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重點考察明清江南的商業化出版印刷業。本文提出：一、在明代，官營出版印刷業在 江南出版印刷業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則是私營出版印刷業佔有絕對的優勢。二、 明清江南出版印刷業出現了重要的技術進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廣，其次是 彩色印刷技術的出現與改進。三、在明代初年，政治性和教化性讀物在江南出版印刷業產品 中佔有很高比重。明代中期以後，以牟利為目的、面向廣大中下層社會民眾的商業化出版印 刷業日益發展，到了清代則已成為江南出版印刷業的主流。四、明清江南出版印刷業的發展 出現了「外向化」的趨勢，即生產所需的原料（紙張等）要依賴外地供應源，而其所生產出來 的產品（印刷品）則依賴外地市場。以上四個變化，表明江南的商業化出版印刷業在明清時期 有了重大發展。
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出版印刷業是明清江南的一個重要產業部門（註：本文中的明清時期，僅包括1850年以前。本文中的江南地區，其地理範圍，我已作過界 定，包括明清的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見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 界定》，刊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1990年第4期）。本文中所說的出版印刷業， 內容廣泛，不僅包括書籍的出版印刷，而且還包括其他所有文字與圖案的出版印刷。）。關於這個部門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情況，學 界已頗多研究（註：例如沈燮元：《明代江蘇刻書事業概述》，刊於《學術月刊》（上海）1957年第1期；張秀 民：《元明兩代的木活字》，刊於《圖書館》（北京）1961年第1期，《明代的銅活字》，刊 於《圖書館》（北京）1961年第4期，《清代的銅活字》，刊於《文物》（北京）1962年第1期， 《清代的木活字(1644—1911)》，刊於《圖書館》（北京）1962年第2、3期，《明代南京的印 書》，刊於《文物》（北京）1980年第11期，《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致 忠：《明代刻書述略》，刊於《文史》（北京）第23輯；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 萌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版；第4章第6節《造紙業和 印刷出版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範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42頁；等等。）。這裡不擬重複前人已做的研究，只想重點考察他們較少涉及的一個方面， 即民間以牟利為目的的商業化出版印刷業。這種出版印刷業主要面向廣大中下層社會民眾 ，印刷物五花八門，無所不有。江南在宋代就已在中國的出版印刷業中佔有頗為重要的地位，但還不是最發達之地。到了 明代，情況丕變。江南出版印刷業的主要對手一直是福建建陽，但後者萬曆以後逐漸衰退。因此到了明末，江南出版印刷業在全國已獨佔鰲頭（註：大庭修：《江戶時代日中秘話》，中譯本，中華書局（北京）1997年版，第61—62頁。）。而在江南，出版印刷業又主要集中於 蘇、杭、寧三大城市以及湖州、無錫、常州、松江等城市。謝肇淛說：天下刻書最精者， 為南京、湖州和徽州（註：《五雜俎》卷13《事部一》。），江南即佔其二。胡應麟說：「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而蘇、杭 、南京佔其三。其中，「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鹹薈萃焉。商賈所資 ，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趙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檻麗棟，搜 其 奇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註：《少室山房筆叢》卷4。）。如此說來，僅只蘇州和南京所刻之書，就 已佔全國出售之書的7/10，而且江南也因此而成為書籍的主要輸出地區。清代江南出版印刷 業比明代更盛，一直保持著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大體而言，在明清時期，江南出版印刷業出現了四個重大變化。
一、官營與私營出版印刷業的消長
在明清時期，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即：在明代，官營出版印刷業在 江南出版印刷業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則私營出版印刷業佔有絕對的優勢。這一消長 ， 對江南出版印刷業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這一變化，集中地表現在坊刻的興起以及官刻與家 刻的蛻變上。明清江南出版的書籍，官府所刻者稱為「官刻本」，私家所刻者稱為「家刻本 」，而書坊所刻者則稱為「坊刻本」。在明代，大體上官刻與家刻多是非營利的，而坊刻則 完全是為牟利。但是到了清代，前兩者的非營利色彩也日益淡薄，逐漸演化成商業化的出版 事業。明初南京因系全國政治中心所在，故有大量政治性及教化性印刷品刊出。這些印刷品主要 由官營機構刊出，因此官營出版印刷業十分發達。例如洪武初年親王之國，朱元璋賜給他們 大量書籍，其中僅詞曲一項，就賜予每王1 700本，二十餘王共4萬餘本，這些都是在南京刻 印的。洪武朝刊刻大藏經，刻板多達57 160塊，藏於大報恩寺，稱為《南藏》。南京的寶鈔 局，更有鈔匠580名，在局印製寶鈔（註：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永樂北遷後，南京作為留都，還保留了一部分官營出版印刷業。留都各部門繼續印刷各種 書籍，如南京禮部嘉靖間刻《明倫大典》，萬曆間刊《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南京都察院 、大理寺、會同館各刻書一、二種。應天府（南京）刊《茅山志》、《南畿通志》、《句容志 》、《文公家禮儀節》等10種。但是印書最多的官營印刷機構，卻是南京國子監（即南監或 南雍）。南京國子監從成立之初，就不僅接收了元代集慶路儒學舊藏的各路書板，而且還從 地方上收取書板。如洪武八年（1375年）取元慶元路王應麟著《玉海》板；以後又差人往取廣 東布政司成化間所刻《宋史》板。永樂北遷後，這些書板仍然留在南監。至嘉、萬時，監中 所藏二十一史，板多漫漶，原板脆薄，剜補即脫落。嘉靖七年（1528年）南監祭酒張邦奇等奏 ，以為「莫若重刊。又於吳下購得遼、金二史，亦行刊刻，共該用工價銀一千一百七十五兩 餘，刷印等費不在數內」。萬曆初以贖款重梓《梁書》。所以南監二十一史有宋、元舊板， 又有重刻新板。宋蜀刻七史殘板，至清嘉慶江寧藩庫失火，幾歷七百年始被毀。南監彙編刊 印二十一史，又刊印《通鑑》、《通鑑紀事本末》、《通鑑前編》、《通鑑綱目》、《通志 略》、《古史》、《南唐書》等，以及《通典》、《文獻通考》等要籍。萬曆初又出版了《 子匯》24種。南監還出版了虞世南、歐陽詢、趙盂頫寫的《百家姓》、《千字文》等法帖9 種，以供臨摹學習。其出版的科技書有《天文志》、《營造法式》、《農桑撮要》、《農桑 衣食》、《載桑圖》、《算法》、《河防通議》等；醫藥書有《大觀本草》、《脈訣刊誤》 、《壽親養老新書》。南監所印之書甚多，據黃佐《南雍志》卷十八經籍考下篇「記刻樣本 末」中所記，著錄約200種左右，分制書、經、子、史、文集、類書、韻書、雜書、石刻9類 ，並於每書下註明存板或好板、壞板、斷板、裂破模糊板面數。周弘祖《古今書刻》南京國 子監著錄271種（其中「制書」類改作「本朝書」，凡13種），雜書最多，共91種，次為普通 經書、史書、詩文集子書各數十種。此外還應指出的是，南監補刊正史，不特有近百名監中 學生寫字、校對，又有學生親自刻字的。這種學生實際參加書籍出版的情況，是宋代、清代 的國子監所沒有的（註：以上參閱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到了清代，雖然江南官府依然出版一些書籍和文告，但官營出版印刷 業已經衰落，與明代不可同日而語矣。此時私營出版印刷業早已取代了官營出版印刷業的地 位，成為江南出版印刷業的主力。明清江南私營出版事業發達的一個有利條件，是江南匯集了全國主要的私家藏書和私人藏 書家，因而不僅擁有豐富的書籍資源，同時也擁有眾多的書籍愛好者。清人孫從添說：「大 抵收藏書籍之家，惟吳中蘇郡、虞山（常熟）、崑山，浙中嘉、湖、杭、寧、紹最多」（註：孫從添：《藏書紀要》。）。其 中常熟毛氏汲古閣最為人羨稱。毛晉以高價大量求購各種善本書籍，積書多達84 000冊。為 了與天下人分享這些資源，毛晉不惜耗費重金，在家設立「印書作」，大量刻印書籍。據其 子毛扆回憶，到毛晉過世之前，其家所藏書板已超過10萬片。雖然毛晉並未求牟利，但是 在他歿後，毛扆說「其板歸叔兄，今質於他所」（註：毛扆：《春渚紀聞》跋題（收於葉德輝：《書林清話》）。）。這些書板被典押出去之後最終歸宿不 明 ，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被用於商業化印刷，因為象毛晉那樣有錢而又甘願為古籍傳播貢獻出一 切的人士，終歸是很少的。許多家有藏書的文人，即使自己無力刻書牟利，也往往與書商聯 手。例如馮夢龍（吳縣人）在其編輯的《繡像古今小說》的序中說：「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 ，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裡耳者凡四十種，畀為一刻」。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序 中則說：「肆中人見其（馮氏所編小說）行世頗捷，意餘當別有秘本圖書而衡之，……因取古 今來……可新聽佐詼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即《初刻拍案驚奇》），交書賈刊出。早在明代中期，江南私營出版印刷業就已有頗大發展。從明人彩繪的《南都繁會圖》卷可 看出南京市面繁榮的情況，有「刻字」、「鐫碑」等市招。胡應麟說：「凡金陵書肆多在三 山街，及太學前」（註：《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所以有的書坊就寫上「三山街書林」或「三山書坊」等字樣。張秀民 根據諸家目錄及原本牌子，考得有57家，稍少於建陽而多於北京。南京書坊以唐姓十二家為 最多，次為周姓八家（註：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乾嘉時的南京有私營書坊二十餘家，「大半皆江右人。雖通行坊本 ，然琳琅滿架，亦殊可觀」（註：《白下瑣言》卷2。）；「雕引書板，海內資之，粗者多而精者亦不乏」（註：嘉慶《江寧府志》卷11《物產》。）。蘇州書 坊更多。在明代蘇州府附郭縣——吳縣與長洲縣，據張秀民整理的資料，已知的書坊就有37 家，而且幾乎都集中在閶門一帶（註：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369—372頁。）。康熙十年出版印刷業主成立了同業公會崇德公所（註：《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72—73頁。）。道 光時蘇州印刷品「貿易四方」（註：道光二十五年《吳縣禁書坊印手把持行市碑》（收於蘇州歷史博物館編：《明清蘇州工商 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頁）。），同時更發生了嚴重的勞資糾紛，不得不告官解決（註：道光二十五年《吳縣禁書坊印手把持行市碑》。）。明清江南出版印刷業出現了重要的技術進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廣，其次 是彩色印刷技術的出現與改進。活字印刷術未見用於明代江南官營出版印刷業中，因此可以說是私營出版印刷業中特有的 現 象。這一現象大約出現於明代中期，主要是用木活字板。胡應麟說：「活板始宋畢升，以藥 泥為之，今無以藥泥為之者，惟用木稱活字雲」。魏崧說：「活板始於宋，……明則用木刻 」，龔顯曾則說：「明人用木活字板刷書，風乃大盛」（註：參閱張秀民：《元明兩代的木活字》。）。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費 用低，明代嘉定徐兆稷借得活板，印了其父徐學謨的《世廟識餘錄》。兆稷在序（牌子）中說 ：「是書成凡十餘年，以貧不任梓，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備家藏」（註：徐學謨初名學詩，約卒於萬曆初，年七十三。曾做過禮部尚書。全書26卷，記載了明世 宗嘉靖一朝的掌故，富有史料價值，約印於萬曆初期。兆稷字孺毅，是學謨的次子，國子生 ，以詩文名。）。由此可見活字印 刷確實比雕板印刷便宜。活字印刷的這種優越性已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著名的出版家 華珵就是一例。他雖然以木板雕印宋人左圭編的叢書《百川學海》而聞名，但也積極追求 活字印刷，「逾七十，而好學過於弁髦，又制活字板，擇其切於學者亟翻印以利眾，此集之 所以易成也。自沈夢溪《筆談》述活板法，近時三吳好事者盛為之；然印有當否，則其益有 淺深」（註：祝允明（枝山）：《渭南文集跋》。）。祝氏認為華珵利用活字板，所以出書很快，而選印的宋著名詩人陸放翁的《渭 南文集》《劍南續稿》等，也是深有益於人的。康熙《無錫縣誌》卷二十二也說：華珵「又多聚書，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這充分說明活字板的優 越性（註：參閱張秀民：《明代的銅活字》。）。明代江南私人藏有活字板者不少。例如南京國子監生胡旻有「活字印」，正德十三年（151 8 年）曾有人借它摹印《莊於鬳齋口義》。萬曆時南京拔貢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己的 著作《冶城真寓存稿》數百本，以贈送朋友。所謂「合字」或「活字印」，即為活板字。民 間書院有活字板也起於明代。常熟人錢夢玉，曾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其師薛方山中會魁的三 試卷（註：《戒庵漫筆》卷八。薛應旂字方山，武進人，嘉靖甲午科舉人，翌年聯捷成進士，以 八股文名於世。唐順之嘗自謂他的時文得之於薛方山。）。明代江南木活字流行的範圍，除上面提到的南京、嘉定、常熟等地外，還有蘇州、 杭州等地，而以蘇州一帶為較盛（註：參閱上引張秀民：《元明兩代的木活字》。具體例子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蘇州刊有 《文心雕龍》，長洲縣韓氏有《曹子建集》10卷。麗澤堂印《壁水群英待問會元》90卷，隆 慶三年（1569年）海虞黃美中校印王世貞《鳳洲筆記》24卷。明季魏顯國纂《史書大全》520 卷，刊於杭州，印有百部。）。除了木活字，還有鉛活字和銅活字。我國創用鉛活字，首見於明代常州。可惜明代常州鉛 印本沒有傳下未。使用銅活字印書比鉛活字普遍。明代中期南京張氏就使用銅活字印書，其 印本流傳下來者有《開元天寶遺事》一種。常州也有銅板，稱「常州銅板」，當時頗為有名 ，但未見流傳下來，今日可知者，只有嘉靖間開州人藏書家晁瑮見過《杜氏通典纂要》、 《藝文類聚》兩種（註：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在蘇州，明代有金蘭館、五雲溪館、五川精舍、吳郡孫鳳等各家印書 ，過去藏書家著錄，均作為銅字印本。常熟周堂曾用福建書商遊榕、饒世仁的銅字排印《太 平御覽》一百餘部。以上諸家多在今蘇州一帶，正如祝允明所說的「近時三吳好事者」。明 唐錦《夢餘錄》謂「近時大家多鐫活字銅印，頗便於用」。銅字印刷方便，已為一般人所公 認了（註：參閱張秀民：《明代的銅活字》。）。最有名的銅活字使用者，是無錫出版家華燧與安國。華燧（1439—1513年），華珵之侄，字文輝，號會通，「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閱異同 ， 輒為辨證，手錄成帙。……既乃範銅板錫字，凡奇書艱得者，悉訂正以行，曰：『吾能會而 通之矣』」（註：華渚：《勾吳華氏本書》卷1《華燧傳》，轉引自張秀民：《明代的銅活字》。）；「既而為銅字板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矣』，乃名其所曰『會通館』。… …君有田若干頃，稱本富，後以劬書故，家少落，而君漠如也（註：邵寶：《容春堂集·會通君傳》，轉引自張秀民：《明代的銅活字》。）」。他自己說：「始燧之 為是板也，以私便手錄之煩，今以公行大下」，又說：「燧生當文明之運，而活字銅板樂天 之成」（註：華燧：《宋諸臣奏議序》，《容齋隨筆序》，轉引自張秀民：《明代的銅活字》。）。當時有人打算把《宋諸臣奏議》重新刻板，而怕費用浩大，就請「會通館活字銅 板印正，以廣其傳」，在弘治三年（1490年）印成50冊。這次因為試印性質，對於金屬活字不 易受中國墨的技術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墨色不好，模糊邋遏，沾手便黑，有的字只印出一 半，排的參差不齊。因為只有一副活字，因此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每行雙排，看起來正 文像小注。又校勘不精，脫文誤字，每卷都有，印刷質量不高，但恰是我國現在所知最早的 金屬活字印本。過了兩年，他又印宋代類書《錦繡萬花谷》。這部書用小字印的稱「華家小 銅板」，用大字印的稱「大銅板」。後來他又陸續印行卷帙浩繁的《百川學海》、宋潘自牧 的 《記纂淵海》、謝維新的《古今合壁事類前集》等。他自己的著作《九經韻覽》、《十六史 節要》也用銅板印行。正德元年（1506年）又印了《君臣政要》與《文苑英華辨徵》等。他印 的書，版心下方有「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字樣，多為白紙大本，有的紙張拼接印刷，或直接 ，或橫接，粘成一頁。會通館印書可考者約15種，除《毛詩白文》為木刻外，餘均為活字銅 板。其中《宋諸臣奏議》、《錦繡萬花谷》、《容齋五筆》、《文苑英華纂要》、《百川學 海》、《音釋春秋》，《九經韻覽》、《古今合壁事類前集》等八種，出版均在弘治十三年 （1500年）以前，相當於歐洲15世紀的「搖藍本」，在印刷史上顯得特別珍貴。過去外國學者 稱宋版書為「中國的搖籃本」，其實宋本為木刻，與歐洲金屬活字搖籃本，有本質上的不同 。中國印本書有此資格者，也只有上述華隧印的8種而已。華燧的親侄華堅也印書。華堅字允剛，事跡不詳，其所印書多有「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 字銅板印行」牌子，或刊語，又有「錫山」兩字圓印及「蘭雪堂華堅活字銅板印」篆文小印 。蘭雪堂印有唐人類書《藝文類聚》及漢蔡邕的《蔡中郎集》、唐白居易的《白氏文集》、 元稹的《元氏長慶集》等。《藝文類聚》有華堅的兒子華鏡正德十年寫的後序。雖然《蔡中 郎集》據說「前後錯雜，至不可句讀」，但近代藏書家對蘭雪堂印本還是頗有好評。各書因 為一行內排印兩行，被稱為「蘭雪堂雙行本」。蘭雪堂本多註明活字銅板字樣。此外還有被 稱為「華家銅板」而不知何家所印者，有《史鑑》、《鹽鐵論》兩書。無錫華家銅活字印書 多，出版快，雖因校勘不精，為世詬病，而在創用銅活字方面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與華家同樣著名的，又有無錫安氏。安氏家族主要人物安國（1481—1534年），字民泰，自 號「桂坡」。他以布衣起家，是當時中國最富有的人，號稱「安百萬」。他喜歡購買古書名 畫，以至充棟，曾說「積金誨愚，積書誨明」，並「鑄活字銅板，印諸秘書，以廣其傳」（註：《膠山安黃氏宗譜》，轉引自張秀民：《明代的銅活字》。） 。其印書多在嘉靖初年，只有河北《東光縣誌》印於正德十六年（1621年）。東光人廖紀在南 京做吏部尚書時，聽說安國家有活字銅板，就託他印自己所修的《東光縣誌》。這部正德《 東光縣誌》，可以說是我國惟一用銅活字印的方志，可惜早已失傳了。嘉靖十年（1531年）俞 泰跋安國所刻《初學記》，說他「經、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後學，二十年來無慮數 千卷」。安氏印書雖較華氏諸家略晚，而比歐洲印刷術第一次傳入新大陸的墨西哥（1539年） 及俄國的莫斯科（1563年）還是要早些。安氏活字印的板心上方每頁有「錫山安氏館」五字， 而木刻本《初學記》則注「安桂坡館」四字。《初學記》、《顏魯公艾集》，除銅字印外， 又均有刻本。此外用活字印的又有《魏鶴山集》、《石田詩選》等。清錢謙益《春秋繁露》 跋說：「金陵本偽舛，得錫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數百字」。可知他印的還是比較認真。他的出 版品用白紙或黃紙，有的印張也是拼接而成，這是明代流行的用紙節約的風氣。裝訂方面用 當時盛行的包背裝，外皮藍紙，有印好貼上的書籤，這是仿照南宋的舊法。安氏印的《鶴山 大壘集》每頁邊框外有大字「宙七十二」、「洪七十二」、「獨七十四」等千字文編號，因 全書共109卷，印張較多，雖每卷已有頁碼，為便於摺疊裝訂，故又用這些字號。此與西洋 印本有時有紙上裝訂用的摺疊號碼相類似，在我國印本書中殊為罕見（註：以上參閱張秀民：《明代的銅活字》。）。到了清代，使用活字板印書更為普遍。袁棟說：「印板之盛，莫盛於今矣。吾蘇特工，其 江寧本多不工。……今用木刻字，設一格於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則攪和之，復配他頁。大 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江南人趙翼說：「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於宋時 ，……但宋時猶用泥刻字，今則用木刻，尤為適用耳」。木活字印書成為時尚，直到清末仍 然通用。而木活字也成為一種動產，不僅可以借用，而且可以典當、出賣、饋贈。這些活字 或為書坊所有，或為譜匠所有，皆以盈利為目的（註：張秀民：《清代的木活字》。）。清代江南官府也使用活字印書，如吳門節署本等，但不多。民間使用則十分廣泛，有名者 如蘇州徐氏靈芬閣、岞萼山房，南京倦遊閣、宜春閣，嘉興王氏信芳閣，常州謝氏瑞雲堂 等。藏書家和名人私人印書使用木活字者也不少，如嘉慶時常熟張金吾從無錫得到十萬餘枚 活字，排印自己的著作《愛日精廬藏書志》，又印行《續資治通鑑長編》（520卷），用了16 個月時間，印成120冊（註：張秀民：《清代的木活字》。）。除了書籍之外，木活字還普遍用於印刷宗譜，因此清代十分之六 七的家譜都用木字排印。常州、無錫印工在清代最負盛名，以致有四川人把宗譜稿本寄到常 州排印。安徽人更將省立的官書局——曲水書局，設立在常州龍城書院（註：張秀民：《清代的木活字》。）。清代銅活字板印書也還有。如常州活板仍頗享盛名，鹹豐八年（1858年）徐隆興等九修《毗 陵徐氏宗譜》30冊，即為銅字印本。鹹豐二年吳鍾駿在杭州任上，借用當地的「聚珍銅板」 印行其外祖父所著《妙香閣文稿》等。更為有名的是吹藜閣銅字板。其印本有《文苑英華律 賦選》，在書名頁與目錄下方及卷四終末行，均有「吹藜閣同板」五字（註：「同板」即「銅板」的簡寫（明人又省作「仝板」）。），卷端則題「虞山 錢陸燦選，門人劉士弘訂」，並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錢氏寫的自序。該序說：「於是稍 加簡汰，而授之活板，以行於世」。雖然沒有說明活板是自己的或借用別人的，但是由此可 推知該板可能為蘇南一帶產物。吹藜閣本《文苑英華律賦選》比《古今圖書集成》要早40年 ，是現在所知清代最初的銅字本。書凡四冊，黑口，四周大單邊。字為筆寫體，也就是所謂 「軟字」或「今體」，楷書流利悅目，印刷清楚，體現了很高的印刷水平（註：張秀民：《清代的銅活字》。）。明清江南出版印刷業中的另外一項重要技術進步是彩色套印技術的出現。明代江南書坊中 採用套印的不多，只有天啟元年（1621年）種文堂《蘇長公密語》為兩色套印本，但是南京卻 出現了最出色的彩色套印。住在南京的藝術家安徽人胡正言，於明末用五彩套印《十竹齋畫 譜》、《箋譜》，不論花卉羽蟲，色彩逼真，栩栩如生，成為學畫的範本（註：：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這項進步開創 了我國彩色套印的先河。由於出版印刷業的產品具有「教化」和宣傳的功能，因此其性質與其他工業部門的許多產 品頗有不同。因為這個原因，出版印刷業在明清江南受到官府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控制與 幹預，因此其商業化的發展也與其他工業有所不同。在明代初年，政治性和教化性讀物在江 南出版印刷業產品中佔有很高比重（註：參閱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到了明代中期以後，商業化的出版印刷業才發展了起 來，而到了清代則已成為江南出版印刷業的主流。這類商業化出版印刷業主要是印製銷路廣 大的大眾讀物，包括通俗文藝作品、通俗實用讀物、童蒙課本、時文選本、年畫、日曆及迷 信用品等。下面就分類簡述之。早在明代，江南小說曲本出版已頗盛。南京書坊即已大量印刷此類讀物，著名書坊如唐氏 富春堂、世德堂、廣慶堂、文林閣、陳氏繼志齋等，都印行小說曲本，並延請建陽、徽州工 匠，為所印之書k24m101.jpg刻插圖（註：參閱沈燮元：《明代江蘇刻書事業概述》。）。據張秀民與李致忠統計，明代南京唐姓、周姓刻 書坊最為有名，所刻戲曲本子可能達二三百種，超過以數量眾多而著稱的建陽坊本（註：李致忠：《明代刻書述略》。）。其中 萬曆間唐氏各家除刻醫書、經書、文集、尺牘，琴譜外，又刻了很多戲曲。其中以唐對溪富 春堂為最多，據說有百種。現存者有《管鮑分金記》、《三顧草廬記》、《呂蒙正破窯記》 、《嶽飛破虜東窗記》、《張巡許遠雙忠記》、《商恪三元記》等約30種。世德堂又刻有《 趙氏孤兒記》、《五倫全備忠孝記》、《雙鳳齊鳴記》、《荊釵記》、《拜月亭題評》等共 11種。有的書一刻再刻，如繼志齋刻《玉簪記》。金陵書林除大批出版戲曲外，還出版了許多小說，如世德堂刊出《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周氏大業堂刊出《西晉志傳題評》、《東晉志傳題評》、《新刊出像補參採史鑑唐書志傳通 俗演義》，兼善堂刊出《警世通言》，聚奎樓刊出笑話集《諺浪》，萬卷書樓刊出李卓吾訂 正的《三國志傳》，等等。有的一書有多家書坊出版，如《西遊記》有榮壽堂本，又有唐氏 世 德堂本，稱《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 為迎合讀者的喜好，一般戲曲小說都出像、出相，或稱全像、全相。過去建陽坊本多為上 圖下文，圖畫扁短橫幅。南京本改為整板半幅，或前後頁合拼成一大幅，圖像放大，線條粗 放，多饒古趣。唐振吾廣慶堂、陳氏繼志齋圖畫漸趨工麗。金陵人瑞堂本《隋煬帝豔史》工 極巧，則出於徽派板畫工住在杭州的黃子立（建中）之手。胡賢刻《帝鑑圖說》、奎壁齋本焦 雄《養正圖解》、大盛堂本《出像增補搜神記》都有插圖（註：以上參閱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湖州凌氏印書濫惡，但刻「《 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窮極要渺，以天巧 人工，徒為傳奇耳目之玩」（註：《五雜俎》卷13，《事部一》。）。在江南通俗文藝讀物中，要強調的是世情小說。明中葉到清初是世情小說出版的第一個高 潮時期，而清中期則是第二個高潮時期。世情小說的兩大流派——豔情小說與才子佳人小說 都大量出現，其他小說如講史小說、擬市人小說等，也日益與世情小說合流（註：向楷：《世情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1999年版，第3—5章。）。這種世情小 說因為貼近中下層民眾的生活，並且較多了反映小市民階層的趣味，所以在當時的社會上有 極大的讀者群。特別是豔情小說，其種類之多，格調之低，為中國歷史上所僅見。託名江南 著名文人李漁著的著名淫書《肉蒲團》，其作者就公開說：「這部小說惹看極矣。吾之書成 之後，普天之下無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所不買不讀者惟道學先生耳。然而真道學先生未 有 不買不讀者，獨有一種假道學，要以方正欺人，不敢買去讀耳。抑又有說：彼雖不敢自買， 未必不倩人代買讀之。雖不敢明讀，未必不背人私讀耳」。清代江南才子佳人小說《吳江雪 》第九回也說：「原來小說有三等，……（下等小說）無非說牝說杜，動人春興的。這樣 小說世間極多，買者亦復不少，書賈藉以覓利」。清代文禁甚嚴，順治九年、康熙四十八年 及五十三年、乾隆元年，嘉慶七年、十五年與十八年，朝廷都曾頒布法令，對「坊肆小說淫 詞」加以「嚴查禁絕」，「通行嚴禁」（註：俞正燮：《癸已存稿》卷9「演義小說」條。）。但這類小說卻越禁越多。到了道光十四年二月， 連皇帝也不得不在上諭中承認：「近來傳奇、演義等書，踵事翻新，詞多俚鄙，其始不過市 井之徒樂於觀覽，甚至兒童婦女莫不飫聞而習見之，以蕩佚為風流，以強梁為雄傑，以佻薄 為能事，以穢褻為常談」（註：《清宣宗實錄》卷249。）。這類色情小說不僅在有閒階級中，而且在小市民中，都有廣大 讀者群。此外，宣揚色情內容的圖象讀物春宮等，在各階層民眾中也有廣大市場。例如印製 低劣的春宮，價格低廉，隨處可得，廣泛傳布於不識字的下層民眾之中（註：《鼓掌絕塵》第二十四回《醜姑兒園內破花心，小牧童堂上遺春譜》就說到杭州的一個 農村牧童，「曾廢（當為費字之誤——引者）了幾個錢，買得一本春意兒，將來瞌睡的時節看 一看」。其書「是一本小小印現成的春意譜兒，上面都是些撒村的故事」。）。由於各種色情讀 物銷路良好，因此其出版也成了書賈牟利的手段。利之所在，人盡趨之。無怪乎官府禁之於 上，道學家抨擊之於下，書坊卻照樣刊行不誤。在明清時期，江南在城市化、商業化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準、識字率等方面，都高居中國 各地之首。因此這類反映小市民趣味的世情小說，也大多出於江南書坊，以至江南成為當日 「淫書」和其他民間通俗讀物的淵藪。像嘉慶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請銷毀淫書時列舉的 淫書代表作《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與《肉蒲團》，大多為江南文人編 寫並由江南書坊刊行。因此之故，清代歷次禁書，重點都是江南。康熙時江蘇巡撫湯斌就曾 痛斥「江蘇坊賈，惟知射利，專結無學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宣淫誨詐，備極穢褻，繡像鏤 版，極巧窮工」；因此下令：「若淫詞小說戲曲，……將書板立行銷毀，刊刻發賣者一併治 罪」（註：《吳門歲華紀麗》卷首《睢州湯文正公潛庵撫吳告諭》。）。但此禁並未有效執行，故至乾隆時，又是「吳中坊賈，編纂小說傳奇，繡像鏤版， 宣淫誨詐，敗壞人心」（註：乾隆《長洲縣誌》卷10《風俗》。）。同治時，丁日昌在江蘇禁毀「淫詞小說」，開出的書目竟多達26 8種。可見江南此類讀物出版之盛。通俗實用讀物，包括各類「通書」、農書、尺牘、旅行指南等。此類書籍的出版，亦大盛 於明清。特別要指出的是，由於商業的發達，明清商人專用的小型百科全書如《陶朱公致富 奇書》、《萬寶全書》、《水程一覽》、《示我周行》、《天下水陸路程》、《客商一覽醒 迷》等，不斷推出，一版再版，發行量相當可觀。據我在東京幾個圖書館所作的版本調查， 明清時期的通俗實用讀物（特別是商人用書），大多為杭州、蘇州等地書坊印行。餘英時指出 ：「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個社會階層，不但明清以來『棄儒就賈』的普遍趨勢造 成了大批士人沉滯在商人階層的社會現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業本身必須要求一定程度的 知識水平。商業經營的規模愈大，則知識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商人而言，明清時代 便出現了大批的所謂『商業書』，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知識」（註：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87年版，第363—36 4 頁。）。江南是明清中國商業化水 平最高的地區，大量的「商業書」刊行於此，是有深厚的社會背景的。此外，江南書坊也刻了不少醫書，如嘉靖間金陵書坊雷鳴刊《濟生產寶方》，趙君耀刻《 胎產須知》。又唐氏富春堂刊《婦人大全良方》，集賢堂唐鯉躍刻《丹溪心法》，唐鯉飛刻 《雷公炮製藥性解》，唐少橋刊《大字傷寒指掌圖》，唐翀宇鐫徐氏《針灸大成》，三多 齋刻《針灸大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文樞堂刻《萬氏家鈔濟世良方》等（註：張秀民：《明代江南的印書》。）。由於大眾教育的普及，明清時期童蒙教材劇增。首先，僅就明清時期最流行的「三、百、 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三種教材而言，就不斷出現模仿、賡續之作， 以及註解本，插圖本。如《三字經》有《增補三字經》、《節增三字經》、《廣三字經》， 《百家姓》有《重編百家姓》、《御製百家姓》、《新編百家姓》，《千字文》則有《續千 字文》，《再續千字文》、《三續千字文》、《別本續千字文》、《增廣千字文》，等等。因此同一書出現了多種不同版本（註：例如《三字經》，僅目前可見者就有宋末元初的1 068字本、明代的1 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 140字及1 170字本等多個版本。見梁其姿：《『三字經』裡歷史時間的 問題》，收於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 版。）。其次，除了「三、百、千」外，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 印、一方面，舊有的教材大量刊印。翻刻與流傳（其中最有名的，有《弟子職》、《蒙求》 ，《童叟須知》等）；另一方面，新編的教材也暢銷熱賣（如《幼學故事瓊林》、《龍文鞭影 》以及各種訓蒙詩選）。據熊秉真統計，明代以後中國常見的童蒙教材，種類多達百種以上 。第三，出現了大量採用故事、歌訣、圖本形式的童蒙教材（如《新刻聯對便蒙七寶故事大 全》、許貫日《新鐫注釋故事白眉》、《金璧故事大全》、《書言故事大全》、《繪像注釋 日記故事》、《繪圖蒙學歌》等）。第四，除了上述各種帶有精英文化痕跡的傳統識字教材 外，完全出於實用目的的識字教材也大量出現。在這些教材中，有《日用俗字》、《農莊雜 字》（後來還出了《繪圖農莊雜字》）、《幼學字表》等雜字用書，也有《算學啟蒙總括》、 《籌算蒙課》等算學教材，還有關於聲律、醫學、天文、輿地等方面專門知識的啟蒙教材（註：參閱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0年 版，第144—153頁。） 。雖然以上各種童蒙課本教材並非都是江南的產物，但是作為當時中國商業化出版業中心的 江南，這些教材的出版也以江南為最多。這類課本教材市場不小，江南商家自然不會坐視不 動。因此蘇州有名的掃葉山房，除刻印經史子集四部書外，也大量刊印筆記小說，村塾讀本 等（註：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第433頁。）。明清以八股文取士，這種考試雖然有種種弊病，但是從形式上來說卻是一種十分規範化的 考試方式。由於其規範化，因此相對於以往的考試形式來說，這種考試形式顯然更為公平。同時，因為考試內容和形式都較為固定，因此精讀範文是成功的最佳捷徑，而此前成功者的 考卷又是最好的範文。為迎合這種需要，書商便僱人收集以往的中式應試文字，加以選擇乃 至評點，印刷出版。這類時文選本因出於書坊，故又稱為「坊選」。《儒林外史》中的馬純 上（馬二先生）、匡超人等，就是受僱於書坊的職業選家。由於明清江南科舉極盛，因此對此 類應試參考書需求量也很大。不僅如此，因為江南是當日中國教育的中心，江南出版的時文 選本在外地的名聲也很大，因此造成對江南時文選本的更大需求。顧炎武引用楊彝（子常）的 話說：「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而他書一切不問」 。這些書大多出於江南，「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 買以去」（註：顧炎武：《日知錄》卷16「十八房」條。）。時文選本最早出現於江南，大約是在弘治朝，不過為數尚不多。到了嘉靖朝則大盛，以致 李翊說：「餘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今滿目坊刻，亦世華之一驗也」（註：《戒庵老人漫筆》卷8。）。上元、江 寧為應大府附郭之兩縣。兩縣刻有不少八股文，即所謂「時義」。當時有人建議要把這「兩 縣及建寧書坊所刻時義，盡數燒除」。兩縣所刻時義，與建寧書坊齊名，可見其產量之多（註：張秀民：《明代江南的印書》。） 。到了清代，愈加興隆。《儒林外史》中對此多有描寫，從中可見當時江南時文出版中心之 一的杭州，此項事業規模已頗大。例如該書第十八回中，書坊文瀚樓主人僱不第舉子匡超人 批點一部考卷，說：「我如今扣著日子，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回去賣。若出的遲，山東 、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誤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對人說：他選點的時文，「每一回出，書店 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由於 坊選泛濫，引起國家的重視，清代曾多次頒布禁令禁止坊選本流行，但都無濟於事，以致國 家甚至考慮自己來精選範文出版。此外，明清士人，趨名若騖，多有自費印刷文稿，傳播士林以求名者。此風又以江南最盛 ，明清之際小說《鴛鴦針》卷三《雙劍雪》，就描寫一個山東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監。到 南京後，即將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竊他人的詩文，編成詩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 刻了，印了千餘本，逢人便送，居然騙得盛名，「藉此聲勢，重新開闢乾坤，又在南京搖擺 起來」。此後繼續行騙，將槍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試草》、《鄉試硃卷》，招 搖撞騙，以致「三吳地方的名士，無不聞風相思，見面恐後。……那江楚遠來地方，求詩求 文的，堆架滿案，應酬不暇」。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明清江南的民間出版印刷業，已成為 製造社會輿論的重要工具。事實上，在明清江南，不僅文人依靠刻書印書以沽名釣譽，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傳播 醜聞，中傷他人。明末江南小說《貪歡報》第十三回《兩房妻暗中雙錯認》中就講道明代杭 州人朱芳卿、龍天生，都私通對方之妾，但是又害怕「播揚起來，……那賣新文的巴不得有 此新事，刊了本兒，街坊一賣，天下都知道了，那時就將一萬銀子去買他不做聲，也難了」 。刊行這些沽名釣譽的文選或者傳播醜聞的文字，從作者的角度來說動機各異，但從出版業 者的角度來說無非是為了賺錢。因此這類讀物盛行於江南，也證明了江南商業化出版印刷業 的發達。宗教書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規模，例如上述藏板於大報恩寺的《南藏》，後來一直在使 用。鄭和曾利用該刻板先後印造10部，而到了萬曆時代，更「廣為印行」，每年約印20藏。外地來南京請經的和尚，可在印經鋪內住宿，每印一部，須付報恩寺板頭錢二十兩，該寺靠 這副經板，每年可得到幾百兩銀子的收入（註：張秀民：《明代江南的印書》。）。明代後期南京來賓樓姜家似為專印大藏經的經 坊。此外，萬曆初西方傳教士在南京建立大主教，江西人周用印書為生，在南京開設書鋪， 被誘勸入教，在教堂內翻印經卷；曾被官府逮捕。南京教堂重刻了利氏《交友論》（1699年） 、 《疇人十篇》（1609年）。利氏《萬國輿圖》（又名《山海輿地全圖》），也有吳中南京翻刻本 （1600年）。不過，宗教書籍的印行受到種種限制，出版數量不會很大，特別是在清代更是如 此。 （六）年畫、日曆、迷信用品年畫、日曆、迷信用品等印刷物，出版數量也不小。清康熙以後，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 已名揚海內，與天津楊柳青年畫、山東濰坊年畫，並列為南北三大民間年畫流派。乾隆時， 蘇州閶門外山塘街和閶門內桃花塢有畫鋪多家，製品遠銷江、浙、皖、贛、鄂、魯、豫及東 北，甚至日本。桃花塢年畫主要面向中下層社會，作品題材廣泛，為一般民眾喜聞樂見，印 刷量當不少。與此同時，還湧現了一批著名畫鋪與畫師（註：段本洛、張福圻：《蘇州手工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1986年，第92頁。），大概是面向上層社會的。日曆印 刷，亦以清代中葉蘇州為最盛。「閶、晉一帶，書坊懸賣，有官版。私版之別。官版例由理 問廳署刊行；所謂私版，民間依樣梓行印成，仍由理問廳署鈐印，然後出售」。這種曆本也 常常由城鄉裡正地保強行攤派人民購買，他們於臘月間「以新曆逐戶分送，人家必酬以錢文 ，加市價而倍之，號『送曆本』」（註：《清嘉錄》卷12《送曆本》。）。如此「逐戶分送」，其發行量自然甚大，非一般書籍 所能及。蘇州玄妙觀，亦於元旦「設色印版畫片，……鄉人爭買芒神春牛」。由於「鄉村人 家，新年貼春牛圖於壁，以觀四時節序，藉以代時憲書，取其便覽」（註：《吳門歲華紀麗》卷1《城內新年節景》、《春牛圖》。），因此印刷數量肯定 不少。迷信用品的印刷量也很可觀。康熙時無錫錫山印製的門神極為有名，「天下以錫山所 出為最，丹青人物極上。自京師以下，販鬻無遠不暨」（註：康熙《無錫縣誌》卷10《土產》。）。乾嘉時的蘇州，臘月間各紙馬香 燭鋪也「預印路頭財馬」以售之（註：《清嘉錄》卷12《年市》。）。黎裡鎮上則「有印神佛紙馬者，用油紙雕穿為範，以蘇 墨汁刷印，謂之『榻馬』。其精者用筆勾清，飾以金採」（註：嘉慶《黎裡志》卷4《風俗》。）。此類印刷品之盛行，當時的小 說 中說得更加透徹。清代江南小說《山水情》第六回中，講到有兩位蘇州郊外的尼姑，商量說 ：「我這裡施主少，齋糧淡薄，昨夜困在床上思想，不若印些佛圖出去，沿村一派，做各西 資會兒，收些錢、線、米，麥之類，混帳混帳」。「主意定了，停過一日，買了紙張，印就 無數佛圖，出去沿村派過」。可見這類印刷品的銷售，一直深入到鄉村人家，城市中就不用 說了。此外，明清江南民間盛行鬥紙牌，紙牌印製也應運而生。雍正時，鎮洋人錢三即因印 售紙牌而獲罪（註：乾隆《鎮洋懸志》卷14《逸事》。）。最後，我們要強調明清江南民間出版印刷業的主要特點，即高度的商業化。首先，明清江南民間出版印刷業既然完全以牟利為目的，故往往急於求成，刻工多不精。謝肇淛指出在萬曆時情況已如此，「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 耳」。因此之故，刻書濫惡，而「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註：《五雜俎》卷13《事部一》。）。田汝成則說：「杭 人作事苟且，重利而輕名。但顧眼底，百工皆然，而刻書尤甚」（註：《西湖遊覽志餘》卷25。）。湖州凌氏是有名的出版 商，所刻經史子集之書，「急於成書射利，又慳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註：《五雜俎》卷13《事部一》。）。以往史家往往對此予以惡評，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恰恰是出版印刷業商業化的表現。其次，明清江南書坊主為了牟利，使用各種方法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多、快 、省地出版能夠賺錢的暢銷書。在提高生產效率方面，明代無錫華氏是一例子。華珵用銅 活字版翻印秘笈，「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書，不數日而印本出」（註：康熙《常州府志》卷25《人物》。）。明季「京師之變 未及兩月，即有賣剿闖小說一部，備言京師失陷，先帝將國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後出後齋門 自縊於煤山」（註：《歷年記》上。）。江南書坊刊行小說之快，實在驚人。在降低生產成本方面，清代蘇州書賈 鑑於江南勞動力價格較高，在本地刻書不夠划算，於是「往往攜書入粵，售於坊肆，得值就 （順德縣）馬崗刻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攜旋江南，以江紙印裝分售，見者以為蘇 板矣」（註：鹹豐《順德縣誌》卷3。）。商業化的出版印刷業還擁有一些通俗文藝作品的作者為其創作，其中最有名的當 然就是馮夢龍。時人張無咎在《平妖傳》序中稱馮氏「著作滿人間，小說其一斑」。可見他 的文名通過通俗文藝作品的傳播而舉國皆知。更令人叫絕的，是書商為了賺錢而僱傭落魄文 人編寫暢銷書。「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 邕）、楊六使（文廣）……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婦，尤所酷 好」（註：《水東日記》卷8。）。甚至有公然偽託當代名人之作，以「取悅裡耳」者。當時人云：「比年盛行溫陵李 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畫者，刻畫摹仿，次第勒成，託於溫陵之名以行。……數年前溫 陵事敗，當路令毀其籍，吳中鋟藏書版並廢。近年復大行，於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 《三國志》、《西遊記》、《紅拂》、《明珠》、《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並出 葉筆，何關於李！」「坊刻《大唐西域記》，後乃雜三寶太監下西洋事，令玄奘絕倒地下矣 」。此外還偽造《琅環記》、《緝柳編》、《女紅餘志》、《黑旋風錄》、《顧氏詩史》等 多種。不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規利。「近吳中官刻幾汗牛，濫用責人千金，以馮觀察諸 公言之，並是偽託者」。這些偽書暢銷外地，有遠銷至太原者（註：《戲暇》卷3《贗籍》。）。由於商業化的出版印刷業 在江南發展迅速，引起了激烈的競爭。在競爭中，書商絞盡腦汁以求牟利，以致盜版猖撅。馮夢龍說：「吳中鏤書多利，而甚苦翻刻」（註：馮夢龍：《智囊全集》，第569頁。）。袁宏道則說：「往見牟利之人，原板未行， 翻刻踵布」（註：袁逸：《明後期我國私人刻書業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活躍與表現》，刊於《浙江學刊 》1989年第3期。）。具體的例子如萬曆時杭州書商刻印《月露音》，於書後加蓋朱印，稱「 如有翻刻，千裡究治」；崇幀時南京書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氣》書前也附有告白：「倘有 無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聞之當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緣」（註：袁逸：《明後期我國私人刻書業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活躍與表現》。）。這種情況的出現，清楚地 表明商業化出版印刷業中競爭的激烈。這些行徑，雖然為今日產權法所不容，但也表明了明 清江南的民間出版印刷業是一種完全以牟利為目的、面向大眾的工業。所謂外向化，是我在一部在海外出版的拙作中創造出來的一個名詞（註：原文為externalization.見拙作：《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 8 50》，Macmillan Press(England)and St.Martin’s Co.(USA)，1998。），意思是一個地區工 農業生產所需的原料（以及肥料、燃料、材料等）要依賴外地供應源，而其所生產出來的產品 則要依賴外地市場。這種外向化表現了較高水平的商業化，因此一個產業部門的外向化水平 的高低也更充分地體現了該部門生產的商業化水平的高低。而就是在明清時期，江南出版印 刷業的外向化水平有明顯的提高。出版印刷業的主要原料是紙張。雖然江南造紙業在明清時期頗有發展，但是由於需求增長 更快，因此仍然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紙張。對於江南紙張的輸入情況，吳承明、範金民已有頗 多研究（註：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第416—417頁。範金民：《明清江南商業 的 發展》，第89—90頁。），茲亦主要依據他們的研究進行歸納。明清江南從外地輸入的紙張，來源地頗廣，名目也頗多（註：例如清代前中期通過滸墅關輸入江南的外地紙張中，僅有名者就有光古、灰屏、黃倘、 連史、元連、白鹿、毛長、對方、毛邊、江連、黃表、桑皮、碑色、東坦等（見道光《滸墅 關志》卷五《小販則例》）。）。但是從大宗貿易來看，明清江 南輸入紙張的主要來源地是皖南、浙東、江西與福建。其中特別是江西和福建，地位更為重要 。皖南的宣紙是著名的名紙，明清徽商、寧國商人將宣紙販運到江南的記載頗見於史籍。此 外也有皖南池州商人將紙運銷江南的記載（註：康熙《池州府志》卷3《物產》。）。乾隆三十五年徽商在蘇州修建徽郡會館，皮紙 幫是三個發起商幫之一，可見其生意不小。浙東的常山縣所產紙也頗為有名，「凡江南、河 南等處贓罰（用紙）及湖廣、福建大派官紙，俱來本縣買納」（註：光緒《浙江通志》卷106《物產六》。）。江西向江南輸出紙張的規模比皖南更大。明代松江名箋潭箋（談箋），就是以江西荊川連紙 加工而成的（註：項元忭：《蕉窗九錄》。）。浮梁的楮皮紙、南昌府的奉新火紙、瑞州府的新昌火紙與表心紙，高安縣的 青紙等，也運銷江南。嘉慶元年江西旅蘇各行業商人在蘇州共同捐資重修江西會館，其中就 有 南昌府紙貨眾商（捐銀700兩）、山塘花箋紙眾商（捐銀300兩）、德興縣紙貨眾商（捐銀75兩）、 桐城縣紙商（捐銀80兩），在捐款的11個行業的12個商幫中，紙業商幫就佔了4個，捐款總數（ 共計1 155兩）也僅次於麻貨眾幫（1 200兩）（註：《重建江西萬壽宮會館碑記》，轉引自範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第223頁。）。清代中期南京狀元境的書坊20餘家，「大 半皆江右人」（註：《白下瑣言》卷2。），其紙張供應自然也主要來自江西。福建在明清時期一直是江南主要的紙張供應者之一。三藩之亂時，福建紙輸出受到影響， 於是江南紙價驟漲，亂平後方逐漸平落（註：《閱世編》卷7《食貨六》。），可見在明代後期和清代初期福建紙之輸入對江南 紙張供應已有重大影響。康熙六年，旅蘇的汀州上杭六串紙幫在蘇州成立了汀州籍紙商會館 ——汀州會館。直至道光時，福建永安紙商仍活躍於福建與江南之間（註：道光《永安縣續志》卷9《風俗志·商賈》。）。這裡特別要說的是，由於江南工業對紙張的依賴日甚，為保證紙張供應，江南出版商還到 江 西、福建等紙產地去專門訂購或包買紙張（即「壓槽」）。明代後期江南著名出版商常熟毛 氏汲吉閣刻書所用紙，「歲從江西特造之」（註：例如汲古閣刻書所用紙，「歲從江西特造之」。見《書林清話》卷7。）。福建著名的建陽竹紙（建陽扣），自康熙以來 ，被「吳中書坊每歲以值壓槽，禁不外用，故閩人不得建陽扣」（註：郭怕蒼：《閩產錄異》卷1。）。江南出版印刷業的產品不僅暢銷本地，而且還大量運售外地。明末毛晉所刻之書，「至滇 南官長萬裡遣幣以購毛氏書」，故有「毛氏之書走天下」之說（註：葉德輝：《書林清話》卷7《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二。）。不過比起通俗文藝作品及 時文選本等暢銷書籍來，汲古閣所刻之書的銷路又差多了。到了清代，江南出版的暢銷書的 輸出，成了一項重要的生意。反映乾隆時代山東民情的小說《醒世姻緣傳》，其第三十三回 說：「這窮書生有什麼治生的方法？只有一個書鋪好開。拿上幾兩本錢，搭上一個在行的好 人夥伴，自己親身子到蘇杭買了書，附在船上。……沿途又不怕橫徵稅錢，到了淮上，又不 怕那鈔關主事拿去攔腰截斷了平分，卻不是一股極好生意？……至於什麼緞鋪、布鋪、紬鋪 、當鋪，不要說沒這許多本錢，即使有了本錢，賺來的利息還不夠為官府賠墊」。《儒林外 史》第十八回中，書坊文瀚樓主人僱不第舉子匡超人批點一部考卷，說：「我如今扣著日子 ，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回去賣。若出的遲，山東、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誤了」。第二十回 中匡超人對人說：他選點的時文，「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 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除了國內各地外，江南書籍還大量輸往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鄰國，其數量也相當可 觀。特別是日本，已成為江南書籍的重要市場。在此方面，除了吳楓、山脇悌二郎等的 研究外（註：參閱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253—254頁；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吉川弘文館（東京）1964年版，第245頁。），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大庭修的研究。從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18世紀初期江南向日 本的書籍輸出規模頗為驚人。例如1711年（日本正德元年）到達長崎的中國商船共54艘，其中 有6艘載有書籍，各船載書數量為：15號南京船——93箱，51號南京船—40箱，25號南京船 —1箱，19號寧波船—4箱，37號寧波船—1箱，10號寧波船—2部。次年到達長崎的中國船中 ，載書船的數量略有增加，其中40號南京船載書82箱，57號南京船載67箱。有意思的是，在 此時期到達長崎的載書船基本上是南京船與寧波船，福州船不見有載書之例，而廣東船載書 也只是例外情況。在南京船與寧波船中，寧波船載書數量很少，多則數箱，少則數部，因此 大量運載書籍到日本的基本上是南京船。日本當局鼓勵中國書籍進口，1691年（日本元祿四 年）曾向長崎的「唐船頭」（中國商船船長）發出求購中國書籍的命令，「若明年出船渡海， 應載來書籍等物」。1709年（日本寶永六年）還具體指定了購書內容。因此儘管清代政府有時 對中國書籍輸出日本有限制，但是輸日書籍數量仍在不斷增加。例如據日本方面的記載，在 前述正德元年到達長崎的21艘南京船和14艘寧波船中，載有書籍的船隻總共是6艘（南京、寧 波船各3艘）；而到文化元年（1807年），進入長崎港的11艘船中就有10艘載有書籍（註：大庭修：《江戶時代日中秘話》，第61、62頁。）。從上述 51號船所載書籍目錄未看（註：該船運到長崎的書籍共40箱，86種，1 100餘冊。見前引大庭修書，第68—70頁。），南京船運載到日本的書籍，主要為經學、文學、歷史、醫學， 本草等書籍（其中以文學類尤多），與江南流行的書籍無大差別。這些書籍都是在江南（特別 是南京、蘇州、杭州）印刷出版的。大庭修認為從航行天數計算，從南京到北京的航程與從 南京到長崎的航程大致相等，由此而言長崎在獲得江南書籍方面的便利堪與北京匹敵（註：大庭修：《江戶時代日中秘話》，第62頁。）。從以上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江南出版印刷業所需要的紙張，越來越嚴重地 依賴輸入，而所生產的書籍則越來越多地銷往外地。因此江南的出版印刷業的外向化水平也 日益提高，日益成為一個「兩頭在外」的產業部門。這一點，也有力地證明了明清江南出版 印刷業商業化水平的提高。以上四個變化，表明江南的民間出版印刷業在明清時期有了重大發展，到了清代中期，已 不再是一個生產能力狹小、僅只為官府和上層社會服務的行業，而變成了一個按照近代以前 的標準來看是非常商業化的產業部門。由於出版印刷業的特殊功能，因此上述變化，不僅對 於我們正確認識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特點，而且對於我們深入探討明清江南的社會生活與大 眾文化的變化，都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