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1898—1958）是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的著名學者，在文學、藝術史、考古等領域的貢獻廣為人知，同時他也是一位成績斐然的翻譯家。
縱觀人類翻譯史，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在對外宣傳與對內推介的雙向領域都發揮著主觀能動作用。譯者的主體性貫穿於整個翻譯過程之中：原文選擇、原文理解和譯文表達。關於譯者在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的主體性問題，鄭振鐸結合自身翻譯實踐與理論研究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頗有見地的觀點，端正了當時的翻譯方向，並形成其翻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出特殊時期的特殊意義。
譯者發揮主體作用有重要意義
實現文學可譯性。新文化運動初期，不少人認為譯作無法保留原作的思想與藝術風格，有些人甚至認為文學作品是絕對不可譯的，尤其是詩歌。對此，鄭振鐸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文學書是絕對的能夠翻譯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夠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譯文裡面，就是原文的藝術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於譯文中」。他認為，譯者的翻譯水平決定了文學作品的翻譯質量，倘若譯者的文學功底深厚，翻譯技巧嫻熟，完全能夠將文學書的思想傳達到另一種文字中，甚至其藝術之美也能夠充分傳達。原作思想和語言之美的再現程度，取決於譯者所運用的策略與技巧，即譯者主體性的發揮程度。鄭振鐸對於文學可譯的論斷，在理論層面上肯定了文學書的可譯性，肯定了文化與文學書在國際間交流與傳播的可行性，肯定了世界文學存在的更深遠意義。當時翻譯工作者的信心倍增，他們對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有了更充分的認識，也帶動了更多的翻譯愛好者投入翻譯活動，探索翻譯技巧。
促進世界文學交流。「翻譯者在一國的文學史變化更急驟的時代，常是一個最需要的人。」鄭振鐸鼓勵譯者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積極發揮主體作用，選擇適合當時國情的外國文學進行翻譯，旨在改變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引導國人接觸先進思想。鄭振鐸的譯者主體翻譯理念堅定了譯者信心並提供了充足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多懂外語的學者、文人、留學生加入翻譯隊伍，擴大了譯者的範圍。這樣，文學翻譯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不斷提升，不同語言的文學作品傳播得以開展，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交流得以實現。鄭振鐸本身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體裁廣泛，不僅具有文學意義，還具有社會學、美學的新視角，在很大程度上開闊了國人的視野，豐富了文學創作的思路與手法，促進了我國新文學建設和中外文學交流。
豐富漢語言內容。通過外譯漢，譯者可以有選擇地進行「他山之石，為我所用」，為漢語言的發展提供有營養價值的外來元素。鄭振鐸強調「歐化」並非簡單的模仿，要把握好「歐化」的程度，適當地改進中國傳統的語體，但必須做到不影響中國讀者的理解。「歐化」語言打破了中國傳統文言文的束縛，也為譯者解放思想、探索新的翻譯方法創造了前提條件。顯然，譯者活動在推動漢語「歐化」進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主導作用，成為相輔相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讀者通過借鑑、吸收翻譯作品中所體現的「歐化」表達方式，增強了漢語的表現力與生命力；另一方面，譯者可以更從容地譯介西方文學作品，拉近了中西方的距離，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鄭振鐸提出的適度「歐化」原則，加強了譯者的主體意識，成為研究翻譯策略、轉變翻譯思維、激發翻譯熱情的動力，體現了其翻譯思想的預見性與建設性。包括鄭振鐸在內的大批學者，積極探索符合漢語語言特色的文體發展道路，尋求國人能夠接受的語言表達方式，對豐富漢語言的內容起到了指導作用，也為漢語言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多路徑實現譯者的主體性
譯者中心理念。鄭振鐸明確指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重要中心地位。譯者作為文化傳播使者的角色不容忽視，其翻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譯文質量，並決定著原文在譯入語國家的受歡迎與被認可程度。基於此，鄭振鐸鼓勵當時的譯者和有志於從事翻譯的青年學者要充分認識翻譯工作的重要性，不斷堅持專業學習與探索，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素養與翻譯水平，產出高質量的譯作，從而促進自身的更好發展。鄭振鐸在翻譯活動中也積極踐行「譯者中心」理念，承擔起譯者的責任。他早年接觸到泰戈爾的詩作並深感興趣，但最初翻譯《新月集》的過程並不順利。由於對自己的譯文不甚滿意，他只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為數不多的幾篇詩作，可見鄭振鐸對待翻譯寧缺毋濫的認真態度。經過對原文的認真研讀與揣摩，輔以個人深厚的文學素養與文字功底，鄭振鐸對譯文進行反覆的斟酌與修改，最終譯出了《飛鳥集》，繼而又出版了《新月集》。這兩部高質量譯作深受讀者喜愛，至今仍廣為流傳。
翻譯選材原則。在文學作品的翻譯選材方面，鄭振鐸提出，譯者要立足於社會現實，儘可能選擇符合當時社會大眾需求的文學作品進行翻譯，以滿足讀者的審美期待。鄭振鐸開始從事翻譯活動時，正值中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他懷著「救國救民」的翻譯動機，倡導譯者應傾向於選擇翻譯那些思想內容積極向上、有助於豐富人們文化生活的作品。在那段時期，鄭振鐸充分發揮了譯者的主觀能動作用，選擇翻譯了大量反映現實主義題材的俄國文學作品，旨在藉由相類似的國情與社會問題，為中國讀者提供化解矛盾與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鄭振鐸在閱讀歐洲文學作品時發現，不少作品中涉及國人不太熟悉的希臘神話典故，為了幫助讀者克服理解障礙並保持閱讀的興趣和熱情，他特意翻譯了兩部關於希臘神話和羅馬神話的作品，拓寬了讀者的知識面。此外，為了豐富中國小讀者的精神世界，從小培養閱讀習慣，鄭振鐸選擇翻譯了不少優秀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希望將自由、反封建的思想灌輸給中國的下一代。鄭振鐸的翻譯選材觀彰顯了他所秉持的維護翻譯實踐與社會環境之間平衡和諧的原則。
翻譯過程策略。儘管文學翻譯過程中的譯者主體性不可或缺，譯者也不能任意發揮主體性。譯者主體性發揮程度，受制於原文文本、譯文讀者、譯語文化以及譯者能力等影響因素。譯者所運用的翻譯策略必須置於特定語境之中，經過慎重權衡、統籌兼顧而最終敲定。在《譯文學書的三個問題》一文中，鄭振鐸基於泰特勒的《論翻譯的原則》，客觀理性地取其精華，結合自己的翻譯經驗進行分析闡述。針對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他提出了具體要求：必須以忠實為第一要義，避免走「死譯」與「放縱」兩個極端，「良好的譯者貴得於其中道。忠實而不失其流利，流利而不流於放縱」；在忠實的前提下，儘可能把原文的風格移植到譯文中，如果實在無法做到，則宜犧牲風格，而保持原文的意思；譯者應適度把握主體性的發揮，既不能太死板地直譯，也不能隨性地增刪原文，只有找到「直譯」與「自由」之間的平衡點，才有可能譯出優質的作品。通過自身努力踐行這些翻譯原則，鄭振鐸的譯作對當時的譯者也產生了示範與引領作用，他的翻譯理論建樹為我國現代翻譯理論的奠基階段增添了內容與活力。
作為倡導新文化與新文學的翻譯家，鄭振鐸對社會文化思想狀況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參與、組織、引導的翻譯活動為中外文化交流與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積極鑽研並借鑑西方先進的翻譯理論，結合自身的翻譯實踐與研究形成了有代表性的翻譯思想，其中對譯者主體理念的提倡，可謂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不僅在當時廣為接受，還經受了歷史的檢驗，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
（本文系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生態視域下的冰心翻譯思想研究」（FJ2017B117）、「福建省高等學校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閩教科 [2017] 52號）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福州外語外貿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林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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