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的憂鬱》《沉淪》：自述式寫作下，佐藤春夫與鬱達夫的憂鬱

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鬱》和中國作家鬱達夫的《沉淪》分別是中日近現代典型的剖析憂鬱症的小說。

《沉淪》講述了一個民國時期的男青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因國運衰微,而遭人冷眼。抱負沒有機會施展，青春活力又沒有地方釋放，雙重挫折誘使他以錯誤的方式宣洩自己的情慾,可是隨之而來的強烈自責羞愧和挫敗感讓他精神崩潰,最終用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

《田園的憂鬱》則講述一個年輕作家，不堪忍受城市的喧囂和事業的挫敗，於是帶著妻子和貓狗遷居鄉下。但是在鄉下和人們文化差異的區別以及鄉村生活的單調，讓他產生了厭倦。精神上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最終他變得越來越壓抑和暴躁。

兩部小說雖創作於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作者，卻有著相似的「憂鬱」韻味，讓人們在閱讀的時候產生聯想。鬱達夫和佐藤春夫有什麼聯繫？為何他們的作品會有著如此相似的味道。

鬱達夫曾說:「在日本現代的小說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當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薔薇》即《田園的憂鬱》……我每每想學到他的地步,但終於畫虎不成……」

正是鬱達夫對佐藤春夫的崇拜，讓他在創作《沉淪》時遵從了佐藤春夫的寫作手法，從而成了人們口中「中國的佐藤春夫」。

今天我想從兩人的成名作《田園的憂鬱》、《沉淪》分析作品背後的韻味。

一、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鬱達夫與佐藤春夫相似的文人氣息

鬱達夫的《沉淪》發表於1921年，創作於1919年間，那時的中國正處於五四運動的激流中。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鬱》寫於1916年前後，那時的日本是戰爭中的勝利國，是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而重視引進西方文化的日本，秉持著捨棄舊思想的浪潮，從而讓那時的文人陷入極度的空虛。

兩本書創作於同樣的時代，卻因為地域和文化的不同而有著明顯的差別，可兩位作者所處的環境又有著相似的「艱難」。

• 《沉淪》的寫作背景

《沉淪》是鬱達夫在20世紀20年代創作的早期小說，也是鬱達夫最為傑出的代表作，該書一經出版就震撼了整個文壇。小說中主人公的經歷正是以鬱達夫的親生經歷為藍本，把一個文人對國家弱小的感想融入其中。

1915年，19歲的鬱達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22歲畢業後，鬱達夫從名古屋前往東京。途中，他以在名古屋讀書四年的生活體驗寫下了此篇作品《沉淪》。

《沉淪》發表於1921年，在1919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而五四精神就是要反帝反封建。所以當時的作家在創作的時候,都飽含著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鬱達夫就是他們其中一員，夏衍曾這樣評價他「達夫是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成了他一生的支柱。」的確,鬱達夫在創作的同時,積極投入到反帝國主義反日的民族救亡運動之中。

所以,在他的作品無疑要表現出這種愛國主義情節來。在《沉淪》中有這樣一句話「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

反應出了鬱達夫對國家強大的迫切希望。

• 《田園的憂鬱》的寫作背景

同《沉淪》一樣《田園的憂鬱》也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親生經歷所創作出的小說。

1916年4月到11月期間佐藤春夫曾離開和歌山縣東牟樓郡新宮町移居到武藏野的南段——神奈川縣的鄉村。這場旅行中他帶著自己心愛的妻子，兩隻狗，兩隻貓。

田園發風光給他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也為他後期的創作提供了靈感。

根據這段經歷佐藤春夫才創造了《田園的憂鬱》，後來佐藤春夫又在藝術和情感上遭遇從1916年到1918年經歷《田園雜技》、《病了的薔薇》在到《田園的憂鬱》歷經三年完成的作品。

《田園的憂鬱》也因此被認為是他三年經驗和感悟的詩意式沉澱。

而另一面佐藤春夫所寫的作品也深受時代的影響，那時的日本在戰爭中從中國和俄國獲得戰爭的勝利，並從中獲得巨額的資本，一躍成為當時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

經濟繁榮，局勢穩定的日本在文學創作上也更加的開放，同西方國家進行思想上的交流。

新思想的侵入讓國人理所應當的認為舊思想應該捨棄，而能夠支持文人的新思想又遲遲沒有找到，從而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虛和憂鬱。

無處發洩「憂鬱」的佐藤春夫只好將他們融入作品中。

二、「自述式」寫作角度下的不同主題

鬱達夫曾經說過:「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

《沉淪》與《田園的憂鬱》在敘述方式上都是以自己為「模特」展開的「自述式」小說。這樣的寫作方式更加注重個人情感的表達，且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

作者可以將自己的真情實感、生活經驗、喜怒哀樂表現出來，可以通過作品將自己的個性表現出來。

雖然兩部作品都用到了同樣的敘述方式，可在文章主題的表達上卻也有著千絲萬縷的差別。《沉淪》更注重表達作者的愛國情懷，《田園的憂鬱》則更注重表達一個小人物的內心。

《沉淪》：以小人物的姿態，表現社會或民族的反抗

在日本留學的鬱達夫一生中結交了眾多的日本朋友，在文學的創作上也與日本的政治、文化、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繫。

日本文學中的「私小說」對他的影響尤其明顯。最具代表的「私小說」作家佐藤春夫因此成為鬱達夫最崇拜的對象，他的創作風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佐藤春夫的影響。

《沉淪》描述了一個中國籍日本留學生，在被他人蔑視的氛圍中生活的經歷，他的身上寄託著當時社會所有留學生的孤獨、屈辱和民族悲憤。小說主人公的經歷和作者鬱達夫的經歷幾乎完全相同，仿佛作者與筆下人物早已融為一體。

在主題的表達上《沉淪》不同於《田園的憂鬱》，它更加注重表現自己的愛國情懷，對國家強大的渴望，對民族反抗的期待。

《田園的憂鬱》：用西洋的手法，描寫東洋文學

吉田精一曾這樣評論佐藤春夫：「……解析自己的孤獨 ,無聊和憂鬱 ,在他的作品裡 ,充滿著一種由於精神的倦怠和神經或感覺過敏而來的世紀末的生活氣氛 ……《田園的憂鬱 》就是強烈的自我意識之下分析了人生的無法忍受的單調和疲倦 ,從中表現出了一種奇妙的世紀末的美。」

《田園的憂鬱 》體現出日本傳統文學的風雅意境,又融入了西歐近代文學的「世紀末的頹廢美」。其頹廢美的突出表現就是憂鬱。佐藤春夫和鬱達夫一樣喜歡「用西洋的手法來描寫東洋文學的傳統主題」,他們一樣沉溺於頹廢所表現出來的憂鬱,嚮往「以厭倦、憂鬱和厭世為基調,頹廢的詩一般優美的世界。

《田園的詩意》中主人公是一個清潔高傲卻與懦弱的無名詩人，他不願留在物慾橫流的世俗社會，不想受霓虹燈的幹擾，從而選擇歸隱田園與世無爭的生活。

歸隱田園的他雖然在大自然中找到了靜和美，可他的內心依舊憂鬱，文化差異導致他無法和當地人交流，加上鄉村生活的單調瑣碎和對城市的難捨。他始終無法擺脫內心的憂鬱，直到最後無法阻止的頹廢了。

整部《田園的詩意》佐藤春夫都在解剖自己的內心，用微妙、緊湊的旋律將他們的憂愁表現出來。

三、頹廢憂鬱下，佐藤春夫與鬱達夫不同的成因

小說的創作上鬱達夫和佐藤春夫都運用了「自述式」，兩人筆下人物又是出奇一致的頹廢和憂鬱，恰好說明鬱達夫和佐藤春夫的身上本就有著憂鬱的種子，而這則與他們的成長經歷分不開。

• 「憂鬱」和「嚮往」下鬱達夫的極端

郭沫若曾在《論鬱達夫 》中說:「許多人都以為達夫有點『頹唐』,其實是皮相的見解。」李初梨說過這樣的話 :「達夫是模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

郭沫若對鬱達夫的評價源於鬱達夫作品中所表達出來的情感，鬱達夫的文章都帶著「憂鬱」與「自傳性」的本質，細讀之時總能感受到淡淡的憂傷。而鬱達夫此種風格和特點與他童年和少年時的經歷有著不可分的關係。

在鬱達夫的回憶錄中，他將自己的出生定義為「悲劇的」，「在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半夜，一出結構並不是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劇出生了。」

大多數作者在描繪自己的一生時總愛用華麗的字眼，將一生定義為美好而充滿憧憬的。鬱達夫卻恰恰相反，非但沒有絲毫的誇耀，還充滿了感傷，也是在這風淡雲輕的筆觸下表現了鬱達夫的真誠。

鬱達夫的童年生活極其艱苦，不到一歲就因為營養不良患上了腸胃病，一年多的時間裡，衰弱、發熱、痙攣等各種症狀，讓整個家筋疲力盡。三歲時父親因病去世，母親只能帶著他和兩個哥哥擺攤為生。

因為和兩個哥哥年齡相差較大，他們早早的就外出求學，母親也因為工作外出。年幼的鬱達夫只能和祖母一起生活，祖母每天則只知道吃齋念佛。「孤獨和憂鬱」的影子，就這樣紮根在了鬱達夫的身上。

1913年17歲的鬱達夫隨長兄前往日本留學，受到日本開放文化的洗禮的鬱達夫，卻始終放不下處於水生火熱中的國人，他認為自己有責任為祖國做些什麼？1917年21歲的鬱達夫初次來到日本的「溫柔鄉」，體會到女人的溫暖。

回國後母親則讓他娶孫小姐，也是在這一刻他內心的衝突開始爆發，看著他國的強大，再看看國人的愚昧，自己連婚姻的自由都沒有，就這樣無處發洩的鬱達夫將自己不滿的情緒，化為了內心的「憂鬱」於文字中表達。

他對美好的生活有著自己的嚮往，只是無處安放情緒的他，最終只能走向「憂鬱」的極端。

• 佐藤春夫的「憂鬱」，源於內心的極度「自尊」

佐藤春夫出生於一個有著九代行醫歷史的醫學世家,這也是一個書香世家,祖父及父親都擅長於傳統文體如徘句、狂歌、漢詩等的創作。

「在這種中產階級的文學氛圍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佐藤春夫,對自己得天獨厚的文學天賦是深信不疑的。」

基於這樣的自信,佐藤春夫也相當自尊。他在晚年的《自負之鑑》中說道「假如我們能夠成為藝術家,那麼 我沒有資格在這個社會的任何一隅立足請不要誤認為這是種自卑,這是我的自尊。」

在佐藤春夫很小的時候，他就表現出了和家人不一樣的志向，他想做一個文學創作者。然而幼年學校的經歷卻打擊著他，明治42年,在市內舉行的生田長江等人的文藝演講會上,為填補演講者到之前的時間,佐藤春夫做了演講,可是這個演講卻在教育界引發了不小的問題,因此遭到學校的無期停學處分。

這次停學不久,他又犯了好多事情。如被指定為防火犯之類的。這樣的經歷使春夫的性格發生了扭曲,也可以說埋下了憂鬱的種子。

成年後現實與理想又發生了衝突,藝術之途受阻時,佐藤春夫就「把批評的目光轉向內在的自我,在堅信自己的藝術才能的同時也產生了強烈的不安。」在這種內省中,佐藤春夫作為自尊的藝術青年,敏感過度的自我意識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這種壓力甚至帶有某種程度的自虐性。

沉重的壓力致使他倦怠頹廢,焦慮不安地從城市「逃到」了「被世界遺忘,被文明捨棄」的田園。作家在田園中表現的病態正是這高度自尊和巨大壓力的產物,是佐藤春夫個人情感的投射。

大正三年佐藤春夫和女演員優川路歌子同居，兩人在本鄉區追分街9號開始新生活，在那裡大概生活一年後。大正五年的春天他們來到神奈川都築鎮中裡村，也是在這個村子裡他完成的自己的處女作《西班牙獵犬》，還創作出了以生活背景為對象的《病態的薔薇》，也是在這個村子裡佐藤春夫完成了對《田園的憂鬱》的創作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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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鬱達夫和佐藤春夫是兩個不同國家的人，可他們筆下人物卻有著相似的病態，他們的性格也有著相似的憂鬱。

《沉淪》與《田園的憂鬱》在寫作手法和框架的搭建上相似，在精神的表達上卻是迥異的。鬱達夫和佐藤春夫同樣都有著憂鬱的心境，但成因卻是迥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