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鳴
萬物皆變，這是哲學的基本理念。無論是古希臘「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的箴言，還是古代中國「生生不息之謂易」，講的都是這個道理。
關於變，有兩個側面的內涵，一個側面：變是必然的，不變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側面：變是必須的，不變就不可能存在。但具體到某一個有特定內涵或質的規定性的客體來說，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變中必須有不變，必須有相對的穩定性，特定階段變化中的質的規定性是不能變的。如果把不能變的給變了，就會喪失根本。
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例，與我們對傳統社會主義的認識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實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我們一定要搞清楚這個「改變」是什麼樣一種改變，一定要搞清楚社會主義什麼是可變的，什麼是不可變的？什麼是必須變的，什麼是絕不能變的？
比如說，改變是從小孩變成大人了呢？還是從張三變成李四了呢？這兩個變化可是有本質的不同。一個制度，比如說Ａ制度，在改革的過程中間、在改變的過程中間，變成了Ｂ制度，那麼這個時候，我們設想一下，這個Ａ制度還存在嗎？
又比如說我們有一輛紅旗小轎車。有的朋友說，紅旗小轎車的座椅不好，我們換，換上了奔馳的座椅；後來又說，那個發動機也不好，換上了奔馳的發動機；再後來輪胎也不行，再換上奔馳的輪胎；最後，為什麼不把殼子也換成奔馳的好看呢？把殼子也換了。這樣換來換去，換到最後這輛車究竟是中國的紅旗呢？還是德國的奔馳？
哲學關於「變」，除了對「變什麼」的追問之外還有對「何時變」的追問。
有一個關於谷堆的辯論，我們稱之為「谷堆悖論」。大致意思是這樣：假定有一堆穀子形成一個谷堆，哲學就來追問，從這個谷堆中拿掉一粒穀子，谷堆還是不是谷堆？答案是毫無疑問的，當然是谷堆；再拿掉一粒呢？答案應該也不會變。那麼就這樣不斷地一粒一粒地拿下去，雖然谷堆在不斷縮小，但好歹還能稱之為是谷堆後至少說谷堆還存在。問題是，當穀子就剩下最後一粒時，哲學來進行他一如既往的追問了，「當我們再拿掉一粒後，谷堆還存在嗎？」答案也是毫無疑問的，谷堆已經沒有了。到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面對哲學這樣的追問：同樣是拿掉一粒穀子，為什麼拿掉這一粒穀子，事情就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呢？難道這一粒穀子與其他穀子不一樣嗎？谷堆是在什麼時間消失的呢？是在哪一粒穀子被拿走時消失的呢？
當我們強調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搞清楚什麼是「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什麼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什麼是「主觀主義和形上學的桎梏」。如果對此沒有明確的界定與統一的認識，那麼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每一個集團都有可能將自己不喜歡、不樂意、不接受的東西都裝進這一個筐中而理直氣壯地丟棄掉。丟一件兩件可能沒什麼關係，短時期內也沒什麼感覺，但時間久了呢？會不會水滴石穿，聚沙成塔？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
（編輯：南方網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