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外秦陵返回西安城，來到和平門靠著內城牆的一條馬路。抬頭看，有路牌赫然寫著：下馬陵。
為何稱為「下馬陵」？是因為此地安葬著一位人物，連皇帝到此都要下馬步行。
那這是哪個人物讓皇帝都如此敬重呢？
這個人物是漢朝人，他的思想曾經影響了此後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當他去世之後安葬在長安城南曲江附近。有一天，漢武帝經過這裡時，聽說這裡是他的墓地所在，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特別下馬步行，於是民間稱這裡為「下馬陵」。
而這個人物就是——董仲舒！
不過，這條路在唐朝時還有一個名字，大家在高中學過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女介紹自己時曾說：「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歷史學界考證，白居易在《琵琶行》裡所遇見的京城女子所說的應是「下馬陵」，但白居易不知道有此地名，而陝西話的「下馬陵」聽起來就像是「蝦蟆陵」。於是白居易按照音譯就寫成了「蛤蟆陵」。
琵琶女曾經描述自己和下馬陵：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可見這裡在唐朝時曾是繁華之地！
好啦，言歸正傳，還是來說一說漢武帝為什麼會對董仲舒這麼尊敬吧！
這還要從漢武帝之前的幾個皇帝談起。西漢建立初年，經過秦末農民戰爭，經濟十分蕭條。漢武帝之前的幾個皇帝採取的治國理念是「黃老之術」。「黃」是指黃帝，「老」是指老子。即按照老子的道家思想來治理國家，實行「無為而治」的「休養生息」政策，在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經過文帝、景帝的勵精圖治，當然更主要是勞動人民幾十年的辛勤勞動，使漢朝的社會經濟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國力大增。
經過「文景之治」，漢朝的社會經濟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國力大增。這時年輕的漢武帝繼位登基了。他在漢初七十年積聚起來的雄厚物質實力的基礎上，再也不願像其父、祖兩代那樣恭儉無為了。他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於是，漢武帝就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下詔徵求治國方略。想要找到一個能給他提出新的治國理論的人物，這個人物就是——董仲舒。
作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被推舉參加策問。漢武帝連續對董仲舒進行了三次策問，基本內容是天人關係問題。
第一次策問，漢武帝問的主要是鞏固統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問，武帝主要是問治理國家的政術，第三次策問主要是天人感應的問題。
這三次策問又稱為「天人三策」，或「舉賢良對策」。董仲舒以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論準備，藉助於可以自由闡發的「春秋公羊學」，投武帝之所好，公開援道入儒，終於在融合儒道的基礎上，用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資料充實發揮儒家義理，建構了一個讓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綱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陰陽、四時，既有儒家的「有為」，又有道家的「無為」的一種嶄新的儒學思想體系。
面對這樣一種儒學，漢武帝滿意了。因為董仲舒給了漢武帝以理論指導，使得漢武帝的所作所為能夠有一個既合理又「高大上」的理論解釋，使得他能夠放開手腳，大展宏圖。
這麼說來，董仲舒算得上是漢武帝的精神導師了。
因此，漢武帝才會到此下馬，以示尊崇。
那董仲舒的理論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會讓漢武帝如此地醉心和推崇呢？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董仲舒的思想理論了。
前面不遠處就是董仲舒墓所在的院子，不過因為原來那個院子屬於某個單位，外人不能隨便進去拜謁。聽說碑林區政府正要採取措施整合儒學文化資源，保護開發董仲舒墓，並恢復董子祠，修建文化展覽遊廊，設立儒學博物館等，展示董仲舒生平，傳播儒家思想和文化。
但現在董子祠還沒建立起來，我又該如何來展示董仲舒的思想呢？
我想起了在稷下學宮遺址的想像，於是也想如法炮製，同時設計我的《遊學記》的內容。
沿著城牆邊的馬路慢慢走著，看著有些空蕩的街道，突然想到可以在這條路上設計幾組有關董仲舒的城市雕塑。
我不禁有些興奮，大腦急速地創意著。
第一組塑像是要反映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我想著，在和平路與下馬陵路的交匯處，應該有一組塑像。這組塑像有漢武帝和董仲舒兩人。漢武帝手執一卷漢簡，身體向董仲舒傾斜，目光熱切地凝視著正展開一卷漢簡敘說著的董仲舒，他們的面前還有一卷漢簡，算是符合「三策」的數量。
（董仲舒和漢武帝）
往前走10米左右，應該有第二組塑像，叫做「天人感應」。
董仲舒的理論基礎稱之為「天人感應」。按照董仲舒的說法，天是至高無上的人格神，不僅創造了萬物，也創造了人。人作為天的一部分，人的行為都要與天的行為相吻合。因此，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樣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人與天是相合的。
這與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它繼承了先秦思孟學派和陰陽家鄒衍的學說，而且將它發展得十分精緻。當然，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更多強調的是「感應」。
董仲舒認為天和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也能感應上天。他認為「天」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神，「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天」如果看到天子（皇帝）違背了天意，做了不仁不義的事情，「天」就會降下種種「災異」，就是不正常的自然災害和異常現象，比如地震、彗星等，這些「災異」是為了用來譴責和警告天子的，如果這時天子仍不知悔改，「天」就會使這個天子失去天下。當然，如果天子幹得好，做到政通人和，「天」也會降下祥瑞給以鼓勵的。古時有專人來觀天象，以察看「天」又降下了什麼徵兆，然後好進行應對。
董仲舒的這種觀點後來發展成一種「讖緯之學」，就是認為，「天」的意志能夠通過陰陽五行和天象的變化表現出來，人們可以通過觀察天象，或者佔卜吉兇禍福，來了解「天意」，甚至朝廷的各種重大問題的決策，都要根據讖緯來決定。
當然，這是一種封建迷信。這種讖緯之學由於過分細密、煩瑣、附會，在漢朝之後就日漸衰落，沒有多少人相信了。
不過，董仲舒當初提出「天人感應」，除了他繼承了先秦的陰陽學說等思想的發展，還有就是他也是想通過「天人感應」這種方式來戒懼統治者。
從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慾和權力，不讓他們為所欲為，而要有所敬畏，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這就是讓皇帝有所戒懼，從而在思想上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意義是深遠的。
因此，這組「天人感應」塑像可以是這樣的：這裡還是董仲舒和漢武帝兩個人物，董仲舒一臉嚴肅地手指蒼天，漢武帝則顯出一臉的驚恐，手上的漢簡也散落了一半。這既體現了「天人感應」的內容，又展示了「天人感應」帶給雄才偉略的漢武帝的戒懼之心，顯出了「天人感應」思想的效果之一。
再往前10米左右，第三組塑像可以叫「大一統」。
如果「天人感應」只是讓漢武帝和歷代皇帝感到戒懼的話，那麼漢武帝還是不會接受這個觀念的。「天人感應」思想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要證明皇權的神聖和大一統的必要。
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宣稱：天是萬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兒子，即天子。天子授命於天，是代表天來統治天下的，因此，全民都要服從皇帝的統治，諸侯王也要聽命於皇帝。按照這個說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威。
同時，董仲舒認為，漢初實行黃老之術，無為而治，經濟發展很快，出現了「文景之治」，但是同時也出現了吳楚的「七國之亂」，統一的國家面臨著分裂的危險。之所以會這樣，一是皇帝的權威還沒有完全樹立起來，二是「大一統」的觀念還沒有成為人們的國家觀念。因此，重要的問題是要鞏固集中統一的政權，防止分裂割據的局面再次出現。
董仲舒從儒學經傳中尋找統一的理由，他根據《公羊春秋》的記載，提出了「大一統」的觀點。董仲舒認為，《春秋》所主張的「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適合古今任何時代的道理。「大一統」既然是宇宙間最一般的法則，那麼封建王朝當然要遵循。這就是董仲舒所要設立的政治哲學的核心。
對於漢武帝來說，當時的王國問題繼續威脅著中央政權。漢武帝為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徹底解決王國問題，需要一個符合實際的統治思想，而「大一統」理論正是解決王國問題，建立大一統的君主專制政權的最好選擇。
因此，第三個塑像的創意可以是這樣的：
這組塑像是以漢武帝為主，頭戴帝王之冠的漢武帝一副君臨天下的氣勢，手往前指，眼前似有「大一統」的無限江山；董仲舒則在旁向漢武帝恭敬地行著拱手禮，表示對帝王的尊重。這既可表示董仲舒對代表天行使權力的皇帝的敬重，又體現了「大一統」的觀念。
再往前就來到了董仲舒墓的院子前。
對著院子大門，我繼續構想著塑像的創意。
第四組塑像就應該是董仲舒最出名的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根據「大一統」的普遍法則，進一步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統」的論點。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只要不是在儒家「六藝」之列的，不認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都不應該允許其發展下去，不允許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也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認為，只有這樣，那些亂七八糟的教派和學說就不會再來迷惑百姓了，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顯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教育子孫後代。只有思想統一才能有統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為的準則，這樣才能維護與鞏固政治的統一。用思想統一來鞏固政治統一，思想應該統一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該遵循什麼，怎麼做了。只有政治統一才能長治久安，當時漢代的政治是統一了，但不穩固。統一思想成了大一統的關鍵。於是，董仲舒多次強調要用孔子儒學統一天下的思想。
與秦時的法家相比，儒家宣揚仁義治國，比赤裸裸地宣揚人性本惡，容易走向暴政的法家思想相比，顯得更加地溫情脈脈，讓人容易接受；而與「黃老之術」相比，儒家的積極入世的進取精神，又更加地世俗化和生活化，給人以希望和夢想。因此，「獨尊儒術」是時代發展的產物。
對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歷來對它的評價都是從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兩方面來說的。消極影響主要是說這種政策把戰國以來學術自由、思想開放的文化氛圍徹底破壞了，嚴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限制了中國古代教育、政治文化的多元發展和多種形式、規格人才的培養。
但也有學者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認為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對策，並不表示從此中國進入了思想專制的時代，而僅僅是說明，西漢朝廷的官方學術終於確立了。
這些學者認為，西漢的「獨尊儒術」是以儒學為首，但並不排斥其他的思想。只不過儒學為「官學」，屬於「官言」，其他諸子是「家學」「私學」，屬於「家言」「私言」。官學和私學，官言和家言，從此以後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並存，互有影響和消長。
應該說，遍觀諸子百家，能夠既有自己的獨立主張，又能容納各家之言的，除了道家，就是儒家了。而道家對於世俗的生活而言，又不太合適作為一個國家的主要價值觀。因此，能舉一旗而眾響應，又不傷及其他「家言」的，非儒學莫屬，獨儒學有此功效。若以另一「家言」為綱，恐將傷及其他諸子之言，秦朝單純「以法治國」，導致了焚書坑儒，其崛起和速滅便是一例。
其實，綜觀整個中國封建歷史，在獨尊儒術的綱領之下，源自諸子百家的各種治理社會的思想理論，沒有一種被消亡，也沒有一種被視為異端邪說，遭到觀念和肉體上的剿除。這與西方中世紀相比，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可以說，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各種思想彼此消長融合，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發揮著各自不同的獨特功用，其對不同思想的寬容，蔚為壯觀。
看來這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塑像創意比較難。我原地轉圈環看四周，突然想到可以藉助於這面城牆！
院門前還是漢武帝和董仲舒的塑像。不過他們的形象是恭敬地朝著城牆這邊作揖，特別要表現九五之尊的皇帝的恭敬之意。而城牆這邊，則設計一組浮雕，中間當然是孔子的形象，其位置要高於漢武帝的塑像；孔子浮雕像兩旁有很多的儒生形象在讀儒家經典；再兩旁也有一些研究百家學說的，但不是主畫面了。
這就既體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又把剛才我們說到的「尊儒術，而不廢百家」的意圖表現了出來。而且中間的這段距離，既表現了歷史時間的相隔，同時又表達出了思想文化的傳承。
還有，這兩組屬於不同藝術形式的塑像和浮雕，通過這歷史的時空距離也有機地組合在一起了。人們行走在中間，兩眼看這兩邊的形象，思索他們之間的聯繫，頓時有了穿越之感。
對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後世的人們有著不同的評價，不過，從此以後，儒家的地位得到了官方正式的肯定和推崇，確立了儒家學術在封建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正統地位，儒家思想成為了此後兩千多年的治國理念，這是沒有疑問的。
儒家特別重視教育，孔子就是第一個著名的教育學家。因此，尊崇儒術後，自然會重視教育。
西漢政府為此採取的主要措施包括：設儒學五經博士；建立博士弟子制；以儒術取士；建立視學制度等。這些都促進了漢代教育的大發展，漢代官學和私學都得到空前的發展，學制系統已初具規模，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的學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礎。這也是中國古代教育非常發達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教育家，其實董仲舒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教育家呢！關於董仲舒讀書的故事，歷史上有「三年不窺園」的典故。
（三年不窺園 圖）
董仲舒的求知慾非常強烈，遍讀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等各家書籍，成為儒學大師。董仲舒在30歲時，開始招收學生，精心講授，課講得十分精彩。他講學時，在課堂上掛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裡面講，學生在帷幔外面聽。這叫做「下帷講誦」。由於慕名而來的人太多，他還經常叫他的得意門生呂步舒等轉相傳授，很多人跟他學了多年，稱為他的弟子，但甚至都沒有跟他見過面。通過講學，董仲舒為漢王朝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說到董仲舒的教學，就要說到董仲舒的「人性論」了。
我們在研學先秦諸子的思想時，特別是他們的教育思想，是一定要涉及到他們的「人性論」的，因為有什麼樣的「人性論」就有什麼樣的教育觀。
孟子的人性論是人性善，因此他的教育觀就是「內發論」；荀子的人性論是人性惡，因此他的教育觀就是「外鑠論」。董仲舒的人性論既不同於孟子的性善論，也不同於荀子的性惡論。
首先，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說。他打比方說，善就像是稻米一樣，而人性就如禾苗，禾苗雖然最後能出產稻米，但禾苗又不能說就是稻米。也就是人的本性雖然最後能發展成善，但本性並不是善，本性只有像禾苗一樣，得到培育才能產生善一樣的稻米。董仲舒因此強調人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能使人與天、地同等。在這一方面，他接近荀子的觀點。
但是它又和荀子不同，不同之處在於，他不認為人的質已經是惡的。善是性的繼續，不是性的逆轉。
董仲舒認為性是由天決定的，性是天生的質樸，雖可以成為善，但並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後能善」，即人性善是通過教育的結果。
董仲舒的人性論被稱為「性三品說」。
董仲舒把人性分為三個品級：聖人之性、中民之性、鬥筲（shāo）之性。「聖人之性」是純粹的仁和善，聖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萬民的。「鬥筲之性」是只有貪和惡的廣大勞動人民，這些人即使經過聖人的教化也不會成為性善者，對他們只能加以嚴格防範。「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質，經過君主的教化便可以達到善。這三個品級的人性，都是天所賦予的。
董仲舒認為，君王應該順天之意來完成對人民的教化。因此，他特別強調教育的作用。
不過，從他的「性三品說」來看，他所說的教育主要是指對「中民之性」的教育，這是他的局限所在。
這組塑像的創意是個難題，我看看院門，又轉身望著空蕩蕩的城牆思索著，逐漸在腦子裡形成了這樣一幅圖像：
這院門的右側是一尊董仲舒「下帷講誦」的塑像，當然，這「帷」也可以不用，因為總不能遮住臉龐吧，就是董仲舒講課的形象，而他的學生們聽課的樣子則同樣展現在對面城牆的浮雕上。這樣也正好可與左側的創意對稱。
為了表現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局限性，在對面的浮雕上，除了那些傾耳認真聆聽的學生們，旁邊還有一些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之流，就是董仲舒的「性三品說」中只配「鬥筲之性」的人們，他們也放下手中的活計，在傾聽董仲舒的講課。
這既能表現出董仲舒的教育行為，又能體現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特別是這個「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之流」的細節，很能夠表現出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局限。
想完這五組塑像的創意，我有些得意，又有些疲倦。正好院門打開，我尾隨著別人走進院子裡，來到被一圈青磚圍繞的董仲舒墓前。
（董仲舒墓）
董仲舒墓實在是小而簡陋，令人懷疑是否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的墓，與所在地「下馬陵」的名稱實在是名不相符。不過我來此並非是來考古的，我只不過是藉此來闡述董仲舒的思想而已。
看著如此簡陋的董仲舒墓，不油然想到董仲舒思想的局限性。說到董仲舒的局限性，有一點想必大家都知道，因為在我們的語文課文中會經常出現，一般是在新文化運動的那些作品中，又特別是在魯迅的作品中，常常會批評這種思想，就是董仲舒提出的「三綱五常」！
董仲舒運用他「天人感應」以及陰陽學說提出了「三綱五常」的理論。
這個時期以前的儒家認為，社會有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董仲舒從中選出三倫，稱為「三綱」。「綱」字的意義是網的大繩，所有的細繩都連在大繩上。君為臣綱，就是說，君為臣之主。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都是這個意思。三綱之外，還有五常，都是儒家堅持的。「常」有不變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講的五種不變的德性：仁，義，禮，智，信。五常是個人的德性，三綱是社會的倫理。舊時綱常二字連用，意指道德。
董仲舒認為「道」是源出於天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即是說「三綱五常」「大一統」等維護統治秩序的「道」是永遠不變的。
「三綱五常」原本是董仲舒想出來的維護社會秩序的說法。這種思想到了近現代社會，已經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了，所以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等文化學者深入挖掘這種思想的影響。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在這裡，我們可以了解這「三綱五常」的源流所在。
綜上所述，董仲舒認為，天生萬物是有目的的。天意是要大一統的，漢皇朝的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各封國的王侯又受命於皇帝，大臣受命於國君。家庭關係上，兒子受命於父親，妻子受命於丈夫，這一層層的統治關係，都是按照天的意志辦的，董仲舒精心構築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為漢皇朝統治者鞏固其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服務的。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漢皇朝總結歷史經驗，經歷了幾十年的選擇而定下來的官方哲學，對鞏固其統治秩序與維護大一統的局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可以說，董仲舒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了被扼殺達百餘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融會貫通了中國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們整合為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從董仲舒開始，儒家思想成為了整個中國封建歷史的主流思想。
從院子裡出來，重回下馬陵路，看著一望不到盡頭的城牆，感受到歷史的厚重與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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