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
內容簡介
冷戰改變了 20 世紀的歷史進程，這場超級大國間的長期對抗緣何爆發始終是人們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在眾多相關研究成果中，梅爾文·P.萊弗勒的《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具有重要地位。萊弗勒歷時十三年撰寫了這部鴻篇巨製，批判性地全面考察了杜魯門政府時期（1945—1953）的美國國家安全政策，並提出了對冷戰爆發的解讀。萊弗勒在書中表現出了對大量史料的駕馭能力，提出了將地緣政治、政治經濟學、戰略和意識形態考察融為一體的研究方法。這部作品一出版，便引起關注，並榮獲美國歷史研究領域最高圖書獎——班克羅夫特獎。
作者簡介
梅爾文·P.萊夫勒（Melvyn P.Leffler），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維吉尼亞大學愛德華·斯退汀紐斯歷史學教授，曾任美國外交史學家協會主席，代表作有《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和冷戰》（班克羅夫特獎）和《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喬治·路易斯·皮爾獎）等，與文安立共同主編《劍橋冷戰史》（三卷本）。
譯者簡介
孫建中，國際政治學者，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觀察》副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中美關係、大國戰略和國際安全。著有《國家主權：理想與現實》《大國與大國政治》《國際政治概論》等書，譯有《國際體系中的進攻與防禦》《和平的幻想》《零國集團時代》等書。
書籍摘錄
引言（節選）
歷史教訓
往日的影像影響著美國的認知、策略和目標。大部分即將制定美國冷戰政策的文職官員—艾奇遜、福萊斯特、洛維特、德雷珀、哈裡曼、麥克洛伊和羅伯特·P. 帕特森（Robert P. Patterson）—都出生於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作為年輕人，他們看到了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凡爾賽和會上千方百計地要改造世界卻在國內慘遭拒絕的悲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間裡，他們中的許多人就職於投資銀行和法律界，從事著收入豐厚的職業。在享受舒適富裕生活的同時，他們不僅看到了經濟大蕭條在國內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也看到了納粹侵略勢力和日本軍國主義在國際上發起的猛烈攻勢。慕尼黑會議上出現的綏靖形象深深地刻印在了他們的腦海裡。在 1940 年和 1941 年，這一批人從私營部門轉入政府部門供職。
當二戰快要進入最後階段時，他們決心不能像威爾遜那樣輸掉和平。但是，他們的很多目標都與威爾遜的相同。他們把聯合國視為具有巨大意義的象徵。像艾奇遜這樣的人並不認為這樣就可以維護和平，但是他們相信美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將標誌著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那些年代裡所奉行的政治孤立政策終結了。在 1919 年，戰勝國之間的爭鬥和爾虞我詐凸顯了它們的自私性，從而引發了美國人的厭惡，最終導致國際聯盟的失敗。因此，羅斯福、杜魯門及其顧問們在 1945 年春天時希望能夠避免過早地與蘇聯發生分裂。但是他們希望《聯合國憲章》的批准可以建立一種國際合作模式，如果之後克裡姆林宮被證明是戰後世界裡的破壞性力量的話，這種國際合作模式還可以用來遏制蘇聯。
為了避開孤立主義，民主黨人認識到兩黨合作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條件。威爾遜當年低估了他的政治敵人，並且還蔑視地對待國會。他的政治繼承人們決心不讓這些錯誤再次發生。為此，他們將諮詢共和黨人和參議員們，這些人不僅將被邀請參加重要會議，而且還將有機會為協議和條約的達成出一把力。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經歷讓杜魯門政府的官員們更加聰明起來，他們也想在國際經濟事務中扮演一種更具建設性作用的角色。例如，在戰爭年代裡，艾奇遜經常為《租借協議》出席聽證會。每一次作證時，他都從未忘記強調低關稅、擴大貿易和非歧視原則的重要性。當和平重新降臨時，美國作為債權國必須要扮演一個更加負責任的角色：在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過程中，美國必須發揮領導作用；美國必須擴大進出口銀行的貸款能力；美國在戰爭債務問題上必須要避免發生新的爭吵；美國為了國際穩定必須動員私營部門加入進來。
哈雷· 諾特（Harley Notter）是負責規劃的國務院官員，根據他的看法，這些商業和金融倡議對於「戰後世界的安全」也是「不可缺少的。」 1930 年代的雙邊貿易主義和自給自足政策導致了貿易萎縮，激化了商業競爭，從而使得極權國家的政府獲取了發動戰爭的物質和資源。在 1945 年 6 月為《布雷頓森林協定》作證時，艾奇遜生動地描述了德國如何組織了一個讓歐洲閉關自守的經濟體系，它「還以極為驚人的技巧讓這個經濟體系運轉起來，使德國人憑藉該體系可以有能力與世界所有其他國家作戰，並且還相當好地供應了歐洲人民的需要。」艾奇遜擔心困擾戰後歐洲的惡劣環境可能會再一次迫使這個大陸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從而對世界和平和美國安全產生無法估量的嚴重後果。多邊貿易是阻止貿易聯盟的一種機制，因為貿易聯盟不僅會侵蝕美國的繁榮基礎而且還會形成危及美國安全的權力結構。不受制約的資本和貨物流動會有助於將其他國家與美國捆綁在一起。如果需要的話，它們的資源未來也可以用來支持「自由世界」的軍事力量建設。
許多為杜魯門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高層文職官員們都非常熟悉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些年的美國金融外交和國際經濟發展過程。他們對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的了解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政策。如同在一戰之後，他們認為歐洲的穩定取決於德國的重建。但是他們還認識到魯爾和萊茵地區的原材料和工業資源依然不能讓德國獨自掌控，因為那樣一來，這些原材料和工業資源依然可以用來支持德國的戰爭機器。德國生產的煤和鋼必須通過強制的國際管制或者採取超國家機制的方式來惠及所有西歐國家和人民。因此，迅速採取果斷行動勢在必行，因為艾奇遜、麥克洛伊和他們的同事們總是感覺戰後德國的民主試驗具有一種不穩定性。如果不能對像康納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這樣的民主派領導人做出讓步，如果德國的自治權不能歸還給溫和派人士，德國將會再一次陷入惡性民族主義的掌控之中。無論他們屬於右派還是屬於左派，他們都會堅持要求甚至更多的過分優惠條件，他們也可能會主動轉向克裡姆林宮求助。《拉巴洛條約》（Rapallo Agreement）和《莫洛託夫- 裡賓特洛甫協定》依然在美國政府官員們的腦海裡迴蕩，他們知道無論是魏瑪德國還是納粹德國在為德國利益服務的過程中都非常願意打俄國牌。
儘管對德國的民主派人士做出妥協的做法言之有理，但對敵人進行綏靖的做法則決不能考慮。只要他們希望能夠確保達成對自己有利的協定，杜魯門及其顧問們就會願意與史達林打交道。但是當蘇聯政府拒絕接受在波蘭、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進行自由選舉時，當蘇聯拒絕控制原子能的「巴魯克計劃」（Baruch Plan）時，當蘇聯拒絕美國為戰後德國制訂的行動方案時，當蘇聯在東地中海地區和近東地區尋找弱點以便乘虛而入時，當蘇聯看起來已經準備好利用共產黨人可能在希臘、義大利和法國成功掌權這類事件時，美國的官員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他們必須採取單邊行動來打造對自己有利的實力環境。對一個可能有意主導世界的對手進行綏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慕尼黑的教訓和剛剛過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在他們心中依然記憶猶新。那就是，不負責任的人們允許納粹將萊茵蘭地區軍事化，允許他們吞併奧地利和搶佔捷克斯洛伐克，同時默許日本人徵服中國東北地區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並容許軸心國統治了大部分的歐亞地區。杜魯門將不會重犯同樣的錯誤。
為杜魯門提供諮詢建議的人們是同一批人，他們過去聚集在羅斯福總統周圍並為美國介入衝突進行準備。對於艾奇遜、福萊斯特、洛維特、帕特森、麥克洛伊、哈裡曼、尼採和其他許多官員們而言， 1940 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改變了他們的職業生涯並塑造了他們的思想。他們戰時在政府中從事的動員、採辦、租借、商業戰等工作進一步強調了經濟資源和軍事能力之間的關係。他們不僅看到了工業力量是如何增強軍事力量的，也看到了對地域的徵服是如何強化侵略目標的。根據艾奇遜所言，納粹的「新秩序」（New Order）和日本的「共榮圈」（Co-Prosperity Sphere）「意味著相鄰國家的資源和人口都要完全轉向服務於敵國的目標，並且被徹底無情地揮霍掉。」
1940 年，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所面臨的直接挑戰就是確定如果歐亞地區被軸心國統治，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是否可以得到保護。在他們進行了大量研究後，所得出的結果給人們留下了持久深刻的印象。美國經濟，如果加以適當管理和規制，也許可以適應。但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可能要發生徹底的改變，美國的政治經濟可能要進行轉型，美國政府的作用將會變得無所不在，美國的政治自由也將陷入危險境地。美國的官員們確信，控制歐洲市場可以為德國提供巨大的影響力來駕馭南美洲的南錐地區（the southern cone），而南錐地區國家傳統上向歐洲買家出售糧食、肉類和原材料。阿根廷、智利、巴西和烏拉圭可能會屈服於納粹的壓力並轉入它的軌道。更加令人擔心的是，由於歐洲依然是美國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假如希特勒贏得了戰爭並且鞏固了他對歐亞地區的掌控，那麼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和美國的商人就不得不考慮他們將如何與納粹討價還價。由於德國政府出於政治和戰略目的而嚴肅認真地調整了德國的貿易，美國政府可能不得不接管出口部門，並把西半球和英帝國（如果它還存在的話）的生產廠家們組織成強大的企業聯盟或卡特爾，以便能夠以同等的條件與軸心國的企業聯盟或卡特爾進行談判。
這樣的方案對於羅斯福總統而言非常可憎。他指出，「這種可能的結果所含有的邏輯將引導我們採取一系列做法，使我們的生產商、消費者、對外貿易商，最後還有我們的整個國家，都屈從於極權主義體制的管制。認為我們在對外貿易上可以採取極權式的控制方法，但同時在國內經濟上又可以迴避該方法，這種想法本身就非常天真。」羅斯福總統懷著極大的熱誠堅持認為美國不能變為「由實力哲學（philosophy of force）所主導的世界上的一個孤島。因為這樣一個孤島對我來說代表著一個民族的噩夢，它將被關在監獄裡面，手戴鐐銬，忍飢挨餓，而且還要讓那些其他大陸傲慢無禮和毫無同情心的主人們日復一日地通過鐵柵欄來餵食自己。」羅斯福總統認為，獨裁國家「想把我們隔離到這樣一個程度，即當它們準備好進行最後的攻擊時，我們將變得不堪一擊。」為盟國提供援助就是由他的如下認識所激發的產物，那就是：軸心國統治歐亞地區將要求美國和西半球的經濟進行重新配置，將要求政府對私有市場進行前所未有的幹預，將要求大幅增加防禦開支，將要求永遠對國內第五縱隊分子的顛覆和國外極權主義敵人的威脅保持警惕。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無論是具體的個人自由權利還是抽象的個體自由原則可能都將不復存在。
羅斯福及其顧問們發誓決不與軸心國和解與共處。他們懷疑希特勒不會只滿足於對歐洲的統治，並且相信日本也不會遵守之前達成的任何有關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條約。他們意識到如果德國軍隊攻佔了達喀爾（Dakar），危及巴西的凸出地帶，並且控制大西洋，那麼納粹軍事機器將獲得何種優勢。他們習慣於談論甚至誇大巴西和阿根廷的第五縱隊的潛在影響力。正如大多數專家們所認為的那樣，既然納粹現在還不具備直接攻擊美國的能力，那麼美國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防止德國拖延時間以爭取機會開發出那種能力。
美國本身的安全，要求在希特勒擁有消化歐洲資源的能力、獲得在北非的基地、接管英國艦隊，或者可以持續獲得高加索或近東的石油，或者獲得烏克蘭的糧倉之前，必須擊敗他。時間不一定站在美國一邊，除非德國的敵人依然在與德國作戰，依然在損耗德國的精力，並依然在為納粹努力吸收它已經掌控在手的新資源不斷製造障礙。隨著逐個國家被打敗以及其他國家逐個被拉攏過去，德國正在獲取更多的原材料，並且正在為獲取前所未有的軍事- 工業力量挖掘潛力。例如，德國可以從法國獲取鐵礦石、鐵路設備、鑄鐵管和機器；從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可以獲取武器、化學製品和鋼鐵廠；從波蘭可以獲取煤、鋅、木材和肉類；從比利時可以獲取鐵、鋼、工業設備和鐵路相關設施；從羅馬尼亞可以獲取石油；從保加利亞可以獲取鋁土礦；從南斯拉夫可以獲取銅和鉻。在德國徹底擊敗它的敵人的同時，它對像瑞典和瑞士這樣的中立國也獲得了延伸的影響力。因此，德國是在增強力量，而不是在失去力量。除非英帝國和蘇聯可以獲得必要的資金來維持與德國的戰鬥，並使它們能夠拋棄通過妥協達成和平的想法，否則美國的官員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美國本身的安全還有它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福祉都將處於危險之中。
美國的決策者們明白現代戰爭需要消耗巨大的資源。羅斯福和他的參謀長們確定最優先的任務就是要打敗德國，因為德國看起來即將擊敗英國，並且正在對拉丁美洲進行滲透，尤其是正在把近東、東歐和北美的原材料和糧倉與西北歐和斯堪地那維亞的工業基礎設施、技術能力和熟練勞動力整合在一起。日本人孤注一擲地攻擊了美國的珍珠港，因為他們希望這樣做能夠讓美國人對以下一點深信不疑：在遠東與日本爭奪主導權對於美國而言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儘管日本人對美國人的心理評估存在嚴重的漏洞，但是他們發動持久戰的能力的確受到了他們之前帝國實力增長的支持，他們已將中國的東北和臺灣地區以及朝鮮納入了日本的經濟軌道。他們進行持久戰的能力同時也受到了日本重工業在 1930 年代持續增長的支持，這一發展態勢至少在部分上因之前日本成功進行的侵略和擴張而成為可能。
對於美國的官員們而言，最關鍵、最持久的戰時經驗遺產就是，決不能再允許潛在對手通過自給自足的經濟實踐、政治顛覆和（或）軍事侵略等手段控制歐亞地區的資源。因為獲取這些資源可以讓潛在敵人提升其軍事能力，鼓勵他們對西半球進行滲透，誘惑他們向美國發起進攻，並且還可以使他們能夠發動一場持久戰。戰後的和平與穩定必須建立在互不侵犯、自決、平等獲取原材料以及非歧視性貿易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當這些原則遭到踐踏時，就會有國家利用軍事力量和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來集聚與它們的國家規模和國家地位不相稱的力量，就會導致國際體系機能失調，並進而對美國本身的安全構成威脅。面對這些現實，美國的官員們必須思考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做出重大改變的問題，包括大幅增加防禦開支，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幹預自由市場機制，以及限制個人自由。
軸心國在 1940 年和 1941 年進行的侵略和取得的成功表明，在此之前一直適應於美國的經濟需要和意識形態意願的傳統的自決和門戶開放原則，現在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實體安全和政治經濟具有了更加深遠的含義和影響。一旦地緣政治的、經濟的、意識形態的和戰略的考量開始融合在一起，那麼傳統的對外政策目標將會轉變為國家安全目標。對政治承諾、軍事保障和武力使用的自我施加的限制也將受到侵蝕。全球糾紛帶來的經濟成本在此之前限制了美國在海外承擔戰略義務，但現在這與美國聲稱的地緣政治利益和軍事利益相比就變得不那麼突出了。羅斯福的顧問們準備使用他們學到的智慧幫助杜魯門動員美國的權力來消除戰後世界的威脅和危險。
題圖為 Potsdam Conference, July-August 1945，來自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 Na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