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故事系列21：打工路上，與寫作為伴

打工，是我難以逃脫的宿命。九二年，看了電視劇《外來妹》，對打工的印象極不好，對打工生活產生了排斥。當媽媽和爸爸商量要跟表姐搞好關係，以後好帶我出去打工，我聽了後心裡極不是滋味，心想：我才不去打工呢。那個時候，受了楊鈺瑩的影響，做的是歌星夢，與打工完全是兩碼事。十四歲，我因各種原因輟學，導致我很快踏上了打工路。當初，外婆勸我繼續上學，她說你上學可以多認識幾個字，我說要認字我買本字典就行了；三叔看見我用粉筆寫在壩子裡的字，說你的字寫得這麼好，應該繼續讀書，我堅決地說不去了。決絕得不知道什麼是後悔。我的想法是學兩年裁縫，因為我看見一個小學同學在公社做出來的衣服，便萌發了這個念頭。而這時在深圳打工的媽媽因同宿舍的寫字樓小姐張健說她快回家了，如果媽媽有人要進廠，可以讓她介紹進廠。媽媽第一時間想到了我，便寫信讓爸爸叫我去深圳。恰好這時堂姐和男朋友要到深圳打工，爸爸就到她家商量把我帶到深圳。妹妹回到家歡天喜地說，哦，姐姐要到深圳打工嘍！在她幼小的心靈裡，不知道打工是什麼概念，認為是像城裡人一樣風光。我聞言卻是心內一沉，我從未有過這種想法，有點回不過神來。

不管我如何不情願，可最終還是來到了深圳。走的前一天，我還在和小姐妹在壩子裡玩遊戲，堂姐說，小會，把東西收拾好，明天走。我並未把她的話放在心上，覺得打工於我是不可能的事。當晚，爸爸卻把我的行李收拾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爸爸、妹妹還有堂姐及她男友去縣城準備坐汽車到深圳，當天我們沒坐到車，就到堂姐男友的親戚家借宿一晚。下午我們午休，爸爸和妹妹回家，我從床上爬起來，心中甚是希望他們把我帶回家，我到底是沒有喊出口，看著他們從我身邊輕飄飄地過去，我的心像秋天的落葉，慢慢飄落。

來到深圳，從汽車上下來，準備腳踏這片土地，迎面駛來一輛轎車，差點撞上我。堂姐的男朋友說那位車主嚇得汗都出來了。我住在表姐的宿舍裡，等待著進媽媽所在的高松製衣廠。有一天，我站在陽臺上，張健在高松廠廠門口看見了，對媽媽說沒想到我這麼小。我那個時候又黑又瘦又矮，弱不禁風的樣子，媽媽說我上樓梯像要摔倒似的。我沒有任何證件，就借了表姐的身份證。怕日本人看見我是個童工不讓進廠，張健不敢讓我去寫字樓填表，她把一切手續辦好，安排我跟媽媽在一個宿舍一個部門。

稀裡糊塗地，我就正式開始了打工生活。廠裡分三個工廠，一、二工廠和我們住的宿舍在一道大門進去，三工廠和另外一棟宿舍樓則要通過廠裡在公路上空架的一座天橋才能過去，不過天橋可以從一道小門出入。包裝部查貨拉一條拉七個人,拉頭兩個清線頭的,中間一個人查後幅,一個人查帽子、袖子，一個人查前幅，一個查裡布，拉尾是一個總查。我被安排在媽媽那條拉上清線頭，媽媽是總查，我們一個在拉頭，一個在拉尾。指導工可能是怕我和媽媽上班說話，一個星期後把我調到另外一條拉。上班不能坐，一天要站十幾個小時，進廠一個星期後晚上加通宵，仍然一分鐘沒休息，也沒坐，有個女孩想打瞌睡，直叫「媽媽」。我雖然一抬頭就能看見媽媽，但想到母女倆都在受苦，心裡酸酸的。

宿舍每層樓住一百多個人，只有宿舍兩頭才有洗手間，十幾個水龍頭，每天洗澡、洗衣、刷牙像打仗一樣，我們刷牙只能預先用桶準備好水，在走廊上刷。進廠半個月後的一天晚上，我在桶裡盛了一杯水，拿起牙刷擠好牙膏到走廊上刷牙。我喝了一口水，一個保安從我身邊經過，我退後一步讓他過去，我把嘴裡的水吐出去，他轉過身，惡狠狠地說，把廠牌拿出來。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就把手伸向我的工衣口袋，沒找到廠牌，他二話不說，一把抓住我的衣領，把我拽進了宿舍，舍友的目光全部聚集在我身上，只有媽媽氣得臉紅耳漲。我的心裡充滿了抗拒，僵持了半天，仍不得不把廠牌給了保安，他拿著廠牌揚長而去，我卻躲到洗手間去哭。媽媽來勸我，說她剛才氣得要命，如果是在家裡誰敢這樣對我，她非跟他拼命不可，但出門在外是為了掙錢，有時必須得學會忍耐。媽媽幫我把眼淚擦掉，拉著我的手回到宿舍，我們一起爬上上床，拉上床簾，我的眼淚又止不住地流了下來，媽媽也忍不住哭了，我們的淚水泛濫成河，一發不可收拾，母女倆抱頭痛哭。媽媽說，她進廠時不知廠規，也是遇到這類情況，被罰款十五元。有一次李經理到宿舍檢查，在走廊上，有青苔，也有人倒的水，他滑了一跤，連腰間掛的鑰匙都摔掉了，他爬起來，惱羞成怒，說罰款兩百元。以後，這個廠規就興了起來。保安抓一個罰款兩百元，和廠裡各分一半，他們每到晚上員工下班就來抓廠牌。李經理原是羅定人，十幾年前來深圳，現在是地頭蛇，對員工極苛刻，日本人開廠時給員工的底薪是六百元，他說給四百元大把人做。

廠裡百分之八十都是湖北仙桃人，其餘就是廣東、廣西、湖南、四川人。仙桃人大多數都有車衣服的技術，但文化程度不高，仙桃也有廠，有的女孩十幾歲便不讀書了，她們去學電車，學會了就出來打工。有的管理人員自持有技術，在廠裡是當官的，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示人，每天都兇神惡煞的樣子，罵員工不顧別人的自尊，有時甚至非要把人家罵哭才甘心。有的管理人員還專門整員工，曾有一個管理人員提出如果當天員工在規定的時間內沒完成規定的產量，就拖班（意思是本來只上十個小時的工資，幹活卻是十一個小時或十二個小時），其他管理人員也積極響應這個做法，如此一來，員工經常一天要白幹一兩小時，而任務繁重，都是管理人員自作主張規定的數量。有很多事情，日本人都不知情，被管理人員把一個好廠弄得亂七八糟。工廠大門中午不開門，有人來找老鄉，就像探監。員工多，到飯堂排隊像一條長龍，打來的飯菜像豬食，難以下咽，我通常只吃兩口就跑，上班餓著肚子堅持。車間灰塵很大，加上加班加點，永遠欠著瞌睡債，早上起來頭腦昏昏沉沉，眼睛像被什麼東西蒙住，看人都是模糊一片。我剛來時每晚跟媽媽擺龍門陣，直擺到她完全睡著，早上都是我叫她起床，過了一段時間，我就不行了，晚上下班我衝完涼就往床上一倒，媽媽洗好衣服，用電飯煲做好夜宵叫我，我睡得正香，從床上爬起來真是一種受罪。這些尚能忍受，最難以忍受的是管理人員的辱罵。

我在三工廠五樓車位剪線時，我和重慶的別大姐挨罵次數最多，其他幾個都是湖北的，配送也是湖北的，每天查貨時我和別大姐的有一根線頭也不行，要重剪，她的老鄉她就偷偷多記數。那幾個湖北人上班時說說笑笑，而我一天到晚話不說一句，廁所不上一下，開水不喝一口，埋頭苦幹，到了晚上離規定的數量也總差那麼幾件，每天晚上下班前，黃美玲都雙手叉腰，冷著一張臉來罵我，我實在受不了這麼壓抑的生活，每天晚上都守著媽媽哭。媽媽也感到無可奈何，她說不管怎麼說打工都好過在家種田。我的心裡充滿了悲傷和對現實的不滿，要是一輩子這樣過，我情願不活。從那時起，我發誓我絕不結婚，因為我沒辦法忍受和自己的孩子分開，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走和我同樣的路。我每天都害怕去上班，一走進車間，就雙腿發軟，心咚咚直跳，身上像壓了一塊千斤巨石，像要窒息了一般。每次看見黃美玲從拉上往我這邊走，我就脊背發涼，有時即使我不回頭去看，也能感覺她向我走來，心裡直打鼓。在這裡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坐，除此之外，只有數也數不盡的痛苦。

我在二工廠二樓二組剪線時，剛開始負責人賴雪蓮對我還不錯，後來受了工友的教唆，也愛來罵我。有天晚上，媽媽一反常態跟我說，如果負責人再罵我，就跟她吵，不要怕她，那些人都是欺軟怕硬，就算炒掉也無所謂。我受到鼓舞，心裡不再那麼害怕，準備迎接翌日的挑戰。第二天，賴雪蓮照樣雙手叉腰叫我剪快一點，我把剪刀往桌上一拍，說剪刀都生鏽了，叫我怎麼剪？！她沒想到我也會反抗，愣了一下，拿起我的剪刀試了一下，口氣軟了下來，說真的剪不動，等一下給你換一把來。我本來準備和她針鋒相對的，戰爭還沒開始就偃旗息鼓，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從這以後，她再也沒有來找我麻煩，總算過上了太平日子。

張健在寫字樓每晚不用加班，我羨慕得要死，真希望我也天天不用加班，可是在車間上班，這簡直就是奢望。在賴雪蓮組上，終於有一段時間不用加班，但有的時候，一包的負責人要來借人去幫忙。我想輕鬆一下，有天晚上不願去加班，媽媽怕炒我魷魚，把我從宿舍一直拉到車間，一路上我雙腿直打顫。

因為保安兇，我叫他們「土匪」，因為上班沒自由，我叫「坐牢」。有一段時間，我和媽媽從飯堂出來，我會念叨：不被餓死都要被累死，不被累死都要被熱死。有時，上班我都會做白日夢，希望姑媽提個旅行箱來，告訴我裡面有十萬塊錢，以後我不用打工了。

心情的好壞跟工作的好壞有很大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的性格沒法發生改變，每天沉默寡言、鬱鬱寡歡，像個小老太婆，在宿舍，我從不主動跟人說話，那些人都認為我很奇怪。我的想法與他們不同，我的目的不是掙錢，解決溫飽問題就可以了。每次發工資，別人歡天喜地，我卻高興不起來，拿了工資袋看都懶得看一眼，直接交給媽媽。在我的想像中，生活應該是絢麗多姿的，我渴望像一隻蝴蝶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小的時候，我曾在一張紙上寫了二十七個夢想，而現實充滿了無奈，我無力改變這一切。這時，我也用一張紙寫了兩句話貼在牆上，是：我打工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為了夢想。我過的日子怎麼跟我想像的截然相反呢？我難以釋懷。每天面對的是一張張麻木而冰冷的臉，工人們穿的工衣都是天藍色，接近灰色。這個顏色刺痛了我的心，看不到生活中的亮點，讓人感到絕望、恐懼。若問打工是一種什麼樣的顏色，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灰色。每當天氣陰沉沉時，我的心情灰暗到極點。

廠裡有個翻譯張小姐，重慶人，其貌不揚，但工作能力很強。她和老公會日語，剛出來打工時在另一個廠，和普通打工仔打工妹一樣住集體宿舍，進了我們廠後，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張小姐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她的十指掛滿了金戒指，家裡有五臺彩電，都是日本人送的。廠裡上上下下都很尊重她，儼然一個皇后，我看見她，真希望我就是她。想想自己，和她恰恰相反，每天累死累活掙不到錢，還要受氣。

有一次，我和媽媽同時調到二工廠三樓一組幫忙，坐在一個坐桶上。突然，我們的坐桶被人狠狠踢了一腳，我們嚇得彈跳起來，以為是日本人來了不讓坐。過了一會兒，見是廣西翻譯「老農民」，我氣得要死，又不能發作。到了晚上，餘怒未消的我突然產生了寫小說的念頭，進廠之後，我看過臺灣的言情小說，我對媽媽說，她們能寫，我為什麼不能？說做就做，構思了一個故事幾天後就開始動筆。用一個月，我完成了人生當中的第一篇小說，篇幅相當於一個中篇，後來又擴寫成長篇，寫了三遍。這時候，我有了第二個夢想，那就是當作家，我一直覺得作家是一份神聖而崇高的職業。

有了夢想，我渾身充滿了勁，人生不再那麼黯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感覺生活不會一直這樣因頓，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有個強烈的願望，就是通過手中的筆來改變命運，我感到我與眾不同，為自己而驕傲。那時，我像井底之蛙，以為打工一族中只有我才有寫作的念頭，想像著我將成為第一個打工族中出現的作家，總是一個人偷著笑。上班時壓力仍然是巨大的，我一邊幹活一邊構思著一個個美麗的愛情故事，下了班就飛快地寫。中午休息一個小時，下午休息四十分鐘，去飯堂要穿過院壩，再上廠裡的一座天橋，再穿過院壩去三工廠那邊的宿舍樓的飯堂排隊打飯、吃飯，為了趕時間，我的碗給媽媽洗，再走來時的路，爬上五樓宿舍，上下樓梯都是一步跨兩級。晚上通常要加班到十一、二點，排隊衝涼要花不少時間，我急了，也不管廁所有多髒，就到裡面將就一下。洗衣也擁擠，衣服我也只得給媽媽一起洗。有人看見了問媽媽為什麼不讓我自己洗，媽媽一笑置之，不多做解釋。

在高松廠唯一的好處是晚上宿舍的燈點通宵。當整棟宿舍樓的人都已進入了夢鄉，四周靜悄悄的，只可聞見樹下草叢裡蟋蟀的叫聲，我還在奮筆疾書。有時，實在困得不行了，我就靠在床上閉目養神，頭腦一片混沌，在想著某個人，等睜開眼時，不知不覺就把那個人的名字寫了上去。我每天給自己規定了任務，要寫八頁，必定寫到凌晨兩點。這時我整個人都昏昏沉沉，頭重腳輕，搖搖晃晃地穿過走廊，去洗手間洗漱。上班時上午和下午、晚上中途各休息十分鐘，時間是給員工打開水、上廁所的，多數人趴在檯面上睡一會兒覺，我則利用這寶貴而又短暫的時間來看書，看的書都是從工友那裡借來的言情小說。一個個故事總是飛快從我腦子裡躥出來，兩年時間，我光寫題目就寫了一百多個。

每次買原子筆，我都是買十支。我的被子、蚊帳上留下了不少墨水印。我寫作的事，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怕別人說我文化這麼低還寫小說，怕別人嘲笑我。爸爸經常趁我不在時對他的工友說，之後讓我知道了，我好一陣責怪。不過還好，我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爸爸的一個安徽工友非常熱心，他在廠裡幫我裁紙，再裝訂成一個個本子，作為我的稿紙，我在高松廠四年的時間都是用他給我做的本子，只是那紙薄得幾乎透明，我寫字時得用一塊紙板墊在本子下面，翻時得小心翼翼。

我寫作的事，親戚當中有表示反對也有表示支持的。我的姑媽在電話中得知此事，說我文化這麼低寫什麼小說，還問我媽媽我的腦袋有沒有問題。我的么舅對我媽媽說，不管我能不能成功，有這種想法就是正確的。

有一次，向工友借了一本《西江文藝》，我試著向該雜誌社投稿，當時不知道要用方格紙寫，仍然用我平時寫的稿紙。主編何初樹給我寫了退稿信，有點搞笑的是，我用的表姐的名字是「餘真聯」，何稱我為先生。我到書店裡面抄了幾個出版社的地址，把我的第一部小說寄了過去。我的每一頁稿紙上面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當時什麼也不懂，完全憑一時衝動寄到了光明日報出版社，根本沒考慮到出版社的人看不看得清楚。過了一段時間，工友把我的信給我，我一看是光明日報出版社的，高興得跳了起來，當我看完了信，一個人坐在工位上默默流淚。

我沒有朋友，看到雜誌上可以交筆友，便在《大鵬灣》上刊登了交友啟事，在我十七歲生日那天收到了第一封筆友的信。交了筆友後，我每天寫小說又寫信，忙得不可開交，除了晚上睡覺，沒有一分鐘休息時間，儘管如此，仍樂此不疲。收到信，我都會及時回信，向筆友訴說打工生活的點點滴滴，及寫作的歡樂，有人給我打氣，有人說我已達到瘋狂狀態，勸我要注意休息。

寫作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就像吸了鴉片一樣，上癮了，戒不掉了。我感到生活的重壓時，就走進我的秘密花園，像一條魚，遊弋在文字裡。對於自己喜歡做的事，再苦再累也不怕，即使遭遇失敗，也會從頭再來。

對於打工二字，我深惡痛絕，它像一枚釘子深深嵌入我體內，無論醫學多麼發達，也拔不掉它。我做夢都想擺脫這樣的生活，無奈它如影隨形。這漫無止境的打工日子，何日才是個頭喲！何日何時，才能看到一片明媚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