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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春節，宣統二年，末代皇帝溥儀那年四歲。按照慣例，皇室會在太和殿舉行國宴，招待王公貴族和外國使節，出於禮節，皇帝只會親臨而不進食。宴會菜品極盡奢靡，據記載，「太和殿大宴原設宴桌210席，用羊百隻、酒百瓶。」事實上，4歲的溥儀也沒有吃什麼東西，因為他還太小。
春節之食，即便在動蕩的帝國之末，也未曾改變其面貌。闔家、祭祖、團圓、互道新禧，都是必然的路數。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美食是奢望，能夠吃一頓飽飯已經是安慰。
1935年，一位作家寫下一段關於中國人與食物之間的文字。他說：「如果說中國人非常重視某種東西，那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學習，而是食物。」這個人是林語堂。
同樣是在1935年，林語堂寫下了一篇文章《紀元旦》：「我不覺回憶到我的童年。當我接觸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紅對聯，年夜飯，爆竹，紅燭，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賀和我那件一年只許穿一次的黑緞大褂。」
在100多年前的1912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布改用公曆。那也是一個一切求新的年代，舊的，傳統的，皆要廢除，包括舊曆中的新年。
原指陰曆歲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來指公立1月1日，陰曆歲首則叫「春節」。政府發出告示：「凡各地人民應將廢歷新年放假日數及廢歷新年前後所沿用之各種禮儀娛樂點綴，如賀年、團拜、祀祖、春宴、觀燈、扎彩、貼春聯等一律移置國曆新年前後舉行。」
同樣是1935年，魯迅也寫了一篇文章《過年》：「我不過舊曆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從1912年開始，魯迅就沒有過過舊曆年，過年對他來說，無所謂節日，更無所謂年夜飯，只是年紀大了，喜歡和孩子們一起放鞭炮。在之後1936年春節，那也是魯迅生命中最後一個春節，他在日記裡寫到：「陰曆丙子元旦。雨。無事。晚雨雪。」
魯迅不是一個喜歡過年的人，但是在他的小說《祝福》裡，也是以過年為開頭：「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裡浸得通紅，有的還帶著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為『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卻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
與如今的人們一樣，那時候的人們也是更加懷念兒時的年夜飯,在某種程度上，春節屬於童年。
梁實秋寫過一篇文章《北平年景》：「吃是過年的主要節目。年菜是標準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進全豬，連下水帶豬頭，分別處理下咽。一鍋純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兒，魚凍兒，內皮辣醬，成缸的大醃白菜，芥菜疙瘩——管夠，初一不動刀，初五以前不開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結果是年菜等於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後已。」
餃子也是必需品，梁實秋寫到：「北平人稱餃子為『煮餑餑』。城裡人也把煮餑餑當做好東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頓之外，從初一至少到初三，頓頓煮餑餑，直把人吃得頭昏腦漲。除夕宵夜的那一頓，還有考究，其中一隻要放進一塊銀幣，誰吃到那一隻主交好運。家裡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運的一口咬到。誰都知道其中作了手腳，誰都心裡有數。」
那時的年飯標配是暖鍋，就是梁實秋說的「一鍋純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上海稱作「全家福」。到了安徽，則是胡適家的「一品鍋」：一隻大鐵鍋，口徑差不多有二尺，熱騰騰的端了上桌，裡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著一些蛋餃，底下是蘿蔔白菜。而到了廣東的客家，則是盆菜，各種食材分門別類，層層堆積，裡面的內容沒有一定之規，一般會有蘿蔔、豬皮、魷魚、冬菇、雞肉、炆豬肉，上層總會是精貴的食材，下面是吸收湯汁最佳的食材，一層層的團圓著吃。
有一年的春節，蔣經國記了一輩子。那是1949年1月28日，農曆除夕。這一天，蔣介石回到了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全家在報本堂團聚度歲，飲屠蘇酒，吃辭年飯，猶有古風」。吃過年夜飯後，蔣介石還從溪口請了幾個京劇名流來唱堂會，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蔣氏父子便去寧波城內蔣家宋朝祖基金紫廟祭祖。蔣經國在日記裡寫到：「自民國二年以來，三十六年間，父親在家度歲，此為第一次」，「我們能於此良辰佳節，得慶團圓之樂，殊為難得」。
這也是蔣介石在大陸過的最後一個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949年12月20日，蔣介石飛赴臺灣，此生未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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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沿用公元紀年法，將公曆1月1日定為元旦，農曆新年定為「春節」。
1950年的春節，成都過得有些安靜。往年要祭灶，這一年人們擔心共產黨不講迷信，這個活動就取消了；大戶人家往年要舞獅，耍龍燈，這一年也停了，有的甚至換上舊衣服，吃鹹菜，以標榜自己是無產階級；鞭炮自然是不敢放，怕被混淆成槍炮；年夜飯也都吃的安安靜靜，怕被當成地主老財，革命對象。
這一年的春節，毛澤東是在蘇聯莫斯科度過的，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異國他鄉度過春節。
毛澤東對過春節也不太在意，他的廚師程汝明回憶說，有一年的年夜飯，他做的是不放醬油的紅燒肉、臘肉苦瓜、辣椒圈、魚頭豆腐、鹽水雞、扒雙菜和一小盆三鮮餡餃子，加上中午的剩菜；1962年的春節，毛澤東私人宴請溥儀，還請了章士釗等作陪，桌上只有幾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飯加饅頭，唯一能撐點場面的是有瓶葡萄酒。
毛澤東宴請溥儀
在文革期間，年夜飯也變得更加簡樸，要憶苦思甜，一家人圍坐在毛主席像下吃飯，吃飯之前往往還有一個鬥私批修家庭會。日常生活在革命的名義下變成了政治生活，原本闔家團圓的年夜飯，也只能悄無聲息的進行。春聯還在，而傳統的吉祥語言不在了，取代的是「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東風浩蕩革命形勢無限好，紅旗招展生產戰線氣象新」之類的政治語言。互相拜年也不再用以前的老禮，「恭喜發財」變成了「祝你今年能夠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新的成績」。
與革命聯繫在一起的還有飢餓與物資匱乏。這是經歷過1960年代的中國人的普遍記憶。
在1957年2月3日出版的《北京日報》上，提及了一戶普通人家的年夜飯：「我們買了幾斤肉、一隻雞、一條魚，加上點青菜、豆腐，夠我們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幾天的了。」
然而到了1958年的春節，國家對豬肉、牛羊肉、鮮蛋、紅白糖、粉絲、糕點等種種副食品實行憑票定量供應。每月每人供應豬肉 6 兩，牛羊肉 5 兩 。另外「 五一 」節供應鮮魚，「端午」節供應棕子，供應日期在 3 天至 7 天以內售完為止。到了1959 年, 市場副品供應全面緊張，對大白菜、蘿蔔、蔥、蒜、糕點、糖塊也按人口分配，限量供應或憑票證供應的辦法。
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的李錦是江蘇射陽人，他寫了一系列回憶飢餓年代的文章：「大概過去一個多月，米就看不到了，從北方運來一批地瓜幹，吃完了，便是整鍋的胡蘿蔔纓子，後來便吃澱粉圓子，那是把玉米皮與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這時候，便吃榆樹皮了，榆樹從底部到頂梢是一片白，都被人們吃光了。」1959年春節，李錦家裡吃的是一鍋胡蘿蔔：「大年三十晚上，我們吃的是胡蘿蔔飯，很少很少的米，也沒有菜，是切碎的胡蘿蔔裡撒上一把鹽。」
人們在百貨店剛開了一條門縫，就迫不及待地蜂擁進去。
到了1970年，年夜飯上可以選擇的食物要多一些了，那年的春節期間的《人民日報》報導說：「北京春節期間糧、油、肉、蛋、水果、茶葉供應充足，市場上還出現了如黃瓜、西紅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
上海美食作家沈嘉祿回憶七十年代的上海春節食俗，年糕是家家戶戶都要吃的，「買年糕也要排隊，還要憑戶口薄，小戶多少，大戶多少，還像煞有介事地蓋個章，防止有人多買。有些人家連年糕也買不起，戶口薄就借給鄰居買，鄰居燒了湯年糕，盛一碗相贈，也是情意暖暖的。
門檻緊的上海人不買剛從廠裡做出來的年糕，因為此時的年糕含水量大，稱份量顯然吃虧。過一夜，甚至等年糕開裂，份量就輕了。此時用同樣的糧票鈔票買，年糕可能多出一兩條來。平常上海人吃青菜湯年糕，加一勺熟豬油，又香又鮮，可以吃一碗。過年時則吃黃芽菜肉絲炒年糕，上品點，炒一盆韭黃肉絲炒年糕，招待客人體面過人噢。」
1976年春節，是毛澤東過的最後一個年。張玉鳳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寫到：「年夜飯是我一勺一勺餵的。此時的毛澤東不僅失去了『飯來伸手』之力，就是『飯來張口』也十分困難了。他在這天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臥著吃了幾口他歷來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他的最後一次年夜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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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票
待到1979年，北京的市民們終於不再為年夜飯發愁了，儘管那時候還是憑票供應。當時的報紙上記載：「春節市場上有金漿、西泉、潞泉白酒投放市場，大核桃巧克力、話梅糖等恢復生產，蛋香餅乾、香酥餅乾、特製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種新產品安排生產供應」。
1980年，由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試製的豬肉白菜餡速凍餃子開始在東單等六大菜市場出售。
到了1981年，報紙上說：「北京居民春節每戶供應4～8元一斤的花茶二兩，大料、黃花、木耳各一包，大白菜20斤，一斤糧票豆腐及一斤糧票豆製品。」
1983年，春節所在的二月份，城鎮居民每人供應富強粉三斤、小雜豆一斤、江米一斤、花生油4兩、香油一兩、花生半斤、瓜子三兩、麻醬一兩、魚兩斤（定量內每人保證半斤黃魚）。
1984年，全市11個副食店出售不憑本豆腐。1985年，低度酒、補酒熱銷。多家西餐廳爆滿，新僑飯店等為家宴提供罐裝、袋裝西式名菜……
一場變革開始了，而變革的細節總是從一餐一飯中體現出來。八十年代，人們的年夜飯上添了一道大餐，那就是從1983年開始的春節聯歡晚會。那一年給觀眾留下印象最深的節目當屬王景愚繞著桌子「吃雞」，而李谷一一口氣唱了《鄉戀》等七首歌曲。1984年是陳佩斯和朱時茂第一次參加春節晚會，「吃麵條」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氣候，一曲《我的中國心》全國傳唱，《難忘今宵》幾乎成了後來每屆晚會的結束曲……大年三十兒，一家人一邊包團圓餃子吃年飯，一邊看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的春節聯歡晚會，中國百姓漸漸約定俗成了這樣一種獨特的過節方式。
同樣是80年代，我出生了，對於年夜飯，我擁有了個人記憶。
我的老家在河北的一個小鎮，小時候過年前要殺豬，我和爸爸去趕集，買年貨。我記得爸爸當年鋥新的黑色二八自行車，永久牌，我坐在自行車的前梁上。那是80年代的末期，空氣中似乎有「年味兒」：鞭炮屑的火藥味，燻肉味，大白菜味，冰凍的帶魚味，蔥花熗鍋的味，蒸年糕味，油坊的芝麻香油味，剛寫好的春聯未乾的墨汁味，洗澡堂子裡的蒸汽味……種種味道散漫在鎮子上，似乎剛下過一場雪，踩上去有咯吱咯吱的聲音，過年的味道就從路邊的積雪裡冒出來。爸爸會買許多年貨，放在自行車後座上，再慢慢地騎回家。
此時媽媽已經在家準備過年的饅頭，蒸上幾籠，柴火燒起，屋子裡都是蒸汽。奶奶手巧，會在過年的時候動手做一些別致的麵食，剪出幾個刺蝟，用紅小豆點綴做眼睛，做成兔子，還會費心地做幾個面老虎。會做別出心裁的麵食，也是考驗一個主婦能幹的標準。
媽媽每到過年才會燻一次肉，鍋底放糖，肉煮好了，放在鐵質的烙子上，上糖色，最後醃製到陶製的罈子裡。這是我小時候美味的極致，我經常受不住誘惑，偷偷掰一塊迅速放到嘴裡，自以為不會被大人發覺，似乎是我自己的秘密。
年夜飯是最隆重的一頓飯，我要給長輩拜年，穿上之前覬覦已久的新衣服，吃飯之前先要在院子裡放一掛鞭炮。煮餃子，媽媽做魚，紅燒肉，少不了年糕，魚一定是有頭有尾，家裡所有的燈全部打開，即便在這天失手打碎一個盤子，大人也會說「歲歲平安」，爸爸會喝一點小酒，我很小就開始陪著他喝酒，不過這只是過年才有的特權。
這只是我記憶中的一頓年夜飯，也是華北平原尋常人家的一頓尋常年夜飯，未曾隆重，卻也熱鬧，不善烹飪，卻也美味，一菜一味都融入記憶。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頓年夜飯，上海要吃蛋餃，廣州要吃盆菜，湖南少不了腊味，北方是餃子，南方是湯圓，不同地方總有自己過年的方式，不同人家也會有自己的傳統。年夜飯其實是團圓飯，一家人圍坐，其樂融融，吃什麼反而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準備這頓飯的時光，對這頓飯的期待。一頓飯傳承著中國人對於年的認識。
到了90年代，城市裡的人們開始在餐廳裡吃年夜飯，先是1992年，西單菜市場推出五種家庭套餐，每套50元至70元，回家簡單一加工就是豐盛的年夜飯。到了1994年，人們開始外出吃年夜飯，而到了1996年，年夜飯也開始需要提前預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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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入職《新京報》，做了一名美食記者。每年到了春節之前，必選動作是做一個春節美食專題，推薦各家餐廳有意思的年夜飯套餐。從2004年春節到2013年春節，我整整推薦了10年。
這10年也是中國餐飲行業迅猛發展的10年，北京的餐廳越開越多，不同規模，不同菜系，不同風格，人們外出吃一頓年夜飯成了尋常家庭的必選動作，預訂年夜飯的時間也越來越提前，有一些生意火爆的餐廳，往往需要提前一個月預定。而餐廳做年夜飯也越來越模式化，有一些餐廳甚至把年夜飯分成上下兩場，晚上五點到八點是一場，八點鐘之後再開一場。
2004年春節前，我給報紙寫的新聞稿裡介紹當年的年夜飯情況：「離春節還有一個多月，各大餐廳就已經開始搶接年夜飯的訂單了。與往年相比，今年年夜飯形式突破不大，為了保證菜品的質量和上菜速度，超過八成的餐廳採取由店家統一安排菜式的方法。相對而言，新開餐廳預定量不如老字號多，部分知名餐廳從10月開始接單，如今已訂出去五六成。」
廣東的盆菜
而到了2005年，我在推薦餐廳裡提到了仿膳的「滿漢全席」年夜飯套餐包括：開胃冷盤、豌豆黃芸豆卷、金湯玉肚、翡翠龍錢、鴻運當頭、烏龍望春、左宗棠雞、佛手獻寶、福祿雙全、連年有魚……每位價格268元；而四川飯店的年夜飯套餐是：冷菜有八味圍碟，熱菜有清湯竹蓀蟹肉羹、王府一品鮑、魚香明蝦球、蔬香樟茶鴨(配荷葉餅)、茄鯗、蟹黃娃娃菜、水煮鹿肉、辣味銀雪魚，風味小吃為四樣，還有水果拼盤一份，每桌1680元；又一順推出的800元的「團圓宴」，不僅包括8款涼菜，還有鎮店名菜腰果蝦球、滑洋四寶、烤羊腿、清真烤鴨等10多款菜餚和面點。
2006年，我推薦的是各種餃子，其中包括百餃園的餃子，年夜飯的菜單上餃子品種包括：「豬肉山野菜 12個 豬肉芹菜 12個 豬肉青椒 12個 西紅柿雞蛋 12個 鮮蝦 12個 羊肉香菜 12個 豬肉豆角 12個 豬肉茴香 22個 豬肉胡蘿蔔 22個 全素餡 22個。」
那一年，北京流行的還有各種餐廳推出的年貨禮包：砂鍋居飯莊，推出了豌豆黃、小豆糕等近20種小吃糕點，顧客購買20元以上，免費包裝精緻禮品盒；上海老飯店今年特地準備500套外賣半成品年夜飯，每套售價680元，有「紅油焗明蝦」、「紅燜元蹄」、「黑椒炒牛肉」、「八寶炒辣醬」、「三鮮燴魚肚」、「香辣羊肉煲」、「糖醋大黃魚」、「細紗八寶飯」、「黃金麻餅」、「團圓一品鍋」共10道，買回家加熱即食，十分方便。
2008年，我做的專題是「新潮年夜飯」，講的是各種新鮮的館子，有不少餐廳現在都已經關門大吉了。到2009年，我做的選題則是「實惠年夜飯」；2011年，尋常餐廳的年夜飯都已經沒得可聊了，於是做了一個選題，外出過年，推薦了郊區的年夜飯，香港的年夜飯，以及國外的年夜飯。
2012年臨近過年的時候，我還撰寫過一個新聞：「1月12日，豆果網攜手旅遊衛視『美味人生』欄目發布《2012龍年春節飲食消費調查報告》。報告顯示，龍年春節飲食消費選擇在酒店餐館吃年夜飯的比重首次出現下降情況，從去年的14.3%降至今年的14.1%，選擇自製年夜飯人群的比重上升；70後、80後自製年夜飯上升明顯，酒店定製和自製年夜飯差價大，傳統美食仍是春節主打。」
直到如今，網際網路也成了改變年夜飯吃法的要素，有了各種外賣、美食O2O項目，用 App 直接就可以請一個廚師回家做年夜飯，想有年夜飯大禮包，也無需去排隊購買，手機上下單就可以收到。總之，這是一個變革的年代，年夜飯也不斷變身，這不僅僅是一頓飯。
春節，也是一個農業文明的產物。在舊時，農閒了，才有大把的時間為過年做種種細緻的準備。在一個工業化的都市裡，對過年種種經歷的追憶，是一次集體抒情，也是站在此地遙望彼時的感懷。只是越長大，越近鄉情怯，明知時間變了，懷舊於事無補，但依然期待一頓團圓的飯桌。坐在桌子邊的父母都老了，一年一年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