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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字德約，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
天啟七年（1627年）即皇帝位，年號崇禎。即位之初，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厲行節儉，平反冤獄。在位期間，朝廷黨爭不休，民間災害不斷，導致明末農民起義爆發，關外後金政權趁勢崛起，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的境地。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時，朱由檢自縊於煤山，終年三十四歲。
我，朱由檢，崇禎皇帝，作為大明王朝的統治者和守護者，我對待這份工作是十分努力而且盡心的，通宵達旦批閱奏摺，隨時和大臣們開各種專題討論會議，偶有閒暇，也是和大學士們交流學習心得，二十多歲就頭生白髮，眼有魚紋，奢靡之風、享樂主義在我身上可是一點影子都沒有。
但是我再怎麼努力，也架不住這幫大臣同事們的集體摸魚，一個個說起來都是高風亮節的士大夫，做起來卻像是偷盜小人，我早看出來了，他們不僅瘋狂搞錢，還時刻準備著開開心心投靠新東家。
我身邊的人私下裡都說，我的上上上屆萬曆幹得並不好，特別是後半段，我大明朝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駛上了下坡路。後世的文人經常罵萬曆荒唐，消極怠工，其實我倒是有點同情他。張居正被清算，萬曆皇帝經歷了價值觀崩塌、權利慘遭內閣架空、家庭不和諧等重大挫折，這也讓他意識到了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重要性，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萬曆皇帝並不是不上班，他只是改成了在家辦公，他看透了那幫大臣同事的虛偽和無能，能少看他們一眼就少看一眼吧。這是我們皇帝這個行業少有的獨立自主意識的覺醒，固然有不少人將他和同樣率性而為的叔祖父朱厚照一起打包印上了昏君標籤，但比起我的上一屆天啟皇帝對於同事的過分信任和依賴，不得不說萬曆其實是很明智的，反倒是我，有時候我覺得即便是天啟也比我多個心眼。
都怪我太單純。
我剛剛走馬上任就毫不猶豫幹掉了哥哥朱由校的心腹、殘聯主席魏忠賢，但現在我才知道，幹掉一個魏忠賢，還有千千萬萬個魏忠賢會站起，這不，更難搞的東林黨來了。關鍵是，魏公公雖然是個身體有殘缺的貪汙分子，但是他終究還是有點辦事能力的，國庫需要錢，他有辦法去搞；邊疆要打仗，他好歹推薦了幾個能打的。你看現在這滿朝文武，一說打仗個個都是主站派，一說和談人人都義憤填膺，可一說到軍餉，沒一個有主意的。我說那諸位既然都搞不到軍餉，就把家產捐一點吧，他們連連擺手說自己拿的是低薪，幹的是苦活，每頓都是兩菜一湯，不如直接加稅吧。那加稅就加稅吧，但關鍵是，加稅的一般套路，是打著減稅的旗號去重新統計稅基的，這幫二貨這都不懂，最後加稅加得老百姓又反了。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在魏公公和東林黨之間再選一次，我還是選魏公公吧。
這些留著鬍子的糟老頭子最壞了。
我從小讀書，就被他們灌輸各種道德觀念，比如親賢臣遠小人，那什麼是賢臣，什麼是小人，你倒是給我扯清楚了啊。現在我回過神了，他們的人，都是賢臣，不聽他們的，就是小人。他們說，我天朝上國的儒家文化，代表最先進的思想，我的上幾任沒搞好，就是因為在這方面沒有執行到位。那個溫體仁你過來，你給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代表落後生產力和落後文化的皇太極就要打到山海關了？哦，溫體仁已經被我罷免了？嗯，最近首輔換得太快，記憶有點混亂。沒辦法，都是一群二貨！
現在遼東戰事頻繁，又有農民起義，我壓力很大，和這幫二貨天天討論打仗的事情，可他們抱定了一扯到底的態度，財政部長說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仗一定要打但是現在國庫沒錢；國防部長說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仗一定要打但是現在軍隊實力不行；人事部長說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仗一定要打但是現在無人可擔大任；基建部長說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仗一定要打但是沒有經費修工事啊……他們說這些話只是為了表明自己正義的態度，仗是要打的，怎麼打是不知道的。這幫二貨上班一門心思糊弄我，下班喝酒搞錢，只有可憐的我，還懷揣著光復祖業的偉大理想呢……
我實在想不明白，那些女真人怎麼就能如入無人之境一樣地在我大明朝的地盤上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搶得開心，掠得愉快，還創建了一個什麼後金政權，皇太極還解鎖了建立清朝並稱帝的額外成就，老子就這樣迷迷糊糊地敗光了太祖皇帝辛苦打下的基業。
我這一屆，算是幹到頭了，虧空實在太大，嘛招兒也沒有了，包不住了，我死就死在這幫二貨大臣身上了，他們扭頭可以有個新東家，我，大明王朝的統治者、守護者，也只能隨我大明王朝一塊去了！
到了該寫遺詔的時候了吧，「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諸臣誤我啊!
不說了，李自成已經闖進來了,清軍也要入關了,我去煤山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