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報觀察記者 吳曉鈴
廣漢三星堆博物館。高大偉岸的青銅大立人像、神秘誇張的青銅面具等文物面前，總有人發出「三星堆簡直像外星人手筆」的驚嘆。
這是今人對三星堆瑰麗文明和古蜀先民傑出藝術的一種禮讚。考古顯示，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甘肅馬家窯文化為主的黃河文明和以湖北石家河文化為代表的長江中遊文明，就分別進入四川地區。正是文化的多元和融合，滋養了此後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發展與輝煌。
那早在四五千年以前，這些外來文化又是如何翻越崇山峻岭進入巴蜀大地？
8月21日，「茂縣營盤山遺址與古蜀之源」學術研討會在三星堆博物館舉行。來自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學等科研單位的數十位考古學者匯集一堂，發布最新考古及研究成果。在近年持續不斷的考古勘探發掘以及環境、動植物考古等高科技的加持下，古蜀先民從西北甘青地區遷徙和文化傳播的線路圖正在漸漸清晰。
距今5000多年前
他們從西北遷入岷江上遊
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岷江上遊進行中華探源工程的相關調查時，在茂縣鳳儀鎮地處岷江東南岸的三級臺地上，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營盤山遺址。在此後的考古發掘中，他們在茂縣、汶川等地發現大量帶有甘肅馬家窯文化、黃河中遊地區仰韶文化特徵的陶器、玉器等文物。
在三星堆兩大祭祀坑1986年橫空出世以後，人們開始苦苦探尋：更早以前，古蜀先民生活在哪裡？
上世紀90年代，考古人員在新津發現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間的寶墩古城遺址，和距今3000多年前三星堆剛好可以上下銜接。而茂縣營盤山遺址的發現，更讓考古人員驚喜不已。在這處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延續至明清時期的文化遺址中，考古人員相繼發現距今5300年至4600年間新石器時代的房屋基址、人祭坑、灰坑和窯址等遺蹟，尤其出土的精美陶石器，表明這處遺址已經是當時的一處大型中心性聚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陳劍介紹，在眾多出土文物中，包括帶有甘肅馬家窯文化特徵的彩陶罐、瓶、盆等文化遺存。這種公元前5800年左右開始的文化以彩陶文化為主要特徵，大量水波紋、渦紋、圈紋等富於變化的圖案和絢麗色彩，是其典型特點。
營盤山遺址出土彩陶，帶有馬家窯文化特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隨著考古調查區域的不斷擴大，考古人員又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茂縣波西遺址出土仰韶文化特徵的彩陶缽、尖底瓶等文化遺存，在金川縣劉家寨遺址出土具有明顯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特徵的侈口深腹罐、折沿盆等文物。考古學者由此認為，這些遺存應是隴西南向南發展至岷江流域，並在岷江上遊的核心地區形成的。而岷江上遊地區，應是古代黃河上遊文明進入岷江流域的文化通道，也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發源地。
營盤山遺址出土彩陶 帶有馬家窯文化特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陳劍表示，根據古氣象學研究，全球在距今5000多年前有一次災難性的氣候變化，可能造成了洪水肆虐。受氣候變化或者其它因素影響，部分馬家窯文化人群開始南下，沿著橫斷山區不斷向南拓展生存空間。
在近年對營盤山遺址的植物考古中，考古人員從土壤中浮選的植物種子裡也鑑定出以黍和粟等北方旱作農業結構為主。在距營盤山遺址不遠、年代稍晚的下關子遺址，還發現極少量的水稻。考古人員認為，甘青地區的人群最初帶入川西高原的農業品種是黍和粟，在經歷和當地環境的適應與磨合後，才發展出適應環境的農業結構。
營盤山遺址出土的人面。仰韶文化風格，與甘肅省大地灣遺址出土的人頭彩陶瓶基本相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生產力極度落後的史前時期，外部環境往往成為影響人類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營盤山遺址，考古人員還發現一個特別現象——當營盤山遺址在從距今5300年延續至4600年以後就消失了。直到距今3000年以後的青銅時代，人們才開始重新利用此臺地。「這可能與距今4000年前的一次氣候乾冷化過程有極大關係。」陳劍認為，面對急劇惡化的生態環境，營盤山人群應該是感到了生活不可持續的壓力，不得不放棄這片生息之地。幸運的是，此次乾冷氣候影響下，成都平原從沼澤變為平地，營盤山人群極可能就是在此背景下進一步遷徙到成都平原。
什邡桂圓橋
古蜀人從山區走向平原的前哨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古蜀先民從岷山峽谷向成都平原漸漸挺進。他們的線路可能有兩條：一是從茂縣翻越九頂山直接進入什邡，另一條則是順岷江而下從都江堰進入平原。前者以桂圓橋遺址等為代表，後者則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提供著考古證據。
2009年，什邡桂圓橋遺址在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時被發現。在距今50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時期文化層，考古人員發現與茂縣營盤山遺址特徵相似的一批陶石器。成都平原最早的陶器——距今約5000年的侈口深腹罐就出自這裡。而從地理位置而言，桂圓橋遺址恰巧地處川西高原與成都平原相交地帶。與此同時，桂圓橋遺址發現的植物種子也表明這裡的人們剛從山區直接進入平原。根據種子浮選結果，桂圓橋一期的植物樣本結構與川西高原頗為相近，呈現粟、黍搭配的特點。
什邡和茂縣僅九頂山一山之隔。從茂縣到什邡紅白鎮的直線距離只有大約36公裡，距離桂圓橋遺址只有大約70公裡。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章澤介紹，兩地之間雖然道路險峻，但古代完全可能存在聯繫通道。在這種假設下，考古人員開始尋找相關線索。
2016年8月，居住在茂縣九頂山山麓的餘友強，向考古人員展示了在九頂山筲箕塘發現的一件新石器時代石斧。同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石亭江上遊區域的考古調查中，也在什邡洛水鎮洛城村石亭江出山口的河流衝擊地層中，發現桂圓橋時期的陶片，「這說明石亭江上遊峽谷地區，可能存在桂圓橋時期的遺存。桂圓橋遺址一期的先民，應該是翻越九頂山以後，沿著石亭江上遊峽谷進入什邡。」
2012年，什邡箭臺村遺址的發現，為古蜀先民從山地走向平原，並最終向三星堆等腹地挺進提供了更多的證據。箭臺村遺址位於什邡市區西南，東南距桂圓橋遺址約4公裡、距三星堆遺址13公裡，遺址時間從距今5000年持續到距今2000年左右。這裡出土了種類繁多的陶器，其中包括三星堆時期很典型的黑皮陶高柄豆、鳥頭勺等器物，陶片類型70%與三星堆相同。這些發現，引發考古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劉章澤表示，箭臺村遺址的發現，把桂圓橋一期、三星堆一期以及三星堆文化直接聯繫起來，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地區性文化發展序列，「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古蜀先民從山區到達平原後，從桂圓橋開始發展，在周邊的箭臺村發展成大型聚落，它們是古蜀先民最終抵達三星堆的前哨。」
文化的多元融合
滋養出輝煌三星堆
文化通道的存在，讓夏商時期的中原文明以及長江中下遊文明也翻越崇山峻岭抵達成都平原，文化的多元和融合最終滋養了古蜀文明的發展與輝煌。
這從三星堆眾多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徵中能看出端倪。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表示，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具有河南二里頭文化（公元前1750-1530年）特徵的文化遺存，自1929年三星堆在月亮灣燕家院子被發現以來就不斷出土，「其中的幾件牙璋，可能就是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作品。」1976年，廣漢高駢鄉機制磚瓦廠發現一處可能是祭祀坑的遺蹟，其中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銅牌飾，也被他認為可能是二里頭文化四期遺存或是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後，製作的具有二里頭文化特徵的遺存。朱乃誠還發現，同時出土的一件玉刀，是利用二里頭文化的殘斷玉牙璋改制的。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一醒驚天下，其中二號祭祀坑出土的兩件玉璋，「原件應是牙璋，屬於二里頭文化的作品。」
三足陶盉，具有二里頭文化特徵。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和中原文化相似的器物，在此後的發掘及研究中不斷被發現。三星堆還出土一件帶有明顯二里頭文化特徵的陶盉。在考古學上，將不同考古學文化區分開來的標誌，通常使用陶器組合。因為陶器使用最普遍、器形變化最敏感，最能體現區域人群日常生活概況。沒想到相隔千裡的兩地，陶盉造型均是「三條腿、手叉腰、頂上半開」的造型。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陶盉起源於中原地區，而成都平原從來就沒有用陶盉的傳統。突然出現器型非常成熟的陶盉以及其它與二里頭文化相似的器物，只能是文化輸入的結果。
帶有甘肅齊家文化特徵的玉琮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考古人員還發現，在二里頭文化之外，三星堆、金沙遺址還發現甘肅齊家文化的玉琮和玉石璧。此外，鹽亭縣曾出土過一組10件的列璧，這種列璧現象也可能與齊家文化有關。在朱乃誠看來，目前所知的三星堆文明最初的一批高檔次文化遺存分別是成都平原地區本土文化、二里頭文化和齊家文化，它們一起構成古蜀文明、也即三星堆文明的主要文明因素源。
這些外來文化元素，極可能就是通過以茂縣營盤山遺址為代表的岷江上遊地區，進入成都平原。
朱乃誠說，目前營盤山、劉家寨等遺址發現具有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特徵的文化遺存，在汶川縣則發現可能與齊家文化有關的遺存，說明在比馬家窯文化更晚的齊家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時期，岷江上遊這條連接隴西南和川西北的文化通道仍在發揮作用。
把視野從四川投放到更遙遠的隴西南地區，這裡分布著豐富的齊家文化遺存。而在天水等地的齊家文化中，還發現嵌綠松石銅牌飾等大批二里頭文化的高檔次文化遺存。由此，一條文化傳播的時空通道可以清晰勾勒：河南二里頭文化不僅對齊家文化產生了影響，其部分精華也可能隨著族群向隴西南的遷徙而轉移。當二里頭文化進入隴西並融入齊家文化，完全有條件由隴西南通過岷江上遊進入成都平原，並最終促成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偏居西南的古蜀文明從未孤立存在，它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古蜀先民以開放包容的胸襟擁抱著各方文化，最終成為世界青銅文明的一顆耀眼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