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歷史文化】李彬 ‖ 清末民初日本對川渝的調查...

2020-12-18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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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日本對川渝的調查

——以《中國省別全志》四川卷為研究範例

李 彬

[提要]

清末民初,社會動蕩,國力疲弱。各國列強為在博弈中佔領先機,對中國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日本由於地緣的接近以及文化上的淵源對此項活動更是心存偏執。在日「經略中國」的背景下,地處西南、環境閉塞的川渝也未能逃脫日本的深入踏查。其中,東亞同文書院學生的川渝踏查規模最為宏大且「業績」斐然,近10年的調查成果被收錄在《中國省別全志》第五卷四川卷中。對四川卷的分析,不僅有助於解構日本對川渝調查的進程脈絡,還可以為川渝地區的歷史地理、區域史研究提供資料信息。

[關鍵詞]

清末民初;日本;川渝調查;《中國省別全志》四川卷

《中國省別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書影

清末民初的中國,諸國列強環伺,各方勢力博弈折衝,交錯繁雜,而國勢愈發疲敝頹替。巴蜀雖地理環境閉塞複雜,但其自然風光神秘,加之人口眾、多氣候溫潤,自給富足,更有豐富的礦產存在,自然吸引了各國列強的關注。1876年,《芝罘條約》的籤訂以及重慶的開埠通商,川渝地區便成為各國列強對華調查的重點區域之一,其調查成果也頗為豐富。但直至今日,學者對此項研究尚不充分,甚至與我國有特殊意義的日本在該時期對川渝的調查情況也知之甚少,故本文以「清末民初日本對川渝的調查」為題,重點梳理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學生對川渝踏查的進程脈絡,分析其特徵和問題點,同時為川渝地區的歷史地理和區域史研究提供些微資料信息,供學人參考。

01

日本由於同中國特殊的地理位置關係以及深刻的歷史文化淵源,自古以來就十分關注中國的國情變化,屢屢遣使進入中國已盡了解之事。但明治前囿於國力,這種了解主要集中在大陸沿海地帶,而川渝屬僻遠地區,蜀道難於上青天,日人鮮有踏足。最早遊歷川渝的日本人是元代的雪村友梅大和尚,其事跡被記錄在《雪村大和尚行道記》和今谷明的《元朝·中國渡航記:留學僧雪村友梅的奇特命運》中。雪村友梅對四川的感情很深,他的文集《岷峨集》給日本人傳達了最初的川渝印象。

《雪村岷峨集》(圖片來自網絡)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確立了「雄飛海外」的對外意識,對世界充滿了解的欲望,特別是對近鄰中國尤感知之甚少,至「經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制定,朝野上下更是充滿了對中國的渴望。亦如東亞同文書院院長根津一在《中國省別全志》序言中,直言不諱地表達日本掌握中國國情的迫切心情,「我國與支那自不用說在政治經濟上有特別重要且緊密之聯繫,何況歐洲戰火終將熄滅,可想而知其後支那必將成為世界問題之中心,我國人須儘早熟悉支那國情民物,深謀遠慮,事事均事先制定其善後之策不可。……今日探明支那之國情民物,豈非我國人之一大急務耶。支那國情複雜、民物繁錯,但我國卻尚未有能助其研究之好書,唯此令人遺憾。」甲午戰爭後,古詩、漢文中的中國形象已無法滿足日本人對中國的好奇心,為探知並把握現實中國,日本「官員、學者、浪人、商賈、軍人競相作禹域調查」。然早期調查大都集中在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東北以及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中下遊一帶的大陸要衝地帶,川渝地屬僻遠受到日人調查相對較少,但也有小規模行動。如1896年日本對重慶經濟情況的組團調查以及1907年至1908年日本領事白須直等20餘人的成都考察。

《中國省別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書影

清末日本人對川渝的調查成果尚顯淺薄,所述資料多源於書本,實地考察也較為表面。如1876年竹添進一郎的《棧雲峽雨日記》記載了四川的社會風情,對成都的古玩、書畫市場、物產梗概、川人氣質、基督教活動、盜賊情況等有所描述;1906年矢津昌永、渡邊信治的《清國地誌:高等地理》也對四川進行了簡單地描述,著重談到了川漢鐵路等;1908年日本東亞同文會的《支那經濟全書》《支那經濟報告書》等。

1909年,山川早水的《巴蜀》一書出版,全書20餘萬字,配圖150餘張,全面、詳盡地描述了從宜昌經萬縣到成都,從眉州經青神雙流到成都,從眉州經敘州府到重慶再經豐都、奉節回到宜昌沿途的風土人情、社會狀態、自然風貌和政治構成等。該書的完成標誌著日本對川渝的調查超越了其他列強進入了嶄新階段。

1908年,天皇統帥大權的發動已然排除了內閣總理大臣的參與,強化了統帥權獨立制和軍部的政治地位。受此影響,日本桂太郎再次組建內閣後,對中國的策略由緩圖改為急取。在此期間,除1913年中野孤山的《支那大陸橫斷遊蜀雜俎》等個人遊記之外,更是出現了最為典型、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學生對川渝的大旅行踏查,此次活動標誌著日本對川渝的調查較之前更有計劃性、組織性、系統性。近10年的調查成果呈現在1917年東亞同文書院《中國省別全志》之四川卷中。

02

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的創設機構是東亞同文會,會長為近衛文麿之父、熱衷提倡「興亞論」的近衛篤麿。明治時期,日本國權主義的思考方式和利益決定模式,使其思想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對於東亞局勢的觀察,既取消了世界主義的可能,又因日本不具備成為大國而對潛在或實在的大國心存戒備。荒尾精曾言:「應當救中國於未亡,以強我之唇……中國富強以後而欲反噬時,不僅不能使我國持唇齒目足之勢……反而將強大於英俄數倍的敵人設於一衣帶水的對岸」可見,所謂的「興亞論」的「興亞」實質是興日,在日本「不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不論是民族主義者還是亞細亞主義者,他們在進行價值判斷時優先考慮的都是日本的國家利益,而不是亞洲的整體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民間的亞細亞主義往往為政府所推行的大陸政策所利用」所以說就思想準備而言,明治時代尚未就國權主義如何深入發展為軍國主義尋找到理論的出口時,時代的發展卻使各路關心東亞問題的組織紛紛出現,最終整合成東亞同文會。

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圖片來自網絡)

1898年,東亞會和同文會在東京合併,成立東亞同文會。該會是以「保全支那」「幫助改善支那與朝鮮」「期待研討支那與朝鮮的時事並付諸實行」「喚起國內輿論」為綱領,「我東亞同文會建立即是立足於東亞之大勢,以加深兩國之友誼,增進相互之福利,促進東亞之興盛,最終推動世界文明之進步為目的」。東亞同文會的此種綱領設定正是當日本領先於中國後,「由一等國的日本來領導未開化的中國,並有必要對之進行教導了」的思想之具化,但是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日本當時的這種時代思想沒有包含內在的正義觀念,自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義實踐。在興亞論這種性質的思想指導下,東亞同文書院的辦學性質以及對中國調查的根本目的可謂昭然若揭了。

「教授中外實學,培育中日英才,一則有利於鞏固中國的國基,一則有利於加強中日的友好關係,這也是保全中國、定策東亞長治久安、立計天下太平所在」。打此旗號,東亞同文書院在中國展開了持續45年的調查旅行,參加者達5000餘人,旅行路線約有700餘條,踏查到中國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包括臺灣),形成了上千份的《調查報告書》和《旅行日誌》。以此為基礎,1915-1921年東亞同文會陸續出版了共18卷的《中國省別全志》,其中1917年出版的第五卷為《四川省》卷。該卷是在以下調查班組提交的調查報告書和旅行日誌基礎上編撰而成的:

(1)1908年,第六期「長江班」學生調查日誌收入大旅行志《禹域鴻爪》。

(2)1909年,第七期「西鄂巴蜀班」學生調查日誌收入大旅行志《一日一信》。

(3)1910年,第八期「雲南四川班」從雲南進入四川,經成都,嘉州、敘州、重慶到宜昌,調查收入大旅行志《旅行紀念志》。

(4)1911年,第九期「湖南四川班」和「四川班」學生經漢口、沙市、宜昌、巴東、萬縣、涪州到重慶,又從重慶經永川、資陽到成都,調查日誌收入大旅行志《孤帆雙蹄》。

(5)1913年,第十一期「甘肅四川班」和「秦蜀班」學生調查日誌收入大旅行志《沐雨櫛風》。(6)1914年,第十二期「雲南班」、「四川班」學生調查日誌收於大旅行志《同舟渡江》。

(6)1916年,第十四期「湖北四川班」學生調查日誌收於大旅行志《風餐露宿》。

自1908年至1916年共9年時間裡,東亞同文書院學生對川渝地區進行了全方位摸排調查,他們記錄詳盡,所含信息量龐大,最終形成的《四川省》卷共10編,169章,全文1131頁,並附地圖36幅,照片72幅和事物說明圖17幅。

03

清末民初的中國積弱積貧,戰亂紛仍,國家與民間均難以有餘力做大規模、長時段、成系統的社會調查,川渝亦難獨善其身。自1816年嘉慶《四川通志》的百餘年內,四川皆未修通志。1924年,蜀中名儒宋育仁受命總纂《四川通志》,後因川內時局及經費問題,進展唯艱,至1931年宋育仁去世也僅完成初稿。1936年《四川通志》300餘冊毛筆小楷抄正線裝版編成,但後因川中軍閥混戰部分稿件丟失,現僅存129冊。並且,該志多輯錄舊省志中的禮俗、寺觀、祠廟、職官、學校、人物等資料,雖摻雜新採訪之史料,但數量有限。同年,參與《四川通志》纂修的龔煦春刊行了《四川郡縣誌》,對四川及臨省邊地由漢代至清末各府、州、廳、縣的建制變遷,歷史沿革列支甚詳,但資料多為史籍採錄,缺乏實地調查並成書倉促,加上刻板誤刻等使該書略顯粗糙。其餘如1940年,邊政設計委員會《川康邊政資料輯要二十九種》;1942年,李肇甫、舒君實、陶元甘《四川方志簡編》;鄭勵儉《四川新地誌三編》等史志則稍顯簡略,難以記載四川省全貌。可見,清末民初日本依仗國勢,對川渝進行的實地踏查並撰寫的《中國省別全志》之四川卷在史料價值上值得重視,可從以下幾點考量。

(一)資料來源真實可靠

《四川省》卷總論及概述中四川沿革等部分雖亦參考了中國舊方志之資料,但數量極少,其內容主要還是源於東亞同文書院學生的親眼所見、實地踏查。例如,在記錄對比四川各縣城繁華程度、商業活力時有如下記載,新津縣:東西南北四門外有人家,僅是以飯店、茶館為主。於東門觀察10分鐘,通過之人有50餘,可見到車馬轎子之使用;綿陽縣:下午三點於北門觀察過往人流10分鐘,過路男女共計63名,未見有車馬通過。正午於衙門前觀察過往人流10分鐘,過路男女共計59人,未有車馬通過;羅江縣:下午兩點於東街觀察10分鐘,過路人員有150人,馱馬30匹,正因是趕集之日,日落後過往行人,僅有21人……除此之外,其餘縣城均可見類似的描述。可見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學生的調查記錄是實地考察親眼目睹而來。「要寫真實,別強詞奪理(別死扣道理),不要寫來歷不明、曖昧的事情」,這是大旅行初期擔任指導學生完成調查報告書的根岸教授的訓誡,亦成為調查的基本原則。日本學者藤田佳久也指出,東亞同文書院對調查報告的要求是恪守嚴謹實證的態度,寫真實的事例,不要空頭理論,禁止剽竊他人,出處不明的東西按零分計。為親證學院學生調查記錄之真實性,藤田教授還在戰後專門到當地確認學生們的調查路線,最後得出大體上「值得信任」的結論。

此外,書院還專門對大旅行的調查設置指導室,制定詳盡調查方案,包含調查對象領域、調查方法及調查大綱。撰寫者亦沒有中國傳統史志撰寫者固有的框架限制,「每一個學生都接受類似於戰後美國區域(國別)研究的訓練:語言(包括讀、寫、商務漢語和英語);強調實效性的跨學科教育;文本和研究方法的訓練;尤其是規模宏大的旅行和田野調查,以取得有關中國商業和地理的第一手資料」學生受到的專業訓練可從東亞同文書院課程設置得窺一斑,據1901年,《東亞同文書院章程》補章中載:書院設政治科和商務科兩個專業,學制三年,政治科需要修22門功課,商務科21門,以商務科為例,學生需修習倫理、清語(漢語)、英語、清國政治地理、清國商業地理、各種法學、經濟政策、經濟學、財政學、清代近代通商史、清國制度律令大意、商品學、清國商品學、商業算數、商業學、漢字新聞、簿記(會計)、實地修學旅行、漢文尺牘。嚴格的紀律要求、切實的科學訓練以及日本人具有的嚴謹民族特質這些可以為調查資料的真實性進行背書。

(二)作為志書體例不同以往

黃葦等人在《方志學》中提出「方志體例是一地政區範圍內古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習俗、人物、奇聞軼事等情況的表現形式及原則規範,是方志區別於其他著述的獨特標誌」。可見,方志體例也是重要的價值體現之一。四川卷在總則體裁、篇章結構、文辭章法等方面均呈現出同傳統方志迥異之處。如總則的時空設定方面,見今不見古,見線不見面;體裁方面大量地應用「概說」;題字主要彰顯成就行鼓勵之意;序言不是體現修史原因和論述人文景象,而是體現日本人意識形態;篇章結構方面將篇章集中到日本需要的部分如川渝礦產、都市、通商、度量衡和貨幣等,而傳統志書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人物等內容或不寫,或融入各章略有涉及;文辭章法則在使用第三人稱之外也大量使用第一人稱,並頻繁地同日本情況進行對比說明。究其原因,體例的迥異來源於東亞同文書院受到西方實證主義的影響甚深,在編撰志書時更多地運用科學方法,注重通過實地調查搜集時效資料。四川卷的資料來源於1908年-1916年七屆畢業班的調查報告書,所以該志編寫處處受到實地調查的時間和路線限制,凡是足跡所至,調查所需則錄之,這也是東亞同文書院推崇實學的體現,當然更是滿足日本對中國調查需要真實可靠資料的結果。

(三)記載極致詳盡

《四川省》卷編撰之目的,不是單純記錄川渝地方情況,而是為日本在華利益之服務。因此,在保證真實的基礎上,對日本關注之內容記述極為詳盡。

例1:描寫川江輪船公司蜀通號,「蜀通號船體過於狹窄,方便運送旅客,但貨運運輸能力極弱,滿載時僅有駁船一艘可載五十噸左右貨物,因此貨物基本僅限於金、銀、貴重品等。規定乘客數為,特等一人,一等四人,二等二十人,三等七十人,但實載旅客數量超員乃是常有之事,每次搭載旅客數量在二百人左右。革命時,四川軍隊下航至萬縣時,據說曾搭載士兵三百人以上。」另附1913年9月起停留重慶期間蜀通號出發與到達時刻表,並特意說明「正如上述一般,其出航日並非一定,只根據旅客方便、貨物有無等隨時調整,每次出航前均會在數日前事先通知。」;例2:記載開縣之水利,「羅毓會於城東五餘裡處,設筒車一輛,引開江河之水,在開一渠以蓄水,用以灌溉雞翅地方之田;牟大迎於城東十餘裡處,設筒車一輛,引開江河之水,蓄水以灌大壩地方之田;遊懷珍於城東二十餘裡處,設筒車一輛,引開江河之水,用以灌溉觀音壩地方之田……」;例3:描述成都之商業活力,「為能得見其城內繁忙之程度,以下列出往來人員及其他交通工具之統計:東門(上午七點半,計時十分鐘)251人,小車26臺;南門(中午兩點,計時十分鐘)189人,轎子7頂,小車12臺;北門(上午十點,計時十分鐘)228人,轎子28頂,小車無」。

類似上述三例這樣極致詳細的記錄可謂遍布全書,拋開其意圖,單從史料角度看,實為我國史志的有益補充,甚有價值。此外,書院學生還極為詳盡地調查了川渝縣城與縣城之間鄉鎮村的情況。例如:彭山縣縣城距江流九町,其碼頭稱作下鹽關,不過為20餘戶的小村落,然茶館、客棧一應俱全,兩岸為小丘,其餘一帶則為平原所包圍;太和場戶數為四五十,僅一條街道;高家場有人家50戶,景致優美,巖上刻有「丹山碧水」四個大字;牛石場有人家20餘戶,為一偏僻小村,有船舶在此停留;磨子場為有30餘戶人家之碼頭,其下遊有子云亭,所謂楊雄之古蹟……日本學者藤田佳久指出清末民初日本人大都選擇到中國都市,而書院學生則以中國農村為中心進行摸排調查,此點甚為珍貴。這些極為細緻的川渝農村描述資料為川渝地區的歷史地理和區域史研究提供了當時國內無法留存的龐大信息,可供學人參考。

《四川省》卷作為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調查川渝的範本,除了體例新、資料可靠和記載詳盡外,難能可貴的是該志書中所載內容大都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採錄而來,這就給歷史的還原提供了更高級的資料。比如,該志書所配照片均為學生用照相機拍攝,而不是傳統史志的素描;所配地圖和城鎮布局也是用近代科學測量並手繪所得,而非傳統山水寫意;描寫大江大河均科學地測量了當時的流量、流速等。更難能可貴的是,該志是從國外他者視角記錄我國歷史,多用第一人稱並有意無意地在必要處同日本國內進行詳細比對,從中我們不難察覺撰寫者以日本國內作為目標讀者,為日本在華利益服務的意圖,這也折射出清末民初日本對我國調查的基調。

東亞同文書院刊發《四川省》卷後,並沒有停止對川渝的踏查。1920年,東亞同文書院第18期雲南礦業班學生千原楠藏、森利嗣、山根正直從越南出發經雲南進入成都,接下來由重慶抵漢口,沿路頻見抗日活動及苦於軍閥混戰的老百姓,記錄於大旅行志《粵射隴遊》。1922年,第20期學生清水成鑑、岡秀一、岡村正文、甘泊四郎、川島清、金井十郎從上海至重慶、成都至西安,沿途所見所感載於大旅行志《金聲玉振》。1923年,第21期學生久家啟次、鶴田一馬等從貴州遵義進入重慶調查,所見載於《彩雲光霞》。1922年、1925年,東亞同文書院出版的《支那經濟地理志》的交通篇及補篇對赤水河和橫江的河運及重慶宜昌間汽船和川江鐵路進行了詳細介紹,為其他資料少見;1930年,第26期班畢業生專門考察川渝,成果載於《足跡—四川大旅行》。

除開同文書院外,上海日本人實業協會東則正於1915年出版《中部支那經濟調查》上卷、1927年日本蠶絲業同業組合中央會《支那四川省的蠶絲業》、1930年後藤朝太郎的《詳解支那民情》、1936年神田正雄的《四川省綜覽》、1937年東京出版的《最新支那大觀》都對川渝進行了相當的研究。

在清末民初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段,中國的近鄰日本對川渝的調查呈現出了相對清晰的脈絡:由無暇顧及至逐漸關注進而大規模踏查;由早期零散的個人遊記到系統的、有預謀的出版大部頭志書;由簡單的所見所聞到科學詳盡的實地調查;由通商經濟調查到全面民俗、地理文化的深入研究。日本對川渝調查的變化,是和日本對中國政策的變化相適應的,但不管如何變化,日本對川渝乃至對中國的調查基調始終是不變的,那就是了解中國、研究中國、服務日本。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作者:李 彬

配圖: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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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關注「方志四川」!權威專家稱,這是我國發現最早的鐵橋墩,漢代考古中發現的最大鐵鑄件,也是漢代考古首次發現的工程鐵鑄件,它再現了漢武帝西南大開發的歷史場景。德陽市考古所所長劉章澤帶領德陽、廣漢兩地文物管理部門人員對橋墩發現地進行了試掘和調查,並在河灘上發現了被剝落的橋墩外殼(外範)及少量漢代陶片。除了鐵橋墩,考古人員還在現場發現橋墩外範殘皮29塊,11片陶片,陶質有泥質灰陶、夾砂黃褐陶,器形有盆、缸等,筒瓦1塊,板瓦7塊。
  • 【方志四川•歷史文化】趙孝雲 ‖ 土司制度中的衛所設置
    【方志四川•歷史文化】趙孝雲 ‖ 土司制度中的衛所設置 2020-12-08 07:0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 【方志四川•歷史文化】何瀛中 楊俊 ‖ 陳子昂讀書臺:金華山中...
    【方志四川•歷史文化】何瀛中 楊俊 ‖ 陳子昂讀書臺:金華山中伯如玉 2020-07-30 06:5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