兩刊是《讀書》雜誌，和他退休後創辦的《萬象》，「一社」是他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對三聯出版社的貢獻。有了這「兩刊一社」，沈昌文足以稱得上中國最優秀的出版家之一了。
今天，在追思沈先生的時候，我們可以試著更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一個職業出版人，應該有怎樣的品質？
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立，和人們對《讀書》雜誌的評價有關。沈昌文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者或知識分子，但是他負責《讀書》時，成就了該刊的榮耀，也影響了無數讀書人。等沈先生退休，從汪暉開始，負責編輯《讀書》者就是「更專業的」學者了，但這本雜誌的影響力卻一路下降。
這當然有時代的原因。80年代的人們，更「求知若渴」；從90年代後期開始，人們在文化上的選擇更加多元。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沈昌文負責《讀書》時，有他自己的一套。其中最大的優點，恐怕就是開放性，正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專門學者，他反而可以接納各個領域的新知和探索。
他願意出一切好書，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80年代初，三聯出版社剛開始恢復業務，沈昌文想辦法從美國弄來大量公版書來翻譯出版，奠定了這家有威望的出版機構未來幾十年的格局。
他在學科和流派之外，秉承一種開放和包容的精神，為一切有意思的、有價值的知識搖旗吶喊，這就是他作為一個出版家的品格。用馬克斯·韋伯的概念來看，沈昌文是「以出版為志業」的，從他離開上海到北京當校對開始，他就有了這種自覺。
在此，我願意提及沈昌文從事出版工作之前的狀態。在上海時，他最初是金店的學徒，本來也想以此為生，日後成為一個出色的經理。他如饑似渴學一切東西，包括讀文化類的書籍（這一點決定了他後來的職業走向）。後來，有人提到沈昌文作為一個上海人的「精明」，其實這種氣質，就是來自他早年對經營的興趣。
從上海到北京，他小心翼翼，始終以一個學徒的心態面對世界。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中，他詳細寫了向各位前輩學習的經歷——那些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可能不喜歡周圍的知識分子，但對這個上海來的「學徒」卻非常喜歡，帶他進入出版社的核心層。
他是把出版當成一種客觀性的技藝，來追求它的完善，而不是文化人的情懷，這恰恰是沈昌文的可貴之處。過分強調情懷，會把出版視為一種手段，目的是出版之外的價值——推動社會進步；而專注於技藝本身，更是一個職業出版人該堅守的精神。這一點在他退休後表現得更加充分。離開原來的單位後，沈昌文表現更活躍了，80歲後，仍然像剛入行的年輕人一樣，為出版一本漂亮的書而開心。
在出版界，「沈公」是傳奇般的存在。我們今天追憶沈先生的道路和貢獻，更呼喚中國出現更多職業出版人。這一行是服務於作者和讀者，但它也有自己獨立的職業理想和職業光輝，值得把它作為志業，而不僅僅是一種謀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