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盜」伯希和與中國的微妙關係

2021-01-09 劉絕糧

將一個學者推上某一領域至高無上的地位似乎不可能,但若是列舉一人來代表一個領域的成就,伯希和之於漢學、敦煌學,無異於愛因斯坦之於物理學。伯希和與中國的淵源肇始於一次由其本人倡導(在敦煌探險前他也曾到過中國),由法國公共教育部、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科學院、自然史博物館等機構贊助和支持的中亞探險。

保羅·伯希和

這次準備了一年的探險活動開始於伯希和三十三歲生日過去後約半個月,即1906年6月15日,探險團拿著斯文赫定百萬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圖由陸路經由莫斯科轉入中國新疆的喀什,接下來大致沿絲綢之路前行。

當伯希和發現一些值得記錄的語言現象的時候,馬上就會將其整理成學術文章——伯希和有著建功立業的野心。經過內陸一年不避寒暑的跋涉,探險團在次年9月到達敦煌。斯坦因捷足先登已從此地中帶走了大量經卷,但斯坦因的最大成就也許是對丹丹烏裡克、尼雅、樓蘭的發掘,伯希和才是那個能「慧眼識敦煌」的人。

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

伯希和到敦煌時,據說經卷還有一萬五千卷,他向看守石窟的王道士支付了約九十英鎊而被允許進入藏經洞,接下來的三周裡,伯希和將洞內經卷的每一頁都一一過目,他還頗為自傲地說:「洞中卷本未經餘目而棄置者,餘敢說絕其無有。」探險隊最終從敦煌帶走經卷約六千卷,裝滿了十輛大車。

斯坦因的探險團隊

伯希和挑選帶走的經卷是敦煌經卷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斯坦因在這一點上比不上伯希和,伯希和通曉13種語言,敦煌經卷中的語言他幾乎全能直接閱讀。僅從漢語來說,伯希和能夠流利地與中國人交流,而他專注學習漢語的時間大約僅有兩年,可見其語言天賦之高非常人可望其項背。

此外他對中國音韻學深有研究,在探險開始前的半年他開始寫《古代漢語語音考》,但這個計劃被探險活動打斷,伯希和也只寫了「反切」一節,現在這篇共有46頁正文、34頁注釋的未刊文章手稿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館,可以證明他的語音研究比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出版早了十年。對語言熟悉的程度和對其文化的了解程度往往正相關,直接閱讀古籍、精通十幾種語言的能力讓伯希和能夠挑選出最有價值的材料,如有關道教的經卷幾乎全部被他帶走。

敦煌莫高窟

探險隊在1909年10月24日才回到出發地巴黎,但當這批無價之寶的發現者回到巴黎後,卻出乎意料地面臨著遠東學院同事的指責,他們認為敦煌文獻已被斯坦因全部帶走,而伯希和一行帶回法國的是偽造文獻。直到兩年後斯坦因出版了《探險旅行記》,偽造經卷的懷疑才被打壓下去。

伯希和的探險活動被中國人詬病,他和斯文赫定、斯坦因等皆被稱為「文化大盜」,從民族情感上來說這無可厚非,但伯希和帶走的經卷全部保存在法國博物館內,而留在中國的卻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伯希和似乎有獨特的魅力能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即便背著「大盜」標籤。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在那次使其成名的探險活動之後,他的行為時刻照顧到中國的民族情感。他曾多次到中國,再從中國採購書籍時,多託請中國人幫助,以此表明自己沒有帶走中國的古籍善本。他對當時中國人的遭遇甚至能夠感同身受。

王圓籙的道士塔

他1933年來華時,傅斯年曾問:「遊中國後將至日本否?」伯希和說,他在日本雖然有很多朋友,日本學界也發出了邀請,但他自瀋陽事變(「九·一八」事變)後便對日本很有意見,所以不想在此時去日本。第二個原因是他在中國學術界交友甚廣,且以個人學識氣質得到了學界認可。

王國維

伯希和的朋友名單上幾乎囊括了那個時代中國最閃耀的學界明星,如羅振玉、王國維、陳垣、陳寅恪、胡適、傅斯年等,他還盛讚王陳二人為「世界學者」,此評價也被中國本土學界認可。中國學界似乎沒有誰會因為這位「文化大盜」曾經的行為而對其避而不見或惡言相向的。國內學者關起門來也有憤怒,但只要伯希和來到中國,宴會都是高朋滿座勝友如雲。惺惺相惜,王國維也甚為敬佩伯希和,在他給伯希和的信中自稱為「弟」,且多有讚賞之語。陳寅恪雖不喜應酬,卻在伯希和每次來華時都參與宴會甚至做東請客。

伯希和是一位沒有大部頭作品的泰鬥,他的觀點多以短篇的書評式呈現,故而有人批評他的學問沒有體系,但也有人讚賞他這種不求宏大,注重細節的品質,他一生都在致力於敦煌典籍的研究,在此過程中他對我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論著。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出自敦煌

他喜歡用鉛筆在書的空白處作批註,批註的量也一般達到「密密麻麻」的程度,1945年伯希和因癌症去世後,他的妻子沒有將他的藏書原封不動地整體捐獻或售賣,而是零星地賣給書商或學者。這位可愛的夫人好像是為讓書籍保持乾淨賣得高價而用橡皮將伯希的筆記擦去。這個行為值得深思,究竟是伯希和生前沒有為夫人留下以供生計的積蓄,還是這位夫人完全不知道丈夫的學術地位和這些書籍的學術價值,亦或是伯希和生前授意如此。學界多有文章知己、患難夫妻,但伯希和與夫人似乎不是「文章知己」。

伯希和是「文化大盜」嗎?至少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有德者居之,既然中國保護不了這些寶藏,流出去未嘗不是一件幸事,王朝末路尚且有流亡政府,何況經卷文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伯希和能夠真正認識到經卷的價值,這是經卷的幸事,那時的中國似乎無人能匹敵伯希和的語言能力,一個人會十種語言和十個人分別會一種語言的差別是很大。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敦煌經卷

現在藏於英國法國俄羅斯美國的敦煌經卷約有三萬卷,這是中國牆內的「種子」,移植到了牆外異國,但牆外開花牆內亦香。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師人長技、借人學力的幸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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