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歌》連載(三)

△作者:袁世玲

(父親袁茂才)

1957年，古藺縣公路修通了，要在縣上成立汽車站以解決貧困山區的交通問題，提高當地百姓的物質生活，加快社會主義的建設步伐。由於父親工作踏實肯幹，瀘州汽車運輸公司就派遣他到古藺成立汽車站。當年的一月十五日古藺縣汽車站成立，縣長親自剪彩，宣布古藺縣從此通車了！從未走出過大山的人們興高採烈奔走相告，每個區鄉都選出代表來參觀通車典禮。縣長剪彩後，從四面八方趕來的群眾用好奇又驚喜的目光看著這輛裝滿布匹和鹽巴的龐然大物不知所措，十幾個農民圍在汽車的後面，用最大的力氣使勁推，可這大傢伙卻巋然不動。就在這時只見司機同志來到車頭扎了一朵大紅花的美國產的「大道奇」大貨車面前，打開車門，端坐於駕駛室的左邊，縣長大人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父親輕輕一躍踏上葉子板上，左手拉著車門內的扶手，右手一揮，這輛裝滿貨物的大貨車在鑼鼓和秧歌的開路之下，緩緩地駛出臨時租用民房做汽車站辦公的所在地，圍繞著縣城轉了一圈。又驚又喜的人們敲鑼打鼓，歡呼雀躍，硬是熱鬧了好幾天。由於古藺縣地處偏遠山區，經濟落後，物資匱乏，人們生活相對比較貧困，但物產還是很豐富的，特別是有煙煤和無煙煤，沒有機器開採，沒有交通工具運出去，全靠很原始的人工挖和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勞動力又非常的廉價，因此，生活是很便宜的，那時雞蛋一分錢一個，一元錢可以買只大公雞，紅薯一角錢可以買十斤，這樣低廉的物質生活對我們這個子女眾多的家庭真是求之不得的，於是，當年年底，我們全家遷居到了古藺縣，從此結束了顛沛游離的日子，我們也就慢慢地適應並定居下來。

當年的古藺貧窮落後，地處四川的高寒山區，因此縣城很小，從西向東只有獨一條街，上街的上橋走到下橋不到一公裡，而且還是兩頭高中間低，無論從東到西還是從西到東都要爬坡上坎，而且街道十分狹窄，汽車根本開不進去。於是只好在由敘永方向開過來的西頭，一個叫烏龜橋的地方租借一戶劉姓農民的房子作為臨時汽車站。由於群眾坐車要從東走到西很是不方便，於是通車不久就在下橋左側新修了一段馬路（後來的商業街）直通到縣城的繁華地段——文化館。汽車站也就租了文化館門口的一個門面來當汽車站售票處。下半年我們一家也就遷居到古藺，租住在離文化館不遠處的勝藺街羅家。一年以後瀘州汽車運輸公司撥款在下橋附近名叫「爛田灣」的田壩裡修起了正式的汽車站，並在馬路對面又修建了一排平房（有四間屋）供職工家屬居住，從此結束了租房的歷史。在大躍進時，由於父親成分不好，加之車站擴大了，業務量增加了，所以調一李姓來當站長，並增加了一個會計和售票員，父親就負責搞調度這一工作了。

(父親和母親退休後仍然在學習)

文革時期，父親成了牛鬼蛇神，成了專政對象，造反派跳出來說「黑五類、資本家有什麼資格來指揮工人階級？」於是就把父親安排到車站食堂當管理員。父親總是起早貪黑到豬兒站、食品公司、農貿市場釆購豬肉、牛肉、菸酒、蔬菜等，使駕駛員及車站職工在生活上有了更多更好的保障。即使這樣的條件，父親也決不佔食堂的便宜，一日三餐仍是回家吃母親做的飯菜，從文革到退休近十年的食堂管理工作中他毫無怨言，不貪不佔，踏踏實實地幹好組織安排的各項工作，幾十年沒有出過任何差錯。

當年父親隻身一人來到古藺成立汽車站，他既是站長，又是調度，既是售票員，也是檢票員，身兼數職的他工作特別忙，那時客運、貨運是不分家的，統統要管。由於當時的公路全是毛坯石子路，雨天路滑，晴天飛沙走石，山高坡陡，彎道又多，地勢險峻異常，汽車行駛在這彎彎曲曲的公路上就象一隻蝸牛非常緩慢。由於路況如此，汽車行駛起來也就是每小時二三十公裡，父親每天四點鐘就要起床開門售票（雖然每天只有一個班車跑瀘州），五點就開始檢票上車，等客車發出以後，接著就安排貨運，什麼糧食呀、煤炭呀、土特產都要一一精心策劃好。由於汽車站只有他一個人，晚上還要巡夜，因為那時的車站大門敞開的，也沒有門衛和監控，大貨車上裝滿糧食和運出去的土特產等又怕被盜，所以每晚父親都要打著電筒來回巡查幾遍，有時我們看見父親實在太累了，我和三哥就幫著父親，替他守夜巡視，換他休息一下。

儘管父親工作繁忙，辛苦勞累，但他從來不叫苦喊累，總是兢兢業業地幹好組織上安排他的工作，同時也不忽視對子女們的教育關懷，對我們的要求就是好好讀書、本分做人、努力上進、作風正派，女孩子更不能風叉野倒地亂跑。記得災荒年間學校停辦，我待在家裡十分鬱悶，有時就去找同學玩，到了晚上九點要是見我還沒回家，就會提著馬燈去找、去接我，生怕女孩子家家的會出什麼差錯。我三哥當時也和我一樣失學在家，父親就把他帶到車站幫忙打雜，什麼加油呀、卸貨呀、押運生豬呀、打掃車站衛生等等，成了一個沒有工資的編外人員。

1964年是我家註定不平凡的一年。這年我大姐從西南師範學院畢業分配到瀘州文教局，有了工作，也有了工資。三哥招到宜賓電機廠當上工人，而我則考上敘永師範學校，吃飯不用愁，更主要的還是六妹響應祖國號召，成了第一批上山下鄉的知青。父親覺得孩子們有出息了，能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了。父親想，既然日子越來越好，就應該為國家考慮，也要替國家減輕負擔。於是他主動提出放棄公私合營的利息。他的這一行動，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轟動，古藺縣城的大街小巷都寫滿了表彰袁茂才的黑板報，說他思想好，愛國家，響應祖國號召把子女送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主動放棄利息就是愛國的表現，他理應受到尊重和愛戴，選他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當之無愧。

父親就是這樣在工作上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遵紀守法，無論組織安排他到哪裡，他都無怨無悔，儘自己的能力把事情做好，對家庭也是一個有責任、有擔當的頂梁柱，因此受到組織的信任和當地群眾的愛戴，幾屆都被選為古藺縣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受到人們和子女們的尊敬。

(袁氏大家庭)

可惜這平靜祥和的日子還沒過上多久，1958年中共第八屆人代會第二次會議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路線 」，全國的中心任務又從反右鬥爭轉移到「大躍進」，這時候浮誇風泛濫成災，廣大群眾的生活遭受到嚴重困擾，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資源浪費，人民的生活越來越走向困境，這次挫折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在當時這種情況下，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家庭更逃脫不了「大躍進」帶來的傷害，從我三哥開始以下的幾個弟妹都沒能上好學、讀好書，沒有資格進公辦中學，只能讀民中，但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下，哪裡是在讀書，基本上都是去支農、抗災、煉鋼鐵……國家都非常困難，民辦中學就更難以維持下去，所以上到第三學期，學校就停辦了，我們這些十四、五歲的學生就成了待業少年，後來縣城單位招工但輪不到我們這些外地的沒有關係的，成份不好的就更不要想了。在這困難時期為了解決一家大小的溫飽，父親不得不往返於縣糧站和豬兒站之間。因為汽車站這個招牌當時還是很吃香的，是可以去搞點福利開點後門的，所以父親看到供應的糧食不夠吃，就去縣糧站批點細糠，背回來母親再加點包穀面，什麼水芹菜、鵝兒腸等野菜，做成又硬又粗糙的窩窩頭，再煮點紅苕稀飯，一家人的溫飽問題就解決了。那時很想吃肉，但計劃供應有限，父親又跑到豬兒站批點瘟豬肉，拿回家來燉蘿蔔，這就是最好的牙祭，當時我們這樣的生活是最令人羨慕的了。

1962年我國的經濟開始復甦，人民的生活漸漸有所好轉，鄉村中學也開始複課了。在家待業兩年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讀書，父親非常理解，也很支持，在他僅有的三十幾元的工資中，還每月拿出七元來供我去大村區東新中學復讀，我也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努力學習。1964年畢業後，考上師範學校（由於家庭困難，且本人年齡偏大），後來當上了一名鄉村小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