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簡介
楊枝煌（1975.9-），男，漢族，閩南人，雙綠智庫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首位法金融學博士後，歷任商務部處長、雲南貿促會會長助理等職，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經濟、金融和對外經貿合作。
中國自由貿易區科學發展的思徑選擇
文 | 楊枝煌
內容摘要：本文在回顧我國及其他國家發展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提出我國自由貿易區科學發展的三個基本問題。一是從理論上、外部環境和法理上說明我國為何應該發展自由貿易區；二是從著力點、突破口等方面闡述我國如何發展自由貿易區（6大途徑）；三是提出我國建設發展自由貿易區要達到何種目標（4大目標）。
關鍵詞：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協定，科學發展，戰略，合法性，路徑，目標
自由貿易區（FTA）[]是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成員方必須相互取消90% 以上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消除絕大多數服務部門的市場準入限制, 實現投資和貿易雙重自由化。自由貿易協定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還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近些年來，正是看到了自由貿易區在某種程度上比WTO更加自由開放，更適合於推進貿易便利化和經濟大融合，各國紛紛在堅持WTO機制的同時，努力同潛在的合作夥伴共同商議開闢自由貿易區。我國自2004 年開始自由貿易區計劃實施和布局以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還沒有充分發揮自由貿易區潛在的核心價值作用。為了大規模實現自由貿易區的效應、效能和效益，我們必須重新而全面地認識「為什麼要開闢自由貿易區、如何發展自由貿易區、實現何種目標」這三大核心問題，緊緊圍繞這三大問題，實現科學發展跨越發展，提高自由貿易區全球治理水平。
一、充分認識我國發展自由貿易區的合理合法性
做一件事，做一項決策，至少要從理論、外部環境和合法合規性三個維度進行考慮，從而在物質、人才和資金等方面做好準備。同理，我國開闢自由貿易區，一要認識到其理論可行性，二要考慮當時的形勢等外部環境，三要確定是否合乎法律法規。
（一）中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的理論基礎
列寧在《怎麼辦？》中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依照這一論斷，我們可以說，沒有正確的理論，可能就不會有正確的實踐。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雖然辛辛苦苦做工作，頂多是做加法，不能達到最佳效益；有的甚至還會是做減法，效果適得其反；而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就好比做乘法，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國開闢和發展自由貿易區的理論基礎就是市場領土理論。開闢自由貿易區是拓展市場領土、金融領土的戰略途徑，我國應該以此為國家戰略，積極拓展我國經濟領土。市場一般是指人們集中進行商品、生產要素及金融證券交換的場所或者機制。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市場不僅僅是一種份額，而是一種領土。因為市場份額很容易被縮減，而市場領土則難以動搖。歷史演進到當代，由於新技術的應用、生產活動的全球化和貿易制度的創新，領土的地域概念正在向市場概念轉化。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這一點上，市場領土與地域領土具有相同的概念，它們已成為人類活動的雙重空間。經濟全球化，擴大了人類的活動範圍，增加了市場的吸納能力或資源配置能力，對世界各國都帶來共同的發展機遇。一國的地域領土固然重要，但市場領土更重要，市場廣闊才真正是一國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中帶有根本性質的影響因素。市場領土是無國界的，是全球性的，是有擴展彈性的。我們應在全球開放的大潮中走出封閉，在世界市場的交融發展中尋找新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市場領土就是通過與世界的密切交往，實現中國人、中國企業、中國產品、中華民族、中國制度更好更快地發展,從而輸入所到之處像可口可樂飲料那樣實現生產、經營、銷售、消費的當地化、全球化，真正實現了一種有我我中有你，得到全人類全世界的理解、了解和尊重。中華民族，在地域領土上從不侵佔他國領土和主權，社會主義新中國就更是主張世界和平、社會和諧。但是，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l/3～1/4，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考慮戰爭以外的開拓市場的手段來謀取或者拓展生存空間。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需要考慮發展空間和尋求國際資源和機會的階段，我們必須考慮如何擴大資源的配置空間，如何提高資源的配置水平，如何增強資源配置效率和能力。新世紀的世界競爭將不再是地域領土的瓜分，而是在一種較為平等基礎之上進行的市場領土的開發，這是現代文明不可阻擋的潮流。日本正是在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的情況下，以市場的復興和發展，把戰爭的失敗從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上挽救回來。正是在這種目標的推動下，他們充分應用市場領土論的思想原理，將「是發展出口，還是等待死亡」的口號提到國家的層面予以重視，使得海外貿易和投資發展很快，以致在當今地球上，人們可以忽視太陽忽視月亮，卻很難忽視日本的經濟存在。
自由貿易區和世界貿易組織一樣是拓展市場領土的戰略途徑。世貿組織的前身GATT近半個世紀的努力主要是體現在降低貿易壁壘，著重解決的是市場準入以實現自由貿易的問題，世貿組織今後雖仍進一步努力降低貿易壁壘，但更多的力氣將會花在協調各國國內政策方面，以實現公平貿易，比如「千年回合」提出了許多新課題，其中包括：勞工、環境、投資、競爭秩序、產權界定、反賄賂、反洗錢等。中國入世，正是為了藉助WTO這座橋梁，更好更快進入世界市場，更好更快融入國際社會，更好更快培育和拓展市場領土。現實也表明：入世十多年，並沒有出現當年反對者「狼來了」的擔心，比如汽車工業，比如農業，並沒有遭遇什麼滅頂之災。入世十多年，我國倒成為了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市場領土越來越大了，中國成了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動機了。但是，隨著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的屢次失敗，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貿易摩擦越加頻繁，貿易保護和貿易保護主義更加盛行，各國紛紛在堅持世貿組織框架下的自由貿易的同時，尋求建立一種更加高效的自由貿易體制。這樣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成為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開拓市場領土的最佳選擇。因此，現代經濟和金融的競爭就是市場領土的爭奪，因此除了實際的土地、海域、領空之外，還有一種最關乎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土和金融領土。因為全球化使得全球相互聯繫得以增強，使得地球成為一個統一市場，商品、資本、人員、知識、形象、犯罪、汙染物、毒品、時裝與信仰等都輕而易舉地跨越了地域邊界。[]而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中樞，金融領土的保衛和擴張將更加具有戰略意義，所以現代金融具有如國防那樣的現實意義。我們要通過金融手段和自由貿易區發展，不僅保證世界工廠的地位，還要變成世界市場，更要佔領更多更強的經濟領土。
（二）中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的外部環境
生產、貿易、投資、消費等的國際化使得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配置資源的合作競爭秩序在全球拓展，不僅僅在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而且在發達的西歐國家一場以減輕政府管制和市場化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因此，全球化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永遠不會是歷史的終結。就中國而言，外需不足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繼續發展的外部約束，而開拓新興市場、擴大舊有市場規模和自由度已經成為客觀要求。
1.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阻或者放緩。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新一輪3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邏輯。[]但是近期以來，人民幣國際化並非一切順利。一是離岸人民幣使用量的增長已經停滯。香港人民幣存款總額從2011年10月的5800億元人民幣略降至2012年3月的5540億元人民幣。二是人民幣不再是單向升值而是市場化升貶。直到不久以前，投機人民幣升值還是一種單向押注，但從2011年12月開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走勢就不那麼好預測了。2012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竟然貶值了1%左右，這與2005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30%形成對比。三是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推進步伐也已放緩。餘永定指出，迄今為止這種使用甚至只「停留在表面」，充其量是一種在不受限的離岸人民幣市場與受限的在岸人民幣市場之間進行匯率套利的手段。而且人民幣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清算體系。如今中國約6%的出口和13%的進口以人民幣結算，聽起來或看起來很多。然而在1990年，德國使用德國馬克結算的進出口比例分別是50%和80%。即便在因想控制本國資本帳戶而試圖阻撓日元國際化的日本，這兩個比例也分別達到了15%和38%。就連中國自主的對外援助也摒棄自己的人民幣，援外結算竟然使用美元。因此，為了實現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戰略目標，即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考慮新的途徑。而建設自由貿易區將成為一種戰略舉措。
2.世貿組織新一輪談判停滯不前。WTO談判停滯不前，各國紛紛繞開WTO和聯合國，利用自由貿易區爭奪時代新格局和新秩序的主導權，特別是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權。特別是美日歐等主要經濟體積極構建自由貿易區體系，在區域乃至全球範圍內合縱連橫，打造利益共同體，爭奪區域主導地位。美國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基礎，積極構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周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網絡，同時積極推進「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談判，力圖以此重回亞洲。歐盟在加速內部經濟一體化同時，將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其全球貿易新戰略的重要平臺。日本推出了完整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在東亞地區有重點地推行內容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
3.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強化。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經濟發展雙螺旋，而自由貿易區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開端。世界經濟這一發展態勢並非偶然, 它是世界局勢緩和以及冷戰結束後經濟矛盾突出和競爭加劇的表現, 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 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階段。從歷史上看, 區域經濟一體化一般是從建立自由貿易區開始, 通過逐步取消區內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促進區內商品貿易自由化, 然後向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等更高階段發展。自由貿易區具有「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 區內成員均可從中不同程度受益, 有利於經濟貿易的增長。然而, 由於自由貿易區固有的排他性, 即區外貿易夥伴享受不到自由貿易區優惠待遇, 加之「貿易轉移效應」, 非成員國的產品競爭力遭到削弱。也就是說, 游離於自由貿易區之外的國家, 在國際市場競爭將處於不利境地。另外，隨著中國經濟騰飛，世界貿易不再是西方獨語時期，而是進入貿易對話時期。而且隨著分工社會化發展，互通有無的貿易協定已經成為一種避免區域內部衝突或者對區域內進行團結的手段，從而有助於區域內國家間經濟政治關係的改善。因此，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加強經貿往來和政治對話成為一種不斷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成為各國政治經濟精英的共同認識和一致行動。
4.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戰略實踐。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新興經濟體呈現群體性崛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世界經濟增長。但是，通過戰爭解決經濟問題已經不大可能，建立殖民地以拓展市場領土已經沒有出路，必須從經濟共和、經濟邦聯的角度進行決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政治訴求已經釋放，經濟訴求越來越加強。但是，世貿組織這臺經濟發動機已經暫時停滯，因此只有借勢於區域經濟一體化。假如，1793年乾隆與馬戛爾尼籤訂商業條約，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鴉片戰爭及其他屈辱。而正是1860年英法兩國籤署的商業條約，徹底結束了英法百年戰爭留下的經濟災難，也成為歷史上利用貿易協定改善國家間管理的最早案例。商業條約也首次被視為國家間緩解緊張關係和改善外交關係的手段。1889年義大利經濟學家Vilfredo Pareto指出，關稅同盟是改進政治關係最終實現和平的一種手段。二戰後，歐洲政治家開始把貿易與和平聯繫起來。歐共體的奠基人之一舒曼（1992）認為，歐洲煤鋼共同體的目標是促進法德戰爭「不僅會不可想像，而且從事實上也不再可能。」Polachek（1992）發現國家之間貿易量的增加會帶來衝突的減少，兩國之間貿易額翻番將使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降低17%，但衝突的減少並沒有帶來貿易量的增加。1951年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和1957年成立的歐共體都是為了減少歐洲尤其是法德之間的戰爭威脅。東協的成立也有類似目的，是為了緩和印尼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進展緊張關係。APEC和中美洲共同市場也是存在著牽著的政治和軍事對視的情況下成立的。可見，自由貿易區十分有利於保障國際安全和促進國際和平。
5.國際外貿環境日益惡化。歐盟（我國最大貿易夥伴）2009年以來就顯出經濟下滑，再加上歐債危機影響，整個歐洲購買力集體下降。美國（我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消費需求都將非常脆弱加上高居不下的失業率，中國對美出口很難短期內大幅復甦。日本（我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也處於嚴重衰退狀態。受失業率上升影響，日本家庭傾向減少支出，家庭消費支出的長期緊縮將使日本國內的消費不振局面加劇。我國主要貿易夥伴經濟衰退嚴重，直接影響我國外貿出口。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由此引發的貿易摩擦不斷，我國貿易發展經受著嚴峻考驗。中國連續16年成為世界遭遇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中國PMI連續大起大落、美國QE3突然而至、各國醞釀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等等煙霧彈，意味著中國經濟前景轉淡和世界經濟發展更加撲朔迷離。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國同其他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起步較晚，2004 年才正式開始開自由貿易區計劃實施和布局，亟待做好去WTO化背景下的應急應對，加快自貿區談判、拓展和提升，強化新形勢下的貿易規劃和貿易新秩序新體系構建。[]
6.自由貿易區和世貿組織並行不悖。FTA的雙邊貿易協定能夠有效地彌補WTO 多邊貿易體制的局限性。隨著世界範圍內自由貿易區數量的穩步增長，FTA已經成為並行於WTO 多邊貿易體制的另一種區域合作方式。FTA 中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能對當前WTO 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進行有效的補充。一方面，WTO難以踐行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在世貿組織多邊體系中，由於成員眾多，區域廣闊，關係難以協調，增加了談判難度，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各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減少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而在自由貿易區中，貿易雙方可以通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很快達成統一的準則和意見，有關國家在貿易自由的基礎上，開展全面的經濟合作，獲得貿易發展和市場擴大帶來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WTO 在機制建設上也存在不可克服的問題。例如，WTO 是以一些既成的相關規定，以一種強硬的經濟制裁方式進行裁決，典型措施是中止減讓和交叉報復，這種方式在發達國家或者發展中大國中是可行的，能有效地震懾相關國家，並提高國家在處理國際貿易爭端問題的能力。但是，對於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和地區，由於綜合國力的差距，其國際貿易可能在制裁中逐步萎縮，難以達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對於一些WTO 尚未達成協議的領域，特別是在特定環境下產生的糾紛和摩擦，WTO 規則就無能為力了，此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則會是更好的經濟合作方式，能在局部的區域或者雙邊實現一體化，積少成多，最終在WTO 的多邊貿易框架下實現全球經濟一體化。另外，研究表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比WTO 更有解決貿易糾紛的優勢。通過雙邊自由貿易，不僅能夠順利消除貿易自由化的障礙，促進當事國在廣泛領域內製定的共同規則，還能及時有效地化解貿易糾紛，最大限度地避免摩擦政治化，減少外交方面壓力。[]因此，FTA 和WTO 在將來會並行發展，互相補充和兼容，最終形成WTO 多邊體制框架下眾多局部區域合作的局面。
（三）中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的合法性
關貿總協定第24條是總協定的一個重要例外條款，主要是針對各種區域安排的。區域安排主要表現為邊境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該條第3款規定：「本協定的各項規定，不得阻止：（甲）任何締約國為便利邊境貿易對毗鄰國家給予某種利益；（乙）毗鄰迪利亞斯特自由區的國家，對與這一自由區進行貿易給予某種利益，但這些利益不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締結的和平條約相牴觸。」迪利亞斯特自由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於1947年成立的，該自由區曾一度由聯合國負責監督和保護，美國、英國、義大利和南斯拉夫四國於1954年又籤訂倫敦協定，將該自由區分歸義大利和南斯拉夫。總協定關於關稅同盟規定為：「關稅同盟應理解為以一個單獨的關稅領土代替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關稅領土。」關於國家和地區之間設立的自由貿易區，總協定第24條第8（乙）款規定：「自由貿易區應理解為兩個和兩個以上的關稅領土所組成的一個對這些組成領土的產品的貿易，已實質上取消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的集團。」自由貿易區只是在組成此等區域的成員國間消除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措施，不要求各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貿易實施統一的關稅制度和貿易規章。自由貿易區只是在地區內實行貿易自由化。如歐共體共同市場、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等。區域安排的目的是在有關國家間建立一種較為緊密的集團關係，在集團內部確立一套優惠貿易的規則和制度，促進相關國家間的自由貿易和經濟的一體化。區域安排在表面上是背離總協定的各項義務的，尤其是最惠國待遇條款；但總協定的區域安排有其明確的理論作指導。總協定第24條第4款指出：此等安排能「發展各國之間經濟的一體化」，「擴大貿易的自由化」。[]
從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都意識到自由貿易對一國及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但在貿易實踐中，又有許多阻礙自由貿易的障礙，這也是設立世界貿易組織（關貿總協定）的重要原因，國際社會力圖通過國家和地區間的協調促進全球貿易的自由化。以上提到的各種區域安排有助於該區域貿易的自由化，這和WTO促進貿易自由化的宗旨是一致的，因此WTO容許這些區域安排的存在。由上可知，WTO對國家間設立自由貿易區是鼓勵的。國家和地區間設立的自由貿易區具有促進貿易自由化的作用，一國內部設立的自由貿易區也有促進貿易自由化的作用；加之WTO在邊境貿易部分，對迪利亞斯特自由區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到，WTO對一國內部設立的自由貿易區也是持肯定態度的。一國加入WTO，對其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並沒有阻礙作用，而是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全球自由貿易區數量最多的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從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來看，設立自由貿易區的優點是明顯的。自由貿易區對實行出口導向戰略，推動出口的增加，吸引外資，增加外匯收入，推進工業發展有重要作用；自由貿易區可以作為市場經濟的實驗室，發展中國家國內的公司通過與外國公司的接觸與聯繫，可以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進而對區外的公司產生影響；自由貿易區可以增加就業機會；自由貿易區對於保持和促進當地的經濟活力，維護經濟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超前規劃我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的戰略途徑
世界大變革大調整大發展，帶來了世界的大匯聚大合流大溝通，世界亟需發動一場除戰爭以外的流通性革命，即產品、服務、人員和資本的更自由流動。因此，我們對於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應該圍繞流通性革命和經貿效益這一宗旨進行制度設計和策略規劃,在十二五規劃中增加自由貿易區發展專章，做好前瞻性的戰略部署，在充分調研、論證、談判的基礎上，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些，提高自由貿易區的社會主義運用水平，推進中國自由貿易區的飛速發展。
（一）以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為範本
從國家關係上看，中國與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朋友；從經貿關係上看，中國與巴基斯坦是最具有戰略意義的互利互惠。中巴兩國不斷推進自貿區建設，一年邁上一個新臺階：2003年11月籤署優惠貿易安排；2004年10月啟動自貿區聯合研究；2005年4月籤署自貿協定早期收穫協議；2006年11月籤署自貿協定，2007年7月實施以來成效良好；2008年10月籤署自貿協定補充議定書，以促進投資合作；2008年12月結束服務貿易協定談判。2009年2月，雙方籤訂《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定》，該協定是迄今兩國各自對外國開放程度最高、內容最為全面的自貿區服務貿易協定，雙方建成了一個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等內容全面的自貿區。根據協定，在各自對世貿組織承諾的基礎上，在全部12個主要服務部門中，巴方將在11個主要服務部門的102個分部門對中國服務提供者進一步開放，包括建築、電信、金融、分銷、環境、醫療、旅遊、運輸、快遞、研發、計算機教育、娛樂文化和體育等眾多服務部門，其中分銷、教育、環境、運輸、娛樂文化和體育等5個主要服務部門在內的56個分部門為新開放部門。此外，巴方將根據具體情況，在外資股比方面給予中國服務提供者更加優惠的待遇，並在人員流動方面提供更加寬鬆和便利的條件。我國將在6個主要服務部門的28個分部門對巴基斯坦服務提供者進一步開放，具體包括採礦、研發、環保、醫院、旅遊、體育、交通、翻譯、房地產、計算機、市場調研、管理諮詢、印刷出版、建築物清潔、人員提供和安排服務等。《中巴自貿區服務貿易協定》的籤署和實施，為兩國共同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提升服務業合作水平，促進經濟共同發展，深化全天候、全方位友誼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因此，中國與其他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均可參考中巴這一範本。
（二）以兩岸五地的大中華自由經貿區為橋頭堡
香港、澳門的發展已經納入十二五規劃，這標誌著我國內地與港澳的經濟發展將走上更加快速穩定的通道。兩岸四地，特別是大陸應該講政治，在CEPA和ECFA的基礎上，推進香港、澳門與臺灣籤訂自由貿易協定，推進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等兩岸四地與蒙古籤訂自貿協定，最終建立起大中華自由貿易區。當然，我們首先至少要早日構建「中國自由貿易區」，即中國大陸作為一主權國家和中國三個單獨關稅區（臺灣、香港、澳門）之間組成的，一個對內相互取消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對外仍保留各自獨立貿易政策的經貿機制。此機制，既能延續兩岸四地現有的經貿優惠，又有利於體現「一國四區」的特殊關係；既符合WTO基本規則，又對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發揮，促進中國在新世紀裡持續穩定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也符合國際輿論與預期。幾年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曾在一份報告中把兩岸四地稱之為「中華經濟區」。共同的中華民族文化背景，使兩岸四地之間形成一個區域經濟體，應是情理之事。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為四地的產業互補與產業合作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構建「中國自由貿易區」可分三步實施：第一步，建立祖國大陸、香港、澳門自由貿易區；第二步，建立祖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自由貿易區；第三步，實施多邊貿易戰略，在促進建立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同時，積極參與和推動本區域或更大區域的貿易自由化。如果兩岸四地之間的貿易往來、資金流通、人力流動、科技交流合作更加頻繁，這一區域必將成為亞太地區一個快速發展的區域，一個重要的次區域經濟圈，進而加快實現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同時也必將吸引其他國家加速與中國自由貿易區合作開闢更大的自由貿易區，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實現華人經濟自主和自助，推進中國經濟全球化。
（三）以中俄、中印自由貿易區為新突破
中國啟動與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談判後,澳在西方大國中率先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2008 年4 月7 日,中國與紐西蘭籤署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與發達國家籤署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是正式提出「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以來的重大突破。這不但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的戰略空間,而且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尤其是大周邊環境。迄今為止，我國已同東協、巴基斯坦、智利、紐西蘭、新加坡、秘魯、哥斯大黎加等地區和國家籤訂自由貿易協定。正在談判的有中國-海合會、中國-澳大利亞、中國-冰島、中國-挪威、中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中國-瑞士，正在研究的有中國-印度、中國-韓國、中日韓。就目前形勢看，中國與美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不可能，中國與日本建立自由貿易區不可能，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也是不可能。因此，我們不能把希望和精力放在中美、中日、中日韓自由經貿協定的設想、研究和談判上，這都是在做無用功，而應該把全部努力放在中國-非洲、中國-拉丁美洲，特別是中俄、中印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上，最終建立起一個以中國、俄羅斯、印度為主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CRI），成為全球最大的自貿區，對抗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
（四）以境外經貿合作區或FTZ建設為抓手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融通缺口增大，2009年將達到2700億美元至7000億美元，而中國外匯儲備高達3萬億美元，遠夠填補發展中國家金融缺口。世界經濟是普遍聯繫的，世界經濟往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任何一個國家很難獨善其身一枝獨秀。美國正是通過實施馬歇爾計劃實現歐洲戰後重建和歐洲復興，進而推進了強有力的20幾年的歐美經濟共同增長。而第四點計劃更是通過政治和資本的力量強化了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領袖地位，拓展了美國在第三世界勢力範圍，特別是控制了處於戰略位置的不發達國家，同時了壟斷了中東石油開採，為國內資本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援助紅利和壟斷利潤。而且，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一直在建設和諧世界過程中出現網絡化趨勢，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範。擴大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和援助，一方面有利於保持它們國內經濟社會的穩定，防止其經濟波動通過第三方傳導到我國，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緩解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的情況，減少由此帶來的儲備成本和本幣發行壓力。我國可以通過合作投資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多建立幾棵除WTO之外的大樹，做好非WTO時代的前瞻部署，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因此，我們要在尚比亞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奈及利亞廣東經貿合作區、天利（模里西斯）經貿合作區、奈及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衣索比亞東方工業園、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阿爾及利亞中國江鈴經貿合作區、奈及利亞-聖多美 普林西比聯合開發區等項目建設穩步推進、效果初顯的基礎上，考慮橫跨歐亞非美四大洲的朝鮮、阿聯、摩洛哥、白俄羅斯、塞爾維亞、哥斯大黎加等14個國家的多次要求，加快部署合資建設新一批境外經貿合作區或自由貿易園區（FTZ），消化過多的外匯儲備，減少國內的貨幣流動性，抑制甚囂塵上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從而為未來的自由貿易區奠定紮實的基礎。
（五）以剩餘外匯為援助、投資、促貿戰略基金
對於佔據戰略位置或者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一時沒有考慮與我國建設自由貿易區，我國一方面可以在上述國家建立境外經貿合作區，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剩餘外匯進行科學援助、投資和促貿工作，從而推進這些國家與我國建設自由貿易區。
我國外匯儲備已超3萬億美元，而且自2000年以來外匯儲備佔國際儲備的比例已經超過90%，龐大的高流動性的外匯儲備不是財政資金，又高度集中於政府而非藏匯於民，受匯率波動影響時常面臨貶值風險。因此，外匯儲備不是財政資金不能對內投資，我們應該在合理規劃外匯儲備幣種、比例、額度的基礎上，利用剩餘外匯進行戰略性援外。一是換取戰略性技術和資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國就應該動用外匯儲備購買當時處於低價的石油。當時石油市場價每桶跌破50美元，我們完全可以50美元/桶的期貨價通過援外項目換取受援國的石油。二是援助建設國際大通道。例如，幫助處於戰略位置的巴基斯坦建設一條從印度洋海岸到中國新疆喀什的鐵路。這條鐵路建成後，中國未來從非洲及波斯灣產油國家運輸的礦產資源及石油等物資，以及中國出口的大部分物資可不用再通過被敵國包圍的南海海上通道，而直接從巴基斯坦港口和新疆喀什之間的鐵路運輸。這將節省數千公裡的路程，同時萬一中國與越南或菲律賓小國在南海衝突，巴基斯坦鐵路將大大降低戰爭對中國海運的影響。三是適當出資紓解歐債危機。歐元區處於崩潰邊緣，而且日益受到美元擠壓，如果歐元垮掉，美元將再次一超獨大。因此，我們可以適當動用部分外匯儲備解救歐債危機，一方面推進人民幣走出去，另一方面加快歐洲經濟復甦，從而帶動我國出口和整個經濟的增長。四是投資建設新金融機構。除了考慮注資建立中國對外援助銀行、中國對外援助基金、中國對外援助保險公司等機構外，還可以考慮通過推動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中國-東協發展銀行、中國-海合會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和援助，提高巨額外匯儲備的流動性和未來收益性，防範對外援助項目面臨的自然、人為、市場風險，提高對外援助的金融化運作範圍和質量。五是援助知名國際組織。可以考慮援助聯合國、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和亞洲發展銀行等國際機構。加強財政、金融、貿易、援助四者的相關關聯，制定全球經濟治理的思路和策略，加入世界金融穩定理事會，推進建設全球公認的國際評級機構，通過注資IMF和世界銀行提高我國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投票權。六是推進國際氣候金融體系建設。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已經成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代名詞，我們在加強氣候變化援助的同時，推進碳金融建設，發展綠色經濟。
（六）以法律制度建設為準繩
中國入世最大的軟肋就是制度，因此我國入世後很多工作都在彌補和修訂製度上。自由貿易區建設也需要法治的保障，需要健全的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的保障。法治在國外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美國制定了《美國對外貿易區委員會通用條例》，土耳其制定了《土耳其自由貿易區法》，智利制定了《智利自由貿易區法》，韓國製定了《韓國自由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歐共體海關法典》也有自由貿易區的相關規定，《京都公約》也專門對自由貿易區作了規定。因此，為了推進我國自由貿易區建設的進程，為了在WTO體制下更快的發展自由貿易區，就必須加快自由貿易區法治建設的步伐，而最急迫的則是制定一部統一調整自由貿易區各種社會關係的中央級的行政法規或法律。[11]按照自由貿易區的要求, 我國現行的相關法規在制度供給上是不足的。因此，要做好制度建設減法、加法和修訂工作。
第一，減法就是做好制度清理。抓住自由貿易區機遇在當下的政策解讀, 就是在制度供給上應儘快改善與自由貿易區協議不相符的政策環境, 清理與世貿組織原則、自由貿易區協議不相符或相牴觸的相關法規政策, 儘快將我國根據自由貿易區協議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轉化為國內法規。
第二，加法就是做好新制度建設。自由貿易區是雙邊體制，因此每個自由貿易區都有自己特殊的協議，對於每個自由貿易區都得在充分調研、談判的基礎上，制定新的符合雙方的法律制度或者特殊協議。在未來自由貿易區的立法方面，應堅持合憲性原則、屬地管轄原則、立法統一原則與國際慣例接軌原則，先進行中央層面的立法，然後在中央立法的指導下，完善地方立法。最終形成有關自由貿易區的法律、法規、規章等協調配合的法律體系。在中央立法上，應以十七大提出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為契機，先由國務院制定《中國自由貿易區條例》，然後在此基礎上，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中國自由貿易區法》。制定《條例》可以從兩個角度入手：一是將以往的中央和地方有關保稅區的立法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吸收到《條例》中來；二是根據國際慣例和國際通行做法進行制度引進和制度創新。《條例》作為綜合性立法，分則規定的內容相應地也比較繁多，應該重點規定管理體制、設立和撤銷制度、投資和企業制度、貿易制度、金融制度、稅收制度、房地產制度、監管制度，訴訟和司法審查制度、法律責任等。在行業協會商會規章上，應該應規定政會脫鉤, 協會商會要做企業和政府的橋梁, 以市場手段搞好服務, 杜絕行業協會、商會非法牟利；加強對自由貿易區國家貿易投資管理體制、貿易壁壘、投資壁壘和風險的調查研究,為企業出口提供公共商務信息、培訓、指導等服務, 依東道國法律或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維護企業合法權益；要建立貿易摩擦預警機制,作為中方代表發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 保護本行業企業的合法權益。在服務貿易制度上，利用好自由貿易區協定提供的更好市場準入條件和國民待遇, 完善銀行、保險等服務平臺, 制定電信、教育、旅遊、醫療、物流等相關法規, 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 提高國際服務貿易競爭力, 儘快實現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變, 大力發展對外服務貿易。出臺國際服務貿易條例、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 增強服務貿易壁壘救濟立法, 支持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和走出去。從制度上鼓勵建設好國際生產性服務業聚集中心、國家級服務外包示範區、全球服務外包基地, 鼓勵提高服務業附加值。在質量安全認證制度上，要加強我國技術標準體系建設。對自由貿易區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安全至關重要, 建立健全我國質量安全認證制度, 狠抓出口產品安全質量, 避免出口產品發生質量安全事件。完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技術性貿易措施, 完善商檢、進出境動植物檢疫及其實施條例。根據新的《食品安全法》加強監管, 增大法律責任, 將「損一罰十」改為賠償受害的全部損失等，一旦發生產品因質量和安全問題故意導致身體健康損失或者人員傷亡，就倒閉相關企業、槍斃相關責任人。在非常時期，違反食品安全必須出重拳、施重典、用重型。長期以來, 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制定各種技術標準向全球輸出, 從國際經貿中獲得巨大利益。我國也應積極協調各國產品質量安全技術標準,並在此基礎上制定或修訂符合我國國情的各種技術標準和安全認證制度。[12]
第三，修訂就是做好制度補充完善。一要完善《對外貿易法》。目前我國自由貿易區經濟效果有限, 貿易和投資風險較大。除因自由貿易區協議不夠完善外, 實踐中的被動應付, 也暴露出我國相關領域在政策法規上還不適應自由貿易區發展的需要。我國經貿政策規章對自由貿易區關注不足、針對性不強, 部分法律法規不適應自由貿易區發展的需要, 起不到為我國外貿出口和企業走出去投資保駕護航的作用，如《對外貿易法》對貨物貿易、技術貿易的管理存在缺陷, 對服務貿易缺乏完善的規定, 對外貿易促進中的規定過於原則, 減損了其應有的推動作用。[13]此外，部分規定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規定, 有關自由貿易區的相關規定較為簡單，如《對外貿易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促進和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關係，締結或者參加關稅同盟協定、自由貿易區協定等區域經濟貿易協定，參加區域經濟組織。因此，針對自由貿易區, 我們應詳細規定自由貿易區協定的定義、宗旨、範圍、效力以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內容, 並在條件成熟後, 制定單獨、詳細的自由貿易區法；明確《外貿法》中有關部門的審批時間、條件等概念, 規定應體現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科學發展觀, 要規定貿易與環保、可持續發展的具體的操作標準或判斷標準。對貨物貿易、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對外貿易促進出臺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規定, 規定政府服務、金融扶持、財稅支持。以引資、進口高技術設備、併購品牌和走出去帶動向自由貿易區的出口。鼓勵各種經濟成分的企業開展對外貿易；還應針對自由貿易區制定統一、完整、詳細的優惠原產地規則, 標準要努力體現我國的國情和利益；完善《對外貿易壁壘調查暫行規則》, 擴大可提起申請者範圍, 對外貿易壁壘調查範圍應擴及新型貿易壁壘, 對外貿易壁壘調查程序應公開、透明, 規定司法審查制度, 為當事人提供救濟途徑。政府和行業協會、商會建立快速高效的貿易摩擦應對機制和對外貿易預警機制；海關、質檢等部門要研究便利化措施, 改善服務, 減少商務成本, 消除違反貿易、投資協議的限制, 搞好區域通關一體化。二要完善對外投資立法。對外投資措施方面，我國雖然先後出臺了一些行政規章，如國務院2006年10月頒布的《關於鼓勵和規範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意見》商務部2009年3月頒布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其核准權限下放至省，但沒有統一的海外投資促進法，各部門規章零亂、不配套、缺乏透明度。我國海外投資立法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的立法、對民營企業、私營企業關注不夠，現行海外投資審批立法存在嚴重缺陷，企業海外併購立法缺失，海外投資的鼓勵與支持措施不夠，事後監督也有待加強，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尚未建立。[14]我國的境外投資法律體系尚未有專門的立法規範、且相關規定過於簡單、缺乏具體規定和協調。換句話說, 即對外投資雖有較強的政策性，但還不能做到法律化、制度化、體系化。由於立法滯後，我國尚未建立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擔保制度，同有關國家商籤投資保護協定以及避免雙重徵稅的協定的進程也大受影響，海外投資經營所急需的買方信貸政策也極不完善。海外投資立法缺陷，已成為我國海外投資健康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也是金融危機中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屢屢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快海外投資的立法進度刻不容緩，儘早研究制定《中國對外投資法》已顯得十分緊迫，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部關於海外投資方面的法律，這。在目前的轉型期內，政府發揮引導、組織資源的作用仍必不可少，主要是從政策環境上為工程承建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創造條件。具體表現為大力構建有利於海外經營的服務保證體系，包括信用擔保制度，匯兌、支付與結算政策，政治風險規避與保證機制等，同時積極參與各類國際規則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必要的政治、外交手段為企業提供支持。當前，我們急需制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法》、《海外投資企業所得稅法》、《海外投資公司法》、《海外投資保險法》、《對外援助法》等，最終建立起完善而高效的中國特色對外投資法律體系。通過以上法律制訂與運行可以使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享受充分的法律保護，使海外投資企業生產、經營的管理自主權和合法權益不致受到侵犯。三要完善應對國外反傾銷、反補貼、反規避的立法。在我國立法中，有關反規避措施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法》、《反傾銷條例》及《反傾銷產業損害調查與裁決決定》中，立法層次複雜，規定不甚統一，導致法律法規之間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特別是自由貿易區之間的反規避規定缺位，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引發自由貿易區之間的矛盾。為應對自由貿易區國家各種貿易、投資壁壘,我們要在國內禁止低價競爭, 淡化以進出口額和增長比率定期考核政績；要完善補貼與反補貼法, 規制地方政府補貼, 對不符合自由貿易區協議的補貼要作調整, 科學限制可訴性補貼, 提高不可訴補貼比例。尤其是構建和完善研發補貼、落後地區補貼、環保補貼政策體系；完善和規範我國出口退稅政策, 建立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政策, 修訂完善稅收優惠政策, 完善出口信貸和出口信用保險政策。針對外資企業將我國作為其規避國外反傾銷稅工廠的做法, 我國需進一步完善原產地規則, 明確規定產品在我國實際增值部分到底有多少,提高國有化率, 避免實質上是外國產品披上我國製造的外衣頻遭外國反傾銷。要按市場經濟要求, 對可能引發國外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技術性貿易壁壘、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勞工標準等進行預警防範。對外直接投資可能面臨所在國的反規避措施主動加以規範, 避免對外投資出現無效規避。
三、科學設立我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的戰略目標
國家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安全政策、國際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國際戰略作為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手段和過程，包括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實力和戰略資源，以及制定和實施戰略的國際環境等。國家利益是國際戰略的第一要素，因為國家利益覺得國家居支配地位的價值與政策取向，並且決定國家的基本需求和具體的國家目標。因此，各國發展自由貿易區都應該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世界超級大國美國發展自由貿易區就具有明顯的戰略目標。美洲自由貿易區就是為了抵抗歐共體對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衝擊，積極構建TPP參與亞太地區的區域一體化進程就是為了防止與之抗衡的亞洲區域一體化組織的出現以維持其霸主地位。因此，我國大力發展自由貿易區也應具有鮮明的戰略目標。
（一）提高外貿的GDP拉動權重和效率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長期是投資佔第一位，其次是消費，而貿易僅居第三，1980年代消費曾經一度領先，2012年消費對GDP貢獻率可能超過投資，這與我國第一貿易大國地位嚴重不符。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37.3%，投資的貢獻率是54.8%，出口的貢獻率是7.9%。它們分別拉動GDP增長3.9、5.6和0.8個百分點。而在2009年，消費、投資、出口各拉動GDP增長4.6、8、-3.9個百分點。2011年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為54.2%，最終消費貢獻率為51.6%，貨物和服務淨出口貢獻率為-5.8%。2012年淨出口對GDP增長貢獻率自2009年後將可能再次轉為負值，外需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明顯下降。入世以前，我國外貿依存度大都徘徊在40%以下。入世以後則最高飆升到2006年的65.17%，2009年因國際金融危機又劇降為44.24%。而新加坡、香港、韓國、臺灣等國家或地區在經濟起飛階段時外貿依存度超過100%甚至200%，沒有哪個國家因為外貿依存度過高而產生問題。就外貿佔世界份額看，我國出口發展至今僅佔全球貿易份額的10%左右。但是，英國1820年的出口佔全球20%，美國1947年佔全球32.5%，德國和日本都曾佔到10%以上。從人口上看，我國人口約佔世界20%，美國佔4.5%，德國佔1.2%，日本佔1.8%，可見我國人均外貿份額還是非常少。另外，我國製造業產出佔全球20%，但出口才佔10%，說明我國出口比重偏低，還有很多產品沒有走出去。可見，外貿依存度高不是問題，不高反而是經濟不景氣的罪魁禍首。我國外貿好日子並沒有到頭，應該充分挖潛提升，繼續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而自由貿易區發展對我國外貿較快平穩發展發揮著積極作用：中國自FTA成員實際進口關稅明顯低於全國整體水平，中國同FTA成員間貿易總量及其增速明顯高於全國整體水平，零關稅進口額所佔比例明顯提升且明顯高於全國整體水平，工業製成品出口低於、進口高於全國整體水平，高技術產品進出口佔比均下降但高於全國整體水平，農產品進出口佔比略有下降但出口高於、進口低於全國整體水平，服務貿易實現了快速增長，實際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雙雙上升[15]我們應該通過大力發展好自由貿易區，充分發揮自由貿易區的正能量和超能量，從而大幅度提高外貿拉動GDP增長的效率和比重，爭取達到外貿依存度200%甚至300%，確實實現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二）推進我國國際政治經濟戰略的貫徹實施
發展自由貿易區，對內是發展戰略，對外是國際戰略。朱穎（2007）對美國自由貿易協定戰略的性質進行了系統分析，認為美國具備形成全球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全部要素，即具備了該戰略的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實力和實施戰略的國際環境。首先，自由貿易區戰略高度體現美國國家利益，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成為美國實現國家戰略利益的三大平臺；其次，自由貿易協定成為美國實現全球經濟戰略的平臺；再次，美國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實施具有非常適合的國際環境，包括WTO面臨國際挑戰、區域一體化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潮流、WTO法律體系對區域經濟組織給予確認以及貿易促進和平的思想演變等，都為美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確立與實施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最後由於美國國會通過了貿易促進授權，從而為美國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實施提供了良好的國內法律環境。因此，美國的全球自由貿易區戰略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的一種，成為美國擴大經濟利益、維護安全和推銷民主價值觀的戰略格局。姜文學（2008）指出，大國在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除了考慮經濟因素以外，也會更多地關注其他非經濟因素，其中包括：維持和爭取作為大國的領導/主導地位；實現大國經濟一體化戰略的全球布局，在保證國家內部經濟穩定的前提下為本國企業創造良好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強化與重要地區的經濟聯繫，為本國創造有利的對外政策環境；穩定自然資源（主要指能源）的進口，保障經濟安全。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區域一體化應該含有一定的戰略意圖，比如樹立中國開放、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消除中國威脅論；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保障自然資源的進口安全等等。李向陽（2003）也認為政治因素在大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決策中佔有重要地位。[16]可見，自由貿易區已成為大國開展戰略合作與競爭的重要手段,正在加速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自由貿易區已經超越了純粹的經濟範疇,兼具外交、政治等方面的戰略意義。它通過更加優惠的貿易和投資條件,將成員的經濟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締結經濟利益共同體。同時,經濟利益的彼此融合又加強了成員間的政治、外交關係,使自由貿易區的戰略效應不斷外溢,形成各種利益共同體。這種戰略格局重塑的發展趨勢,打破了舊有的世界政治經濟戰略格局,導致不同戰略力量之間的分化組合,新的競爭與合作態勢不斷發展。尤其是中國、南非、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找到了重塑區域和全球政治經濟戰略格局的有效手段,必將對世界格局的變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我們應將發展自由貿易區作為一種國際戰略工具，作為突破馬六甲困局、美國新月形包圍圈的戰略武器，推進我國同國際社會的經濟政治良序發展。
（三）構建經濟大同盟的戰略機制
自由貿易區建立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了經濟範疇，兼備政治、外交、國家安全等意義，經濟利益的融合又加強了成員之間的政治、外交關係，利於各種利益共同體和同盟的形成。發展自由貿易區是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後,在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方面找到的新途徑新方式。我們應按照中共十七大確定的有步驟、有重點地推進自由貿易區談判的要求,積極穩妥地推進自由貿易區工作,逐步形成全球自由貿易區合作網絡，為解決中國經濟缺陷、構築合適的經濟大同盟開闢通道。一是防止中國產業空心化。通過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生產、銷售、經營或者投資合作，實現中國產品、服務、品牌走出去，同時也吸引外國高新技術來華投資或者尋求合資合作，以防止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空心化。二是保障我國石油、礦產等資源安全。中國經濟將持續幾十年的增長，迫切需要長期穩定的資源供應。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特別是中國-海合會自由貿易區、中國-上合組織自由貿易區、中俄自由貿易區等的建立，將使我國可以將剩餘外匯用於購買對方資源，而對方可以換取我國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者其他投資。三是維護並鞏固大國地位與負責任大國形象。古代中國歷來以天朝自居，明清之前均不禁止自由貿易，明代鄭和下西洋更是展示泱泱大國風範。近年來我國提出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對外建設和諧世界的構想，我國除了通過力所能及的援助，還可以通過建設更多的自由貿易區，促進雙多邊貿易往來，推進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加快和諧世界建設。四是杜絕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隱患。中國自由貿易區全球戰略以周邊為重點,布局率先在亞洲展開,更多地是看重參與亞洲自由貿易區建設將給中國發展帶來的直接和巨大的經濟利益與商機的同時,可以聯合自由貿易協定方加強反恐合作，共同營造穩定和安全的周邊環境。因此,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從國家安全上來說,是構建國家經濟安全體系方面的一項重大舉措。一個國家在國際經濟方面的安全支柱一般有6個,即雙邊、區域、多邊、外匯金融體系、智慧財產權和行業準入。中國加入WTO 以後,力推世界多極化,積極參與多邊安全合作與交流,比如構建上海合作組織、主導六方會談、參加東協地區安全論壇等,表明中國的多邊安全體系已經構成,但是受制於區域地緣格局的變動與調整,中國仍然缺乏穩定的區域安全體系。因此,中國主動參與亞洲尤其是中國周邊的自由貿易區建設,可以為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增加一道防線。[17]五是推動建立以我為主於我有利的國際組織。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或機構，甚至聯合國，多年來一直受控於西方國家。我國也沒有注意到佔據國際組織敏感崗位的重要性，沒有鼓勵中國人進入國際組織工作，以至於在國際組織重大事情決策方面都十分被動。因此，我們要通過發展自由貿易區，與自由貿易區成員搞好關係，加強在國際組織中的合作，甚至建立新的國際組織。例如，可以通過中國-海合會、中國-上合組織、中國-金磚國家的自由貿易區，然後建立起區域性的金磚國家組織、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組織等。六是參與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經濟全球化使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經濟組織在世界貿易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影響貿易流向和利益分配。因此,中國要在對外貿易方面實現更大效益,必須增強在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經濟組織中的話語權,力爭對中國有利的國際經貿規則。目前，我們應該通過自由貿易區發展更加良好的國際關係，積極參與國際規則、標準的制定，推進高效有力的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提高運用國際規則應對風險的能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投票權和決定權。
（三）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全球化
筆者一直認為中國新一輪30年改革開放必須設定目標，而不應再摸著石頭過河，應該坐船過河。而船就是各種自由貿易區，河對岸就是人民幣國際化，這是我國繼續改革開放的核心邏輯之一。首先，推進外貿結算人民幣化。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我們可以同與人民幣有幣緣關係的國家在中國出口商品中使用人民幣結算，一方面緩解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的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減小我國企業的匯率風險，從而實現人民幣結算規避美元，共同抵制美元操控的不確定性危害。當然也要注意防範人民幣跨境貿易導致與改革初衷背道而馳或者南轅北轍。其次，推進外商投資人民幣化。根據《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和《人民銀行關於明確跨境人民幣業務相關問題的通知》等文件，可以在自由貿易區建設過程中，加快或擴大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從貿易結算到直接投資的跨越。第三，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在自由貿易區成員方建立人民幣跨境結算中心或者離岸中心，推進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例如，通過CEPA和ECFA推進人民幣兩岸四地一體化，通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推進人民幣「東協化」，通過推進亞洲自由貿易區建設實現人民幣亞洲化。在北京或者上海建立全球人民幣跨境清算中心，在自由貿易區成員方建立清算分中心，實現人民幣貿易、投資結算便利化實時化。第四，推動建立新興貨幣基金組織。新興貨幣基金組織(EMF)可以考慮不讓美國與西歐參加，因為2011年我國外匯儲備擁有令人瞠目的3萬億美元，俄羅斯有4474億美元，巴西有3071億美元，印度、新加坡等國家都有2000億美元以上，因此現在世界不差錢，成立新的貨幣基金組織資金籌措沒有問題。而且各國也都有擺脫美國和西歐控制的意願，而且大家對於超主權貨幣取代美元也有共同認識，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考慮通過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發展推進建立符合大家利益的新興貨幣基金組織，以保障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持續性。
（四）拓展中國經濟領土
在經濟危機全球蔓延, 西方主要貿易夥伴需求不振的情況下, 我國的自由貿易區夥伴有望成為我國新的出口市場和新的投資目的地。中國完全可以借發展自由貿易區不斷拓寬經濟發展空間,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形成戰略擠壓的不利態勢，搭好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橋梁，拓展經濟上的市場領土金融領土。一是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中國豐富的低價的勞動力，成為世界發達經濟體轉移製造業或者生產鏈條的首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後成為電視機、汽車等支柱產業的轉移目的地，並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視機、汽車製造基地。可見，我國完全可以繼續大規模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二是擴大國際服務外包。服務貿易是全球應對金融危機、推動經濟復甦的新動力，我們要通過加快建設自由貿易區建設一個公正、自由、開放的多邊服務貿易體制，從而擴大我國的服務外包市場。特別是，鞏固運輸、旅遊、建築等行業在服務貿易中的規模優勢，重點培育通訊、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版、傳媒、諮詢等行業的服務貿易，積極承接服務外包。同時，通過建設服務外包示範城市，並在這些示範城市實行包括稅收優惠、用工制度、培訓補貼、參展推介、資質認證、信貸保險、智慧財產權保護等一系列鼓勵和支持措施，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增加就業機會、穩步擴大服務貿易進口。推動服務業「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強化國際服務領域的分工和協作，更好地實現互利共贏。在運輸、金融、保險、設計、研發、醫療衛生服務和營銷等行業引入戰略投資者，加快中國服務業的重組，鼓勵外資參與軟體開發、跨境外包、物流服務等，通過引進國際上先進技術、管理形式和經營方式，促進服務業現代化，全面提升中國服務業在全球生產網絡和價值鏈中位置。積極推動服務企業「走出去」，鼓勵具有優勢的服務企業赴境外投資。支持承包工程、建築、運輸、分銷等服務企業在發展中國家和臺港澳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和本地化經營，重點推動一批企業開拓這些市場。充分利用中華老字號企業已形成的品牌效應，積極向海外發展，帶動中醫藥、中餐等中國特色服務產業拓展國際市場。三是引進國際資金和管理技術。任何時候，我們都應積極鼓勵外資來華公平地發展業務，但在引進資本的同時，必須引進高新技術、科學管理方法，更重要的是引進先進的經濟體制、倫理理念和適宜制度。四是加快走出去投資。投資辦廠，實現走出去生產；投資建設銷售渠道，實現走出去銷售；投資建設研發中心，實現走出去研發創新。五是提升國際工程承包。現在任何世界大工程都有中國參與，其中原因就是我國成熟勞動力眾多，我國擁有龐大的機器設備和雄厚的資金。因此，我們要繼續發揮國際大工程承建優勢，承建一批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工程大項目，提升大型工程承包的經濟社會效益。六是推進對外經濟合作。適當加大對外援助力度，促進雙邊的經濟技術合作，從而推動雙邊貿易發展。推廣安哥拉模式的「資源換貸款」一攬子協議，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和援助，以提高巨額外匯儲備的流動性和未來收益性，擴大雙邊經貿往來。
總之，生產、貿易、投資、消費國際化趨勢不可逆轉而且益發強化，我們應該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大力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費用，促進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鞏固和發展雙邊優化政治關係，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建立全球貿易新格局，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而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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