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34年，義大利漢學家德禮賢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發現了一部詞典手稿，既無標題、署名，也無序跋之類，編號為JapSinI198。詞典正文計120餘張紙頁，雙面書寫，另附補遺十餘張；所收葡萄牙語單詞和短語約六千多條，其中半數以上寫有中文對應詞語並加標拉丁注音，故而稱為《葡漢詞典》（DicionárioPortuguês-Chinês）。此稿距離完工尚遠，但已頗具規模，辭書應有的格局也已呈現：頁面分為三欄，左欄書寫葡語詞目，按字頭、音序排列；右欄由中國人書寫漢字，多為葡語詞的意譯，間有西士補寫的字詞；中間的一欄留給注音，尚不標註調號，也不區分送氣與否。開頭的幾頁，在第三欄的右側還寫有義大利文的對應詞，顯系後手補書，無礙原有布局。
德禮賢認為，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歐漢雙語詞典，出自第一代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編寫於1583至1588年間。後繼的研究者如楊福綿，以及本世紀初將《葡漢詞典》手稿影印出版的魏若望，都傾向於把羅明堅、利瑪竇視為撰著者。質疑者則猜測，實際著者另有其人。四年前，在臺灣召開的一次漢學研討會上，康華倫提出，編撰者可能是葡萄牙行商或航海家。舊說要有兩大疑點：第一，羅明堅、利瑪竇都是義大利人，平時習慣用母語寫作，為何要用葡文編寫詞典？即使不用義大利文，最有可能使用的也應該是傳教士們都通曉的拉丁文。第二，倘若著者是傳教士，為何《葡漢詞典》中不時出現粗俗詞語，同時，航海、商貿用語相當豐富，而宗教、哲理、學術方面的詞彙反倒不多，希臘—拉丁語源的文雅詞目更是罕見？
第一個疑點與歷史條件有關，而同樣著眼於歷史條件，我們恰能為兩位意籍教士為何使用葡文覓得理據：在16世紀後半葉歐洲與南洋、東亞的往來中，葡萄牙明顯佔據優勢；在海上以及商貿口岸，葡語比其它歐洲語言更為通行。明末最先航行至南洋、與閩粵人通商，並在中國沿海建立定居點的正是葡萄牙人。縱然不是葡萄牙人，例如16世紀中葉航抵日本、探道中國的西班牙耶穌會士沙勿略，也是隨葡國使臣東來；同樣，羅明堅、利瑪竇也都是從裡斯本出發，搭乘葡國商船前來中國，以澳門為跳板進入肇慶。所以，如果一方面想求諸通行，一方面欲向葡萄牙人示謝，使用葡文作為撰述語言應是一種合乎時宜的選擇。
第二個疑點則關係到詞典本身，要想予以澄清，須從頭至尾細考文本。通讀全篇、逐條梳理之後，我發現：粗俗不雅的詞語確有一些，然而宗教詞彙遠為豐富；航海、商貿用語確實相當多，但涉及刑律、漁獵、農牧諸方面的詞語也同樣多；古典語源的文雅詞彙雖然稀少，在對一些葡語詞目的擴展說明中卻頻頻使用拉丁文，———這種做法足可昭示編著者的學問背景，在以往的研究中卻被忽視了。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和考察所得，我想可以在康華倫之說的基礎上繼續推斷：《葡漢詞典》的原編者是葡萄牙俗人，詞目可能取自某一兩本現成的葡語詞典，並且根據行業和社會的需求有所增刪。後來稿本為通葡語的傳教士轉抄，遂添加了更多的宗教詞彙；而使用拉丁詞語，對數十個葡語詞目加以補釋，想必也是傳教士所為。這些是否就是羅明堅和利瑪竇的貢獻尚難斷定，但最後研讀、加工並保存此稿的正是某一兩位義大利教士，因此詞典頭幾頁才會多出一欄義大利文的對應詞。
詞彙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一種語言所在時代的方方面面。《葡漢詞典》含有兩套詞彙，分屬葡語和漢語，這是否意味著，它們映現出的是一中一西兩幅不同的生活畫面？從另一角度看，這部詞典是葡漢對譯的結果，歐洲撰著者和中國合作者有過面對面的接觸，在譯釋某些詞目時應該還作過討論，所以，即便是兩幅全然不同的畫面，也有可能因為雙方的交流而變得局部接近，在語言表達上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那麼，畫面不一在哪裡，同一又表現在哪裡呢？
為此，最簡單的辦法是把詞彙按語義劃分為若干類，好比把畫面切割成若干塊，放大開來逐一比較，以見異同。下文列舉詞條，凡原稿所見的漢字，繁體、異形悉從原寫，並用雙引號括起，以別於葡語詞目的今譯。所列葡語詞均為中古拼法，大小寫也均從原稿，不暇說明。
日常詞彙
首先，不難看出《葡漢詞典》是一本普通的語文詞典，它所收錄的主要是日常詞彙，而非專門術語。就指稱自然、人體、動作、行為、品性、質地的一大批普通詞語來看，《葡漢詞典》顯示的畫面在葡語和漢語中大抵是一樣的。
日常詞彙甚多，這裡只挑若干來講。先說說數詞。康華倫提到，《葡漢詞典》上有些數詞條目非常隨意，如Quatronoites「四夜」、Catorzemil「一萬四千」之類，進而質疑：何以不收更多的數詞。我馬上想，在任何一種語言裡，數詞都屬於基本詞彙，編詞典者恐怕不至於忽略。果然，《葡漢詞典》上除了零之外，個位數都有相應的數詞；十以上、百以內的複合數詞漏過頗多：有「十二、十四、四十、五十」，其餘均缺；序數詞只有「第一、第二、第八」，餘缺。有一組用介詞連接的數詞短語，如Dedousemdous（兩個兩個）「一雙一雙對」、Deseteemsete（七個七個）「七箇一起」、Decentoemcento（一百一百）「一百一百」等，似乎與做買賣時點計物件或錢幣的方式有關。
日常詞彙裡，有些上不得臺面，卻是生活中絕對離不開的，例如Orinar（排尿）「小便」、Merda（糞便）「糞屎大便」、Pejtar，crepitar（放屁，噼啪作響）「放屁」。這類詞語在中西語言裡也基本等值，對譯起來較容易。能否以收或不收這一類詞為準，來判別著者的教育程度或行業背景呢？恐怕不能。這類詞語見錄於語文詞典很正常，再高雅的西洋人，來到中國也得知道這類事情用漢語怎麼說。
有傷風化的現象，古時歐洲和中國一樣常見。有些表達能對應，如Putaria（妓院）譯為「嫖院」，Al？鄄coueitar（拉皮條）譯為「忘八烏亀」。Molhercasada（已婚女子）譯為「婦人」，對應相當精準，而緊接的一條Molhersolteira（單身女子）對譯以「婬婦賤婦」，記下的可能不止是中國人的陋見。古時西方人一樣不待見女子獨身。另一詞目Solteira（未婚女子）的譯法尚能中性，作「沒有丈夫寡無夫之婦」。Puta（娼妓、賤女人）譯為「婬婦潑婦賤婦怨婦」，前三個詞為中國譯者所書，末了一個由西士補寫，想必是從某本中國書上讀來的。再看詞目Abariguado（姘居的），譯為「有妾」，混同了兩種不同的男女關係。是譯者有意要等同起來，還是因為他不觧葡文而出了錯呢？中國人不能容忍姘居，西方人視取妾為惡俗。假定這位譯者已入西教，在他眼裡取妾與姘居就會沒有實質區別，屬於同一類罪孽。
宗教詞語
宗教詞語是一個顯著的大類。康華倫覺得不好理解，何以會漏收一批重要的詞，如Deus（上帝）、Je？鄄sus（耶穌）、Maria（瑪利亞）、Evan？鄄gelho（福音）等。細讀之後，我發現有些詞目的確沒有；有些雖不自成條目，卻內含於其它詞目；有些條目其實見於詞典，只是一不當心容易看漏。Deus、Maria未立條，但有詞目Poderosodeus（全能的上帝）、Auemarjas（聖母經）。上列宗教詞語都只列有葡文，沒有寫出漢語對應詞。這樣的詞目還有一大堆。
列出的多，譯出的少。即使已譯的，大都也是移用現成的漢語詞，如Igresia（教會、教堂）譯為「寺」，Padre（神父）譯為「僧野僧」，Freyra（修女）譯為「尼姑」，Santo（聖徒）譯為「仙」，Paraisoterreal（塵世天堂）譯為「天霆」、「佛國」，Mortorio（葬禮）譯為「做功德」。倘若不解葡文，單看紙面上的漢字，我們眼中便是一派佛道間雜的中國景象，把西教嚴嚴實實遮蓋起來。
Saluador（救世主）尚無合適的譯名，而以動賓式「救他」來對譯。真正譯出並得到沿用的宗教詞語沒有幾個，如「地獄」、「十字」、「教門」，依次對應於Abismo（地獄）、Crux（十字）、Seita（教派）。綜上，可知相關詞目的確立和譯釋發生得相當早，似在羅明堅、利瑪竇撰著《天主實錄》（1584）之前。
航海用語
航海用語也構成一個大類。這方面的詞語異常豐富，泛泛地說可以歸因於時代交通方式，況且那時葡萄牙是海上霸主，葡語詞典裡出現大量的航海詞彙在意料之中。
名詞及詞組，如Armada（軍艦）「兵船」、Naod』armada（戰艦）「戦舡」，各類艦船的通稱和具指尤其多，譯名不易準確。此外如Cousadenao（船用器物）「舡器」、Estaleiro，porto（船塢，港）「灣裡頭」、Cosairo（海盜）「海賊」等，多能對應。從漢語方面看，對應於Agulhademariar（指南針）的「羅經指南」已是普通詞，一般人也會知道，而Cartademarear（海圖）的對應詞「針簿」則是專業用語，非內行不能譯出。Saluaje（無主之物）一詞雖然譯得俗，作「野東西」，意思還是準確的。
動詞有Engolfar（駛出港灣）「上大海」、Ancorar（下錨）「拋椗」等。把Desembarcar（卸船）譯為「搬上崖」，是對搬運情景的具體而真實的描繪，仿佛譯釋者就在場。
形容詞如Nauegauel（適合航行），譯成「海路平安」，意思倒可通，只是把客觀條件變成了主觀祈願。
更專門的是一些結構鬆散的短語條目，有過海上歷驗者才會想到收錄：Daravela（張起帆）「扯起篷」、Amainarauella（收帆）「下蓬」、Encalhard』embarca？觔o（船隻擱淺）「舡閣了」。
有兩點與宗教詞彙堪成對照：一是未譯出的詞目很少，如Barco（小船）、Barcada（[量詞]一船）、Daradriza（揚帆、升旗）；二是凡譯出的詞目，葡漢表達大部分能對應。古代中國人不乏遠航的實踐，相應的詞彙也不缺乏。尤其到了明代，民間商船航行至南洋諸島已屬平常。
商貿詞彙
如今稱人趁錢，或自謂富有，常說「有車有房」。回到五百年前，葡語的說法是「有船有房」，錄於詞條Feitardanauecasa（既有船又有房）；漢語對應詞更可玩味，是極自由的意譯，寫為「財付」，即財富。船泊和住房並重，一同視為富裕的標誌，似乎最有可能是海商的思維。Aluidrar（提議、建議）和Aluidrador（提議者、建議者）這兩個詞，並不純是商貿用語，卻被理解為「打價講價」、「打價的」。Industrioso和En？鄄dustrioso（勤奮、能幹）實為同一詞，拼法小異而已，但分別立條，前者解為「會做買賣」，後者譯作「善於貿易會做生理會佐買賣」。此公三句不離生意經，縱使不是生意人，對做生意也頗熱衷。
商貿詞彙不僅多，而且涉面廣。像Liquidar（結算、付清）「筭明了」、Aluguar，darloaluguer（出租租給）「稅他」、Apenhar（典當）「做當」等動詞，Praxa（市場、集市）「市頭」等名詞，以及介詞短語Amayorualia（以更高的價格）「髙價」、Decontadocomprar（用現錢買）「現買」，是普通人也會用到的詞語。但Fazerfacenda（做生意）「添貨」、Faz？鄄ercabidal（積累資本）「本錢」、Aluara（許可證）「劄付」等，則比較專門，不是買賣人用不大上。
Dararefens（抵押）譯為「做當」；Pinhorar（扣押）也譯為「做當」，其下還有同根的名詞條目Pinhoro（扣押、查封）「當頭案頭」。執行查押的是官家，具體說是「抽分厰」，為Alfamdigua（海關）的對譯。今杭州上城區仍有地名「抽分廠弄」，系明朝稅收機構的遺名。
刑律用語
涉及刑律的詞目之多之細，同樣令人矚目。先來看幾個大概念：Lej（法律）譯為「法度律紀綱」，Dereitociuil（民法）譯為「法度詔」，西文原詞固有區別，漢譯之名也不全同：律、紀、綱是社會當有的秩序，詔是正式頒發的律令。Jurisdi？觔o（司法管轄權）一詞含義抽象，譯作「管地方」，形式上不匹配，但意思不誤。
Processo（訴訟程序）譯為「律」，相關的詞目能列出一大串，大都有漢語對應詞：Litigar（訴訟、打官司）「對理」、Acusar（控告）「告狀」、Acu？鄄sador（原告）「原告」、Acusa？觔o（起訴書）「詞狀」等。Acusarfalamente（誣告）是動詞短語，Acusa？觔ofala（誣告）為同根的名詞短語，都統一譯作「誣告」。Arazoarfeitos（辯護、打官司）一條未譯。
至此，我們看到的中西兩幅畫面相當接近。無論哪一幅，呈現的都不是一個全無法制的社會。可是看看一系列刑名，兩幅畫面便同樣慘烈。最輕的是鞭刑或棍刑，如Ao？鄄tar（鞭打）「打」、Aotadacousa（鞭刑）「被打遭責」等條所記。Degredo（流放）「問軍」也是輕罪。重刑如Deorelhar，tirarasorelhas（刵刑，割掉耳朵）「割耳」、Degolar（割斷喉嚨、斬首）「割喉」、Forca（絞刑、絞架）「吊」等，均為Penademorte（死刑）「死罪」。
把形容詞Demand？觔o，litigioso（告狀的喜爭訟）譯為「刁民」，體現出一個社會、尤其官家對某一類人的態度。好爭訟者討人嫌，古今中外皆然。名詞Braguante（流浪漢、無賴）譯為「光棍」，也不只是出於個人的理解，不妨比較另外三條：En？鄄ganador（騙子）「光棍騙子」，Refal？鄄sado（靠不住[的人]）「光棍白訏」，Velhaco（奸猾的人）「光棍」。今言光棍，戲謔的成分多於貶損，而依照《大明律法》，光棍是一項會掉腦袋的罪名。
行業名稱
倘若一國的從業者，其名稱在另一國的語言裡大都有現成的對應表達，則兩國的生產方式、經濟模式、百工技藝等應該是基本相當的。
農牧漁獵，如Laurador（農民）「農夫」、Pastor（牧人）「牧童看牛的」、Casador（獵人）「打獵的」、Pescador（漁民）「討魚的漁翁」。閩南話今仍稱出海捕魚為「討魚」、「討海」。製作行業，有Telheiro（制瓦工）「做瓦的窰匠」、Azeitejro（制油者、油商）「做油的」、Moidor（磨坊主）「磨麵的」等。以動賓式「做某事+的」表示從事某業者，是近代漢語口語裡一種極能產的構詞模式。
Obreiro（工人、工匠）「匠人工人」是泛稱，多指幹體力活的勞動者。同義詞為Maccanico（=mecanico技工）「匠」，幹的是技術活，尤指修造機械。這兩個總名代表兩大類生產活動的從業者，在當時葡語裡已能分清，而漢語對應詞的義別尚不顯明。西洋機械製造勃興並漸勝中國，也正發生在明代。
商有行、坐之分。Mercador（坐商）譯為「商人」；Regat？觔o（攤販）是小本經營者，故以「販子」對譯。開店營業者，如Estalajadeiro（旅店主人）「店家主人家」、Tauerneiro（酒館老闆）「賣酒的」等。Liureiro（書商）「賣書的」與Empressor（印刷商）「印書的」是兩門行當，分得很開。
遷徙殖民之跡
如前文所舉，十六世紀葡語的航海詞彙已很豐富，足可昭顯葡萄牙的海洋大國身份。但航海只是途徑，經商獲利才是一大目的。還有一個目的也同樣重要，即軍事徵服，伴隨而來的是殖民。在開通亞洲航路之前，葡萄牙已在西非維德角建立殖民地。下列詞條便與販奴有關：Negrocattiuo，negra（俘獲的黑奴，女黑奴）「奴婢奴豺」、Forarescrauo（釋放奴隸）「放出」。鄭和曾率師遠航至東非，也許知道何為黑奴，但我們的這位譯者好像不識，因而譯法有些走樣。
渡海前來的詞語，還有Coquodaindia（印度椰子）「椰子」等。印度是傳教士來華的第一大中轉站，其國名India（印度）「西洋」、Indiano（印度的）「西番」成為詞目，並不讓人覺得意外。第二個中轉站是菲律賓，因此有詞條Moro（摩洛人）「墶子囬囬」，指長居菲律賓的伊斯蘭徒眾。出乎意外的是Misso「醬」，我猜它是「味噌」的拉丁轉寫。這個日語詞見於補遺，單立為條，或許跟耶穌會進東軍亞的路線有關？沙勿略最先踏足的是日本，留居一段時日後才駛來南海；越三十年，始有羅明堅、利瑪竇的中國行。
殖民活動意味著Desterradoandar（遠離故鄉）「離鄉別家」，以至Desnaturarse（放棄國籍或公民權）「拋親棄祖離鄉出家」。有意思的是詞目Pouoar（定居、移民），被意譯為「起多房子」。與建造房子有關的詞條並不能告訴我們殖民的地點，但詞條Na？觔oportuguese（葡萄牙國民）「番人夷人」和Mestio（[本地出生的]混血兒）「圡生宰」，尤其補遺中的Maquao（澳門）「蠔鏡澚」，卻把我們的目光引向一塊熟悉的地域。明人稱澳門為「蠔鏡」或「蠔鏡澳」，取意水澈如鏡，盛產蠔類；澳門省稱「澳」，「澳」即灣，可以泊船登岸。
於是，我們可以將《葡漢詞典》的航行路線復原如下：始發國是葡萄牙，包括葡屬殖民地；航經印度、菲律賓等國，留下了些許蹤跡；澳門是這部詞典跨洋旅行的最後一站，接下來它便要隨傳教士進入中國。而一旦抵達澳門，接觸中國事物，詞典中便開始出現與中國有關的詞語，其中用得最多的是Mandarim（官員、官府，官話），見於正文八次、補遺三次。
官員和官話
關於Mandarim（=Mandarin）一詞的來源和本義，學界坊間談論得都很多。有人兼取義和音，譯成「滿大人」，雖然像搞笑，卻似乎能貼近詞義。只是這一譯法不適用於本詞典編寫的年代。那時還不是清朝的天下，只能叫「明大人」。
補遺中的三例所指很清楚。至於正文中的用例，則須費些工夫，因多處含帶擴展釋義，僅憑所寫漢字難識究竟，須理解葡文之後才能弄清含意：
（1）Pompademandarim（官府奢華的排場）「執事」，指官員辦事時的儀式和儀仗。
（2）Entercederaguoal，aman？鄄darin（向某人求情，向官員訴求）「勸赦求宥告」。
（3）Fiel（忠實）「忠直良」，下有詞組及漢譯demandarin（指官員）「忠臣」。
（4）Despachado（已發送、已派遣）「發了」，後面補寫有詞組demandarin（指官府）。
（5）Mandar，impero（命令，吩咐）「教」，下接兩個詞組，以區別同義的漢語詞：demandarim（指官府）「差」；deRei（指皇帝）「敕」。
（6）Officio（職業、職務）「手藝」，也下帶兩個詞組，功能同上：demandarim（指官員）「聀分」；demecanicos（指工匠）「匠」。
（7）Notarcartas，demandarim（起草文書，指官員）「講」。此處漢譯極簡，與詞目難以對應，除非把葡文理解為官員口述信文、判詞等，由書手筆錄於紙。
如此頻繁地使用一個詞，說明使用者非常關心這個詞所涵蓋的問題。傳教士必須懂得怎樣與官府打交道，為此不僅要熟悉公文的類型和辦事的程序，還需要了解管事者的品級、職分甚至脾性。譬如對「忠直」者，與其送銀錢，不如贈一臺Relogiodijero（機械鐘）「時辰鐘」。自然，漢語是不言而喻的第一關，請看最後一例：
（8）Fallamandarin（官話）「官話正音」
官話，相當於今天的普通話，二者都屬於通言，區別只在古今；正音，即標準音，在後來的傳教士筆下，「官話」與「正音」也是可以換用的同義詞。雖然早期傳教士主要在廣東、福建活動，日常接觸粵閩方言最多，卻從一開始就主張學中國話要先學官話。不過，晚明的通言大不同於當今，據信是以南京話而非北京話為基礎。《葡漢詞典》隱隱貫有一個官話和口語優先的理念：當一條葡語所對應的漢語詞有兩三個時，通常先寫口語詞、官話詞，再寫文語詞、方言詞。不合於此的安排相對少。
16世紀末的這本西洋漢語詞典，存錄了葡漢兩種語言文字的史料。早期西洋人學習漢語的努力，中國人把握西方語言的嘗試，歐漢雙語詞典編纂的起步，中西文化、經濟、技術接觸之始的景象等等，從中都可約略窺知。對文本內容的考釋，又有助於認清著者問題。把一部實際著者尚不明了的書稿歸諸名士，很像是名人效應所致。就目前所知，何妨視為無名氏之作。這樣做並不會降低原著的價值，譬如《爾雅》，怎會因為著者不詳而失去其學術地位呢？此外，中國合作者的貢獻也不可忽視。他不但寫了字，還讀了葡文，根據自己的認識給出譯解。無論對或錯，都含有獨特的領會，保有真實的記錄。著譯者已歿，而文本猶存，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