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佛教，又稱漢語經典系佛教或漢地佛教，是指在中國漢地用漢語傳教的佛教體系，漢傳佛教屬於大乘佛教。公元1世紀，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歷史上，漢傳佛教同時受到北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的影響，但以北傳佛教的影響力較大，南傳佛教只在雲南等地流傳。漢傳佛教的影響力，伴隨中國勢力傳播至朝鮮半島、日本與越南等地，並且影響了後世的藏傳佛教。實質上，漢傳佛教可以說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別於藏傳佛教之顯密並重，漢傳佛教的宗派以顯宗為多。另外，儘管漢傳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當年經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的佛教也包括了流傳遠不如大乘佛教廣泛的小乘佛教。
在隨後的十多個世紀中，佛教克服了中印兩國語言、文化的差異，消弭了中國本土宗教的排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派系，漢傳佛教的發展歷程了四個階段。
關於佛教何時傳入中國，歷來說法不一。據《魏書·釋老志》記載： 「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今巾亞南部）王伊存口授《浮屠經》。 意思是說，漢哀帝年間，秦景憲在大月氏時，蒙國王伊存親授《浮屠經》，有人認為這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始。但更多的人則傾向於佛教於東漢年問傳入的說法。據《後漢書》記載：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漢明帝做夢夢見了一個金光閃閃的人在殿前飛翔，第二天，漢明帝詢問群臣，太史傅毅告訴漢明帝：我聽說西方天竺（印度）有一位得道的神，號稱佛，能夠飛身於虛空中，全身環繞著日光，您夢見的大概就是佛吧！漢明帝對傅毅的話很感興趣，於是便派羽林郎中秦景、蔡情、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出使西域。三年後，使團從西域請來了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位僧人，並帶回了佛像和經書，漢明帝隨即在洛陽建立了白馬寺，將佛像、經書放置寺中，這是中國第一座寺廟的由來。此後，攝摩騰和竺法蘭又將他們帶來的佛教經書翻譯為漢文，中國第一部佛經《四十二章經》就此成書。當時，人們大多認為佛教屬於神仙方術，佛教主要傳播的地區只局限在長安、洛陽、徐州一帶。
三國時期，天竺、安息（今伊朗的呼羅珊地區）、康居（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洛陽，從事譯經工作。月氏後裔支謙和康居人康僧會前往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當時的譯經和佛教教義的宣傳工作，為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兩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更多人開始在宗教中尋找精神安慰。在統治階級的推動下，佛教逐漸傳播到了中國各地。尤其在南朝，歷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自稱「三寶奴」，不僅建立了大批寺廟，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還曾四次捨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北朝雖然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歷代帝王對佛教還是比較扶植的。比如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營造了龍門石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以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比較著名。此時，中國也有一批佛教信徒去印度遊學，如法顯、智猛、宋雲、惠生都曾去北印度巡禮，帶回了大批佛經，並進行翻譯，許多重要的佛教著述先後問世，研究佛教的風氣成為一時之盛。
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改變了北周武帝滅佛的政策，下令修復了在北周禁佛時期被破壞的寺院，允許百姓出家，並在首都長安選聘著名學者從事佛學研究與宣講。隋煬帝即位之前，就在揚州建立了慧日、法雲二佛寺和玉清、金洞二道觀四大道場。他即位後，又在全國廣建佛寺，並在洛陽上林苑設立譯經館，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
唐代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採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5年），玄奘自印度求法回國，朝廷為他設立了大型譯場，讓他主持進行譯經、宣化工作，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武則天統治時期，在全國各州建造了大雲寺。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祿山、史思明起兵反唐，百姓多逃至寺院避難，寺院也趁機擴張勢力，逐漸形成了獨立的寺院經濟。直至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發起了大規模的禁佛運動，給佛教以很大打擊。
隋唐兩代，譯經工作大多由國家主持，譯經的數量和規模都遠超前代。不僅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前往印度遊學。這一時期，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以往，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都已經傳入中國，這為建立中國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八個佛教宗派先後建立，分別是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淨土宗、禪宗、律宗、密宗，後人稱之為「八大宗派」，它們的建立標誌著中國佛教理論日益成熟，已經脫胎於印度佛教而自成一體。隨著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中國佛教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在宗教、文化上的聯繫。
除了佛教宗派的成立，隋唐的佛教藝術更是繁榮昌盛。佛教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成就，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
北宋初期，改變了五代後周排斥佛教的態度，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這時，西域、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譯經規模超過了唐代，但成就稍遜。在佛教宗派中，以禪宗中的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宋徽宗時（公元1101～1125年），由於他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使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時期，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於官方的限制，佛教除禪宗、淨土宗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由於禪宗提倡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而淨土宗強調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故能綿延相續，長遠流傳。
佛教中國本土化在隋唐時期已初步完成，而儒、釋、道三教的合流則在兩宋時期。宋代中葉，一些儒家學者以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為武器，紛紛著書立說對佛教進行評判，歐陽修的《本論》、石介的《怪說》、孫復的《儒辱》就是其中的代表。面對儒家學者的排斥，佛教則主張三教合一，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契嵩，他在著作《輔教篇》中指出儒、佛二道都是教人為善，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而且，佛教不只在理論接近儒家，在僧人的修養和生活中對儒學也有所借鑑。此時，經過幾次滅佛的打擊，中國佛教僧人為了生存與復興，逐漸拋棄了印度原始佛教的烙印，而開始向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靠攏，竭力變出世為入世，努力向朝廷與帝王示好，在生活作風上則開始學習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與作風，以求儒家學者的接納。經過僧眾的諸多努力，儒家學者加深了對佛教的接觸與理解，並在吸收佛教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學——程朱理學。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則加以排擠，漢傳佛教各大宗派的發展因而受到限制，各宗派在元代繼續融合，逐漸走向世俗。
明朝建立後，廢除了藏傳佛教在內地的特權，致力於對漢傳佛教的整肅工作。明太祖時期，制定了嚴密的僧官、考試等制度，主要內容是將僧官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大系統，並將全國的僧尼編錄成「周知板冊」，藉此來淨化僧尼隊伍。對於僧尼管理，朝廷則每三年舉行一次考試，成績合格者才能被授予僧人資格。明代末年，社會動蕩，大量難民流往寺院，佛教開始出現復興的氣象。這時，禪宗臨濟宗的雲棲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天台宗的藕益智旭四僧，進一步融合各宗思想，主張三教合一，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平民的信仰，號稱為「明末四大高僧」。
清代初年，政府為了籠絡蒙古和西藏，頗為尊崇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則沿襲明代制度進行管理，對僧人和寺廟的管理更為嚴格，佛教日益衰敗。尤其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國力衰微，佛教更是一蹶不振。直至近代以後，佛教在家弟子的勢力逐漸崛起，居士佛教逐漸成為佛教的主力。如彭紹聲、楊文會等人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了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闢了新的方向。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閒、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開始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