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攝影師卡提耶-布列松鏡頭下的加繆。
加繆領取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
武傑
1960年，年僅47歲的阿爾貝·加繆因車禍離世，留給我們的是《局外人》《鼠疫》《西西佛斯》《反與正》等作品。還有那張由法國現代新聞攝影之父卡提耶-布列松拍攝的最著名的形象——加繆梳著一絲不苟的油頭，身穿豎起衣領的大衣，叼著菸頭側過身來，帶著似是而非的微笑，看著鏡頭，仿佛也看著這個荒誕的世界。
他是法國作家、劇作家、評論家、藝術家、記者……但是最著名的標籤莫過於「荒誕哲學」。這位風華正茂的作家甚至連死亡都充滿著荒誕和陰謀的味道。
離去，以一種荒誕的方式
1960年1月4日，阿爾貝·加繆搭乘出版商朋友米歇爾·伽利瑪的汽車從位於盧爾馬蘭的家前往巴黎，那裡是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安在鄉村的家。一行人途經法國中部的維耶布樂萬時發生車禍，汽車飛出路面，撞上路邊大樹，加繆當場殞命。
加繆的文字裡有許多關於死亡的描述，但是他本人並非活在生與死邊緣的人，他對於生活、生存充滿著希望和熱情。
加繆曾經抱怨過愛開快車的米歇爾·伽利瑪：「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死於車禍更愚蠢的了。」一語成讖，命運之神無情地跟他開了個玩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3年後，因車禍離世。
在事故現場，人們發現了加繆隨身攜帶的黑色皮包，裡面裝著他的護照，日記，尼採的書《快樂的知識》，加了評註的《奧塞羅》，還有一本未完成的、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的手稿，就是後來由他的女兒整理出版的小說《第一個人》。許多人認為，這部他未能親見出版的小說是他最好的作品。
加繆車禍身亡後，當時法國廣播電臺正在罷工，但罷工委員會立刻同意播放5分鐘的哀樂以悼念加繆。
車禍發生在一條9米寬、3車道、空無一人、剛剛下過微雨的馬路上，發生意外的機率很低。許多人顯然無法接受這樣一位處於創作生涯頂峰的文豪以這種方式匆忙離去。
不久之前，義大利作家喬萬尼·卡泰利在其新書《加繆之死》中稱：加繆之死絕非一般的車禍那麼簡單，而是蘇聯特工組織克格勃一手炮製的。早在2011年，卡泰利就在義大利《晚郵報》上提出了這一想法。
更早的質疑則是來自美國傳記作家赫伯特·洛特曼，1978年，他在為加繆作的傳記中寫道：「事故似乎是由爆胎或車軸損壞引起的;專家們曾對車禍感到疑惑：當時行駛的道路有9米寬，車流量不是很大，而且，車子也沒有用很快的速度在行駛。」
當然，這一觀點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加繆的女兒凱薩琳反對《加繆之死》的發行，並禁止出版社引用其父親的作品。許多學者和專業人士也反對這一觀點，甚至直指這是一場不負責任的商業炒作，書中的結論來自二手證據和作者的想像推理，不值得相信。
但是，這一觀點還是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正如加繆的標籤「荒誕」一樣，人們希望賦予他無盡的光芒。
加繆曾經說，去世的作家作品經常會被高估，但他的作品或許並沒有被高估。
1995年，法國BVA調查機構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在「20世紀作家中誰最讓你心動」這類問題上，加繆拿到了4.5的高分。加繆的作品，迄今仍是伽利瑪出版社的暢銷書。
許多人認識加繆是從《局外人》這本書開始的，儘管距離首次出版已經過去近80年，但是在書店暢銷區的顯著位置，它始終佔有一席之地。
在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為加繆撰寫的悼文中，有這樣一句話，「當那扇門在他身後關上時，他已經在門的這邊寫出了與他一起生活過、對死亡有著共同的預感與憎恨的每一個藝術家所希望做到的事：我曾在世界上生活過。」
60年來，不斷被人閱讀、討論、熱愛的書籍就是加繆生活過的最好證明。然而活著的時候，加繆的人生並非如此的高光，貧窮、爭議始終圍繞著他。
貫穿一生貧窮與光明
2009年，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打算將加繆的遺體移至先賢祠，遭到加繆的兒子讓·加繆的反對，指責其「利用和消費」加繆，遂作罷。讓·加繆說：「父親一生反對虛名，是不會同意住進先賢祠供人膜拜的。」比起在高臺上受人瞻仰，不如「與人數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
在1957年獲得了諾貝爾獎金之後，加繆在普羅旺斯的一個小村莊盧爾馬蘭買了一棟房子，終於可以不受幹擾地安心寫作了：「重新工作。《第一個人》的第一部分有進展。感謝這個地方，感謝它的孤獨，感謝它的美。」
因為不愛虛名，所以加繆是孤獨的，他在巴黎的知識分子中感到「渾身不自在」，因此始終與文學沙龍、文學名人、榮譽、勳章保持距離，對「很豪華的生活」感到「疏遠」和「憐憫」。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貶低，孤獨之時他對一個知己說：「但願他們了解真正的我。」
真正的加繆從出生那一刻就註定了一生的窘蹙。
1913年11月7日，加繆出生在時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海外省的阿爾及利亞。出生不到一年，「一戰」爆發，父親應徵入伍，不久就在馬恩河戰場上中彈身亡。父親的過世讓全家的生活陷入赤貧，母親不得不帶著年幼的加繆前往阿爾及爾郊區貧民窟貝爾庫爾，與其嚴厲的外婆一起生活。在無水，無電，無衛生間且只有3個小房間的公寓裡苦中作樂。
成年後的加繆後來回憶起童年的生活，在那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接近半個聾啞人的母親還極力為孩子們營造更好的童年生活，讓加繆的童年記憶不僅只有家徒四壁，也有陽光、沙灘、童年遊戲、家庭出遊日、爬山野餐和甜點等。
加繆坦然地面對貧窮，既沒有局促不安也無嫉妒之心，這首先應歸功於他的家庭、他童年的生活環境，他說：「免除嫉妒，我首先要歸功於我的親人，他們幾乎什麼都缺，卻幾乎什麼也不羨慕。這個家庭甚至不識字，它以沉默、謹慎、自然而樸素的驕傲給了我最高的教誨，我畢生受用不盡……所謂的資產者的幸福使我厭倦，使我害怕。」
「貧窮對我來說從來就不是一種不幸：光明在其中撒播著它的財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在加繆看來，這一切反而激發了他的才華：「我發現，一個窮孩子可以通過藝術表達自己和解放自己。」
屬於加繆的藝術便是創作。
靠著幾位學校老師的幫助，加繆得以完成基本學業，並逐漸走上以文字為生的道路。1933年，加繆考入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與古典文學，深入閱讀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羅尤其是紀德的作品。
他的追求和表達開始通過筆端傳達給更多的人。與他帥氣不羈的外表不同，加繆心中充滿著正義和關懷。加繆47年的短暫人生，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酷的半個世紀，經歷了一個由戰爭、屠戮、流亡、集中營組成的黑色時代。這其中他捲入最深並對他個人傷害最深的，無疑是阿爾及利亞戰爭。
加繆在1930年代為阿爾及利亞卡比利人貧苦生活撰寫長篇系列紀實文稿，號召全社會改變對阿拉伯人的歧視性目光和掠奪性律法;他作為《戰鬥報》的編輯，在抵抗運動期間，加入了抵抗德國入侵的秘密組織，用紙和筆與納粹進行長期的無形抗爭;他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不斷奔波於地中海兩岸，呼籲各方停止殺戮、進行和平對話。
以此同時，他用於洞察並徹悟現代社會中人類的荒誕與反抗的文學作品也從未停下腳步。
1937年，加繆的處女作《反與正》問世。1942年，《局外人》與《西西弗神話》先後出版，加繆一舉成名。也是在那一年，29歲的加繆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
1950年代後期，加繆密集創作了一系列小說、戲劇、散文、政論。
1957年12月17日，瑞典文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加繆，因為他「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加繆曾是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他把《西西弗斯神話》《局外人》《卡利古拉》稱作三部「荒誕」，《鼠疫》《反抗者》《卡利阿也夫》歸為「反抗」一類。加繆對荒謬與反抗的思考與認識不僅是這些作品的主題，同時也貫穿了幾乎他所有的創作和行動，在加繆身上，體現出「一個人，一個行動和一部作品的奇妙結合」。
阿爾及利亞少年從未離去
阿爾貝·加繆葬在法國的盧爾馬蘭。在一個小小的公墓裡，一叢荒草下，有一方粗糲、沒有打磨過的石頭，上面刻著「阿爾貝·加繆1913-1960」的字樣，沒有紀念碑，甚至沒有墓志銘。旁邊是他妻子的墓，周圍是一些當地普通居民的墓地。加繆在死後依舊做到了「與人數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
若加繆困在自己幼年的經歷裡，是一個純粹的悲情主義者，恐怕今天也不會有如此的評價，但是他說：「在隆冬，我終於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藝術評論家桑塔格曾在《加繆的日記》一文中說：「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繆，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家能喚起愛。」加繆思想的可貴和深刻之處在於：他始終堅持對人的信念、對生活的熱愛。他由衷地讚美這個世界和生命的美好，但是對於這個世界的陰暗面，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從不盲目樂觀。他曾在一張標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紙上，列出他心愛的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
從文學起步伊始，加繆就把對「荒謬」的思考植入他的作品。生存荒誕、人的孤獨、面臨死亡、人與人的漠然關係……但是這個從阿爾及爾貧民區成長起來的精神鬥士，一生都在關注世界的苦難，追求真理本身。面對世界的荒誕，他始終堅持對人的信念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在揭示世界荒誕的同時卻並不因此而絕望和頹喪，而是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就像加繆所說，西西弗「離開山頂並漸漸深入諸神洞府的每個瞬間，他支配了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推動的巨石更加強大」。這也可以視為加繆本人的生存信念。
同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法國作家莫裡亞克稱讚加繆是年輕一代的良心，「這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導師之一，他給年輕一代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了答案，他問心無愧」。
然而，對加繆的評價並非都是如此積極。1957年，加繆獲得諾獎的時候比任何獲獎者引起的爭議都要多，他在法國左派和右派中都樹立了敵人。尤其是他出版了《反抗者》之後，更是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薩特-加繆之爭，昔日好友，最終決裂。
整個1950年代，加繆都處於孤獨的邊緣地位。《加繆傳》的作者奧利維耶·託德曾經與薩特圈裡的人往來甚密，他說加繆當時是被那些人排斥的。
專注戰後歐洲歷史研究的學者託尼·朱特曾經以加繆為參照來分析法國的政治傳統：自由主義在法國生活裡向來處於弱勢地位，權利在法國總是以集體的、群眾的面貌出現，因此，加繆始終格格不入，但無論荒謬與否，阿爾貝·加繆、雷蒙·阿隆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依舊存在。
加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獲獎感言，或多或少解釋了他對這一切的看法：今天的作家不應為製造歷史的人服務，而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強大到不負這一使命。但在作家漫長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騰達也好，在暴君的鐵牢中也好，能自在發出聲音時也好，只要他盡力做到為真理服務，為自由服務，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機的集體情感和支撐……無論我們每個人有怎樣的弱點，作家職業的高貴永遠植根在兩種艱難的介入中：拒絕謊言，反抗逼迫。
一生未與加繆和解的薩特在悼文中深切的懷念這位故友：「他以他那執拗狹隘而又純粹、嚴峻而又放蕩的人道主義，同當代大量的醜行劣跡進行一場沒有把握的戰鬥。」
「最優秀的人物總是先死，因為他知道自己要什麼，死而無憾，這就是生活。」當加繆在《鼠疫》中寫下這句話的時候，一定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實踐者。倏忽間，60年已過，我們依舊能從這位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的作品和思想中汲取戰勝荒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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