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印度尼西亞語言上的多樣性反映在文化上的多樣性甚至文化混亂上。在這一群島，大的宗教都有奇怪的冒險歷程。它們從未靠自身取得勝利，而是與包圍著它或圍攻它的民間信仰共存，時常與其一個大的對手合併。
在這一方面，離雅加達（荷蘭人重新佔領巴達維亞後曾短時期成為爪哇的首都）有大約25公裡的某些村民可作證明。他們與一位來自歐洲的旅行者進行交談。一位名叫卡爾約迪科洛莫的農民毫不遲疑地宣稱：「在爪哇我們都是穆斯林。那麼你們為什麼還要談論你們的神呢？
穆斯林只信奉一個神。」卡爾約迪科洛莫看上去困惑不安，他的父親幫他解了困。「這很困難，」他平靜地說，「我們不能忽視其他的神。他們能幫助我們，也能給我們造成傷害。我們的稻子仰仗毗溼奴的妻子雪山神女（DeviShri)。」（蒂伯爾·門德語）進而言之，在整個國家都看不到清真寺。穆斯林村民在雪山神女的祭壇上貢獻水果和點心；而且，為了驅逐惡魔，他們在田裡豎起竹笛，風兒吹過，它們會呼嘯發聲。同樣，他們被要求用阿尼阿尼（ani-ani),「一種小的手持鐮刀」，安靜地收割莖稈。
安靜而迅速，這樣善神就不會逃走。神奇之島峇里也呈現出類似的畫面。這裡保存了印度一爪哇大帝國及其印度教信仰的遺產，但還能維持多長時間？在這一島嶼，死者必須火化，以讓其靈魂升天。不過，與此同時，整套的泛靈論信仰和做法都殘存下來，與現在仍很流行的祖先崇拜聯繫起來。·維持這些四分五裂的民族的團結統一併不容易。對荷蘭的仇恨並不是萬應良藥。當所面臨的問題是讓一個原始的、悲慘的經濟實現現代化，或至少向其大部分由勞累過度的農民構成的人口逐漸灌輸耐心時，統一變成一件難事。
荷蘭殖民給新政府帶來的最大幫助是它對農業人口的剝削非常徹底，以致只有小地產主能夠保持自己擁有的土地。這樣年輕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沒有對大地產進行重新分配的任務，不必擔心農村騷動。所有農民都同樣貧窮。事實上，貧窮的農民在大部分時間裡是其生存經濟的囚徒。稻米是他們的基本食物，也是其最重要的糧食作物，遠遠超過了玉米、芋頭或西谷米······水牛隻是作為役畜或馱畜來飼養。人們很少吃肉，或根本不吃肉，僅僅食用少量的魚。
簡單地說，這種經濟處在市場之外。少量稻米，一點布，一個手工製作的玩具，在城裡出售幾種類似的物品就能掙到足夠的錢以滿足其微小的需求，包括廉價的香菸，「上面充滿丁香香氣，形態類似於小的橢圓錐體」。工業仍然處在襁褓期，只有石油設備、橡膠種植園及其相關的工場、煤礦和錫礦除外。煤礦和錫礦都在蘇門答臘島（邦加島和勿裡洞島也產錫），在蘇加諾博士對它們實行國有化之前由英國一美國公司經營。
但無論屬於歐洲、中國還是國有，印度尼西亞的工業活動難以起到加速其經濟發展的作用。與此同時，自從與荷蘭斷絕關係之後，其主要出口產品－橡膠、咖啡、菸草、幹椰子仁和糖－的外銷途徑變得更少了；這些產品是荷蘭人以犧牲傳統的食物作物為代價發展起來的。儘管如此，今天印度尼西亞75%的出口產品仍然是諸如橡膠、石油和錫這樣的原材料。因而，印度尼西亞雖然獲得了獨立，但國家依然處在一個典型的殖民地經濟狀況之中，非常危險地仰賴世界市場的波動。因而，1951年，韓戰的結束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的中止給印度尼西亞的預算造成了災難性影響。
通貨膨脹的飛揚，再加上每年約100萬的人口增長，致使現在（60年代初）印度尼西亞的局勢進一步惡化。如果不是從海外大量進口稻米，爪哇就會出現饑饉。此外還應加上缺少稱職的管理人員、行政部門頭重腳輕、地方性的缺乏安全保障以及組織不善的軍隊。印度尼西亞的一位反對派政治家這樣說：現在是喊口號、進行宣傳和發起諸如收復西伊裡亞等引人注目的運動的時期，而不是制定系統性的計劃的時期······我們難道不能以他的這一說法作為結論嗎？事實上，計劃已成為當務之急。自由的恢復和由此引起的人民情緒高漲，肯定不會鼓勵人們在人口方面做出巨大努力。
但這一努力是必須做出的。印度尼西亞本身應當團結起來。國家如果沒有一支海軍和空軍，在如此分散的島嶼中，又會存在什麼樣的統一呢？爪哇島眾多的人口使它在印度尼西亞「太陽系」中完全佔據中心地位。1815年，它有500萬人口；1945年，人口達到了4500萬；1962年則達到了6000萬，佔印尼總人口的四分之三，同時也擁有國家總資源的四分之三。但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裡400人）已接近於所能承載的最高限。
現在已根本不可能從森林中奪取更多的土地，因為林地已減少到了最低限，進一步採取行動就會「進入危險區」。一個希望之地蘇門答臘島，那裡每平方公裡僅有30人，土地和礦產資源豐富。但蘇門答臘的土地不如爪哇島肥沃，需要採取特別的措施，而此是一般農民無力解決的。爪哇島的中心地位令許多印度尼西亞人耿耿於懷，引發了活躍的分離主義和眾多要求建立有效的聯邦的呼籲。20世紀50年代晚期和最近（60年代初），分離主義起義成倍地增加，包括安波那的摩鹿加共和國，西蘇門答臘的伊斯蘭運動（DarulIslam),爪哇的泛巽他運動（Pansunda),哈特博士（Dr.Hatte)在蘇門答臘巴東地區開展的運動，以及「上校們」在西裡伯斯的分離運動。
這些上校中的最後一位，辛伯隆（Sinbolon)上校，於1961年7月27日投降。此外還有別的困難。印度尼西亞政府感到它不得不限制共產黨、社會黨和自由主義的穆斯林黨的自由。從而「蘇加諾主義」就變成了一黨專政，其綱領是「有指導的民主制」。隨著自由受到壓縮和反對黨儘管得到原諒但被置之一旁，「強人」－「邦加諾」（BangKamo,「兄弟蘇加諾」）－認為自己能夠且應當執行引人注目的政策。這樣，在昨天（1955年），中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大會在萬隆（Bandoeng)召開了。
結語
這也就是為什麼印尼做出了種種努力來爭取荷屬紐幾內亞，即西伊裡亞。得到滿足的民族主義者對這樣一個在所有領域，在未來許多年面臨的只有困難和令人生厭的任務的政府，表示了某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