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入主白宮是美國最高行政權力首次被民粹領袖掌握。圖為當地時間2018年7月5日，美國蒙大拿州大瀑布城，總統川普出席「讓美國再次偉大」集會。視覺中國 圖
冷戰結束25年之後，世界政治突然徹底失去了方向感。一度高歌猛進的自由主義理念似乎已經無法再為全球時代確定基調。國際秩序的安全支柱被「911」恐怖襲擊衝擊，經濟支柱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經受考驗，現在輪到其政治基礎出現動搖，由此而來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可能沒有前兩次危機之後那樣直觀、尖銳，但更加深刻，更不容易克服。
與安全和經濟領域的危急時刻一樣，美國在這場政治動蕩中再次佔據中心舞臺。隨著川普的勝選和執政，美國政府戲劇性地放棄了自由平等、開放多元旗手的角色，而轉投民族主義和民粹政治的非理性陣營。世界政治辯論由此陷入混亂，美國政治體制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貫以成熟民主自居的美國政治到底出現了什麼狀況？困擾美國的政治亂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還是進步過程中出現的逆流？美國的傳統政治資源和現實政治制度能否揭示未來變化的趨勢？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將決定美國政治的走向，也必然會影響世界政治秩序的變革。
一、風行一時的富豪民粹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川普總統執政已經超過一年，很多美國人至今還是以缺乏政治經驗來解釋他行事怪異、不守常規、隨心所欲的表現，或者把他顛覆傳統的政治傾向當作個人性格問題。他們仍然沒有意識到（也許是出於各種原因拒絕承認），
川普入主白宮是美國最高行政權力首次被民粹領袖掌握，而他的所作所為幾乎完全符合全球化時代最流行的民粹模式——富豪民粹
。
歷史上的民粹領袖通常出自以下背景：推崇武力與紀律的軍官，長期致力基層組織動員的社會活動家，擅長闡釋反體制意識形態立場的邊緣政客。儘管出身和職業背景不同，但他們都喜歡以清廉、刻苦、與底層民眾息息相通的形象示人，藉此建立自己「人民代言人」的地位。20世紀90年代世界進入全球化時期以來，這一類傳統民粹領袖仍然活躍在拉美地區，如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1954—2013）、玻利維亞現任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等。
但是在其他地區的政治舞臺上，現在開始出現一種新型的民粹領袖——億萬富豪。他們富可敵國，缺乏從政經歷，其政策主張往往與主流理性相悖，但能夠在短時間內吸引大量基層民眾支持並順利掌權。在東亞，有泰國的他信兄妹相繼執政；在非洲，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作為新南非「蜜蜂富豪」的代表挾金權執政柄；在東歐，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和波羅申科（Peter Poroshenko）先後成為烏克蘭領導人；在西歐，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前後四次出任義大利總理，至今還在該國政壇博弈中呼風喚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可以說是這一波富豪民粹潮流最新、最驚人的斬獲，也是其登峰造極之作。[蜜蜂富豪，指南非民主化改革之後，依靠「黑人經濟賦權計劃」（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發財致富的黑人權貴。因該計劃的英文縮寫為「BEE」，故也被意譯為「蜜蜂計劃」。——作者注]
在川普勝選之前，很少有人相信富豪民粹現象能在美國政壇發威，而且做出這種判斷的理由也相當充分。
首先，
民粹政治，包括其在全球時代的變種——富豪民粹，被認為是民主制度不成熟、多元社會基礎不穩固的表現
。在泰國、南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出現，可以解釋為現代政治發展初期階段，大眾尚未經歷充分的參與和動員，也沒有累積足夠的參政經驗，是在民主學習過程中交的學費。在中東歐國家中出現類似現象，可以說成是蘇聯陣營國家政治轉軌過程中的陣痛，是抗拒心理與懷舊情緒交織而成的階段性反彈。
即便是貝盧斯科尼崛起，也被視為義大利政治發展在歐美國家中相對滯後的結果，原因是該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於反共反蘇和壓制右翼法西斯勢力的雙重考慮，有意選擇了多黨並立、權力分散的議會民主體制，造成長期政治不穩定和庇護式腐敗蔓延，有特定的歷史偶然性。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則被認定是成熟民主的代表，美國更是開啟民主實驗最早、制度最均衡、實踐經驗最豐富的樣板之一。到達成熟階段之後，不會再犯初學者的錯誤。
其次，
美國政治過程中從來不乏商人從政的例子，但他們並未以反建制、反傳統為號召
。在川普入主白宮之前，行政職位最高的富商應是在福特（Gerald Ford，1913—2006）政府內出任副總統的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1908—1979），但他是標準的溫和派共和黨人，以中立包容的政治立場著名，甚至被亞利桑那州共和黨資深聯邦參議員巴裡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和後來擔任總統的裡根（Ronald Reagan，1911—2004）指責為自由派傾向嚴重。（福特於1974年8月以副總統身份接任因水門事件而下臺的尼克森擔任總統，至1977年1月卸任。——編注）
進入全球化時代，美國商人出身的政客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和擔任紐約市市長長達10年的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他們的個人財富與資產規模很可能在川普之上，政策主張偏重實用改良而非顛覆傳統，執政風格講求效率而非挑起爭議。羅姆尼在任麻薩諸塞州州長期間完成的醫保改革可以說是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穩健施政路線的範例。即便是1992年作為獨立候選人、1996年作為第三黨候選人參選總統，言辭犀利、政論大膽的羅斯佩羅（Ross Perot），也只是在經貿和產業競爭問題上就事論事。他可能批評政治對手目光短淺、政策錯誤，但不會指責他們腐敗卑劣、陰謀出賣美國人民。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
富豪與民粹之間的利益差異與立場矛盾似乎不言而喻
，根據美國人以往的歷史經驗，雙方聯手是不可想像的組合。在傳統民粹的意象裡，政治對壘的戰線是在草根大眾與既得利益精英階層之間延展，而富商肯定是被劃到精英一邊的。他們被指責通過剝削民眾獲取經濟利益，應該是民粹再分配政策重點打擊的對象。即便既往不咎、不觸及富豪已獲得的利益，民粹運動要求的制度改造也意在重建公正合理的競爭秩序，約束精英階層的行為。對民粹運動者來說，經濟巨頭依然是被管束的目標，屬於「他們」，而非「我們」。縱使願意自我犧牲、自我革命，也很難設想億萬富豪搖身變為草根代言人和民粹運動的領導者。
二、全球化弊端催生的奇異聯盟
曾經的不可想像之事畢竟已經成為美國政治的現實，那麼經驗判斷到底哪裡出現了問題？是什麼樣的變化促使富豪與民粹這對不可能的組合成為可能的呢？是川普並非富豪階層的真正代表，還是支持他的並非真正的草根民粹階層？抑或是某些外部環境因素促成了雙方的聯盟？
可以肯定地說，川普不僅屬於富豪階層，而且以堅持傳統方式忠實維護其階層利益著稱。就資產規模而言，川普是如假包換的億萬富豪。就出身經歷而言，他成長於百萬富翁之家，從沒有過像布隆伯格那樣基層打拼的歷練，而是直接從紐約這個最繁華最活躍的經濟都會起步，在全美國然後是全球商圈參與財富遊戲。就社會關懷而言，川普在2015年參選之前從未以草根立場發聲，沒有對社會階層固化、工薪收入增長停滯等問題表現出什麼興趣，甚至參與慈善活動都顯得敷衍了事。大選獲勝之後，他迅速組成了所謂億萬富翁團隊，其內閣級官員的個人財富總和達到43億美元，遠超以往歷屆政府。其執政首年力推的兩項重大立法，無論是醫保改革還是減稅法案，最大的獲益者都是美國的極富人群。
反觀與川普聯手的民粹群體，則會發現若干可疑之處。其一，無論就大選中川普獲得的選民票數衡量，還是就他上臺一年多來的民調支持率分析，其支持者始終居於少數，並不具備真正的廣泛代表性。其二，美國最低收入的兩個群體在大選中多數支持希拉蕊，川普則在家庭年收入高於5萬美元的人群中獲得優勢（參見表1）。也就是說，以收入水平劃分，真正的草根階層並未站在川普一邊。
表1 2016年美國大選總統投票選民收入分組結果。來源：CNN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選後民調
其三，拋開黨派認同等主觀分類，在以種族、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居住社區規模等客觀標準分類的選民組中，川普支持率領先優勢最大的三組依次為：白人福音派基督徒（81%：16%）、大學學歷以下白人（67%：28%）、45—65歲白人（62%：34%）。這三組人群的重合部分應該就是川普的核心支持者，而他們共享的白人身份認同是無法忽視的動員力量。
於是我們看到，
美國的富豪民粹組合是堅決維護既得利益的川普式富豪與相對剝奪感強烈的中年白人群體的結合。前者空前自信自負，後者則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焦慮與失落。雙方力量與心態的反向變化來自一個共同的推動力量，即全球化進程帶來的經濟社會不平等
。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對抗的平息推動政治藩籬的消失，信息技術革命帶來自然邊界的淡化，世界市場持續數百年的全球擴張夢想終於成為現實。這一方面促進了經濟繁榮和財富積累，給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相對獲益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嚴重惡化了各國國內的財富分配結構，特別是在不同的經濟要素持有者之間製造了規模空前的分配不均。簡單地講，其起因是各類經濟要素在全球化時代跨邊界流動的速度明顯不同，資本要素流動速度最快，技術要素次之，資源要素再次之，勞動力要素則被遠遠拋在最後。結果造成全球化進程創造的巨額財富高度集中於資本要素所有者手中，而勞動力要素持有者獲益最少，其中西方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獲益甚至總體陷於停滯。依賴工薪的美國最低收入20%家庭的實際收入增長在45年時間裡竟然只有1000美元（參見表2）。
表2 美國家庭收入分配差距（1966—2011年；收入數額按2010年價格水平調整）。來源：安格斯迪頓著，崔傳鋼譯，《逃離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頁
依靠迅速累積的龐大財富，資本持有者開始左右技術進步，控制資源分配，使經濟全球化沿著對自己更加有利的軌跡發展。如英國經濟學者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分析指出，技術進步並非天賜的獨立外生要素，「技術變革是由經濟和社會體系決定的」。重大的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似乎決定於個人靈感，但它所依賴的科技基礎是公共政策所塑造，選擇研究方向、預判實用價值反映著科學家、企業家、投資者、政府和消費者的共同決策。當資本力量日益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時候，它能夠通過掌控決策過程來引導技術方向，使有利於資本的科技進步得到更多的研發機會，而勞動者和消費者的處境則更加不利。資源分配過程同樣如此。
圖1 美國最高收入1%與低收入50%佔國民收入的比例（1980—2016年）。來源：Executive Summary,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p.8
從圖1可以看到，美國最高收入1%人群與低收入50%人群的實力對比在全球化啟動後出現反轉，1996年極富者的收入佔比決定性地超越低收入者，並繼續飆升，而低收入佔比則一路下滑。這個自我強化的分配不均過程發展到金融危機前後，已經造成所謂「頂層收入尾部上翹」現象，在最富有的1%群體中，收入梯度進一步向超級富豪傾斜，頂層勞動收入獲得者與頂層資本收入獲得者的重合度迅速上升。有研究認為，頂層0.001%人群的收入增長是最富1%收入增長的三倍以上，而2017年美國最富有的3個人的財富總和已經超過低收入50%人群的財富。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運行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富可敵國已經不再局限於發展中國家或中等經濟體，在世界經濟體量最大的美國也已經再次出現百年前的資產兩極化趨勢。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出現川普式超級富豪強勢介入政治的宣言：「我一個人就能搞定。」（I alone can fix it.）
三、歧視政治護航不平等經濟
應當指出，面對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與財富不平等，美國頂級收入階層的態度並不一致。支持公正的再分配政策的富豪也在不斷表明立場，如「股神」沃倫巴菲特就一直贊同給最高收入者增稅，布隆伯格等人公開反對川普政府傾向大資產階層的減稅法案，比爾蓋茨則通過自己的基金會致力於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造成政策立場差異的關鍵在於頂級收入者的財富來源。主張直面不平等現狀的富豪大多是在競爭相對充分的領域實現財富積累，或者是在因技術或經濟特點形成自然壟斷的領域積累資產。
相比之下，川普和前文所述的富豪民粹領袖們大多是在壟斷性較強的房地產、電信、資源採掘等產業領域起家，而且這些產業的運作往往涉及密切的政商聯繫，他們的成功其實都離不開強有力的政治權力支持；這些產業，特別是其中的大型企業機構，反而與普通消費者關係疏遠，習慣了以壟斷賣方的姿態對待下遊買家。因此他們不能理解、更不願接受以社會公正為目標的再分配政策，甚至堅決反對以經濟社會不平等成為政治討論的主題。在他們看來，圍繞不平等問題設計公共政策立刻會導致99%對抗1%的局面，使政府從富豪階層的支持者變為監督者。
換而言之，真正的底層民眾聯合反對頂層既得利益的民粹潮流其實是他們的心頭大患，必須加以防範，必要時不惜親自出面。
那麼在經濟社會不平等日益尖銳的情況下，如何破解99%多數的威脅呢？
參政富豪的撒手鐧是以歧視政治挑動非理性對抗，分化大眾群體，爭取以偽民粹化解真民粹。從這個意義上講，川普的四處樹敵與其說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說是富豪民粹邏輯下的實用政治手段。
通過在1%極富者之外樹立攻擊對象，可以成功地轉移底層民眾對經濟不平等的關注，同時以政治對抗吸引支持者，以縱容歧視和攻擊給他們帶來力量感
。
在美國政治語境中，最敏感也最有爭議效果的歧視手段當然是
種族歧視
。也正因為如此，川普從鼓吹質疑歐巴馬（Barack Obama）美國公民身份的出生地陰謀論（birther theory）入手打響政治知名度，在競選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展示白人極端主義者對自己的支持，入主白宮之後仍然不斷挑起種族話題。比如，2017年8月11日晚，美國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Charlottesville）爆發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遊行，這場遊行在第二天演化成暴力騷亂，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傷。在夏洛茨維爾事件中，儘管承受來自企業界、社會團體乃至共和黨內部的巨大壓力，川普仍拒絕批評白人至上主義者。
他使用的
第二種歧視手段是性別歧視
。對競選對手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麻薩諸塞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紐約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陸天娜（Kirsten Gillibrand）等女性政治對手，甚至偶爾表露參政興趣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他在各種場合主動發起攻擊，極盡嘲諷、羞辱之能事。在反對性騷擾的「我也是」（Me Too）等運動方興未艾的情況下，多次對中槍落馬的男性權勢人物表示同情，在處理白宮助理家暴醜聞時故意態度曖昧。
第三種歧視手段是排外
。從反對接納難民、打擊非法移民開始，擴展到全面收緊移民政策，指責貿易夥伴國家損害美國利益，指責歐亞盟國推卸安全防務負擔。甚至在各種雙邊和多邊外交場合故意冷落、怠慢外國領導人，利用國際講壇宣揚「美國優先」，等等。
第四種手段是反智
。川普一直拒絕承認專業知識和專家諮商的重要，對各部門職業官僚更是疏遠、輕視，借預算削減的機會強制縮減資深公務員隊伍，遇到異議就指責「幕後黑暗勢力」（deep state）企圖操縱他這個民選領袖。
第五種手段是反制，即民粹運動中最常見的反建制、反體制訴求
。川普設想的「我們」對抗「他們」的戰場上不接受中立或獨立專業機構的存在，如聯邦調查局（FBI）為代表的情報機構、不持黨派立場的國會預算局（CBO）、國內稅收署（IRS）、美聯儲（The Fed）等等，只要可能出現不符合他心意的信息評估或政策舉動，就遭到他公開抨擊。一度有第四權力之稱的新聞媒體更是他不遺餘力持續打壓的對象。做出對他不利裁決的法官、不支持他立法舉措的國會議員都被指責為腐敗的華盛頓圈內人，要被民眾的怒火蕩滌。
這些歧視政治手段可以說是連接川普及其民粹基礎的橋梁，對富豪民粹的興起與鞏固不可或缺。特別是對川普的核心支持者而言，它們喚起的認同感可以壓倒一切，甚至促使他們無視川普政府的實際政策對自身利益的損害，堅定地站在他的身後。但是對美國的國民團結和社會共識而言，這些手段造成的傷害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它們帶來的政治分裂和政策空轉，已經給美國的內政和外交製造不少難題。更關鍵的是，它們模糊了經濟社會不平等這個真正的政策焦點，有可能導致美國失去結構調整的時機和空間。歧視性政治手段是連接川普及其富豪民粹基礎的橋梁。
四、美國應對民粹政治的歷史經驗
作為最早在較大範圍內進行現代民主實驗的國家之一，美國對民粹並不陌生。其建國時期的制度設計者對直接民主的危害普遍抱有警惕，因而建立了一系列間接選舉、代議制和分權管理機制，以預防「民主政府在群情沸騰和出現重大危機的某些時刻可能變得暴虐和殘忍」（法國政治學家託克維爾語）。在此次富豪民粹現象發生之前，
美國政治至少經歷過四次大規模的民粹衝擊，但都得以成功化解
。
美國經歷的
第一次民粹考驗發生在
19世紀三四十年代
，即著名的傑克遜民主時期。當時隨著美國的邊疆向密西西比河與五大湖流域拓展，建國時期形成的南北方均衡被打破，邊疆州感到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在既有的政治體系中得不到表達和維護，因而出現了反建制的呼聲。在政治上要求更加普遍的選舉權，在經濟上主張取消中央銀行、平等出售公地、建立保護性關稅。來自田納西州的戰爭英雄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1767—1845）在1828年成功當選總統。
就任後，他以草根姿態改造國家政治，推崇政治經濟機會均等，主張在總統與人民之間建立直接聯繫。通過把選舉權賦予所有白人男性、建立黨代表大會推選總統候選人等改革，傑克遜成功地擴大了民主基礎，使西部邊疆農業利益獲得參政渠道，在金融、關稅、產業政策上重建國民共識。經過革新的政治體制重新獲得普遍認同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託克維爾正是在此期間訪問美國並完成其探討美國政治經驗的名著，在微觀和宏觀層面對美國民主的表現給予高度肯定。
第二次民粹考驗發生在
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
，即進步運動時期。事實上，現代政治中的民粹一詞就是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政治實踐中首先出現的。在此前的鍍金時代，壟斷資本高歌猛進，攫取了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進程創造的大量財富，而基層民眾的經濟社會權利無法得到保障。1891年，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等人發起組建平民黨（Populist Party，亦稱人民黨[People’s Party]，包含了之前的綠背紙幣黨[Greenback Party]和工聯黨[Union Labor Party]），主張恢復金銀複本位制度，徵收累進所得稅，由政府接管鐵路和電報電話公司。
面對民粹運動的挑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先後改變了本黨的傳統立場，部分接納平民黨的主張，並將農業立場出發的平民黨政綱擴展為包括城市勞工階層和新興中產階級利益在內的全面改良政策。通過婦女參政、參議員直選等措施進一步擴大和深化政治民主，通過所得稅制度、反託拉斯立法、勞工權利保障等措施維護經濟社會平等和自由競爭秩序，美國完成了一次基本和平的轉型。
第三次民粹浪潮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
，即美國的大蕭條時期。此前，進步主義的政治改良在20世紀20年代遭遇反彈，資本的力量推動美國政治「回復常態」，經濟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平等再次惡化。大蕭條爆發標誌著美國政治陷入劍拔弩張的危險狀態，以路易斯安那州州長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為代表的左翼民粹和以天主教神父查爾斯庫林格（Charles Coughlin，即Father Coughlin，1891—1979）為代表的右翼民粹同時對既得利益階層和傳統體制發起衝擊。
朗提出的「財富分享計劃」（Share Our Wealth）要求政府強力實施再分配政策，保證人人有學上，家家有房住，個人年收入不得超過百萬美元，繼承遺產不得超過500萬美元。庫林格則宣稱共產黨和猶太人正在陰謀操控政府，要求解散美聯儲，重回銀本位，以「基督徒力量」甚至法西斯精神拯救國家。
眾所周知，時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以新政巧妙地維護了美國的進步改良傳統，通過政府積極幹預幫助企業和市場站穩腳跟，重拾信心，通過建立社會安全網緩解底層痛苦，重塑國民團結。尤其重要的是，在民眾情緒低落、世界戰雲密布的時刻，他高調地宣揚「四大自由理念」，明確了政治發展的方向感，為日後反法西斯聯盟的戰爭勝利和戰後秩序重建奠定了基調。
第四次民粹浪潮出現在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即所謂美國反文化運動時期。反對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民權運動節節勝利，引起美國右翼的強烈反彈。隨後的反戰（反對越南戰爭）運動和多元文化運動更使他們痛心疾首，誓言抵制。
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1919—1998）成了右翼民粹情緒的早期鼓動者和代言人。他自稱代表真正的美國——「偉大的盎格魯-撒克遜南方」，主張以「州權」抵抗聯邦政府強制取消種族隔離的政策，激烈抨擊各種「破壞傳統道德」的社會運動，倡言重建「法律與秩序」。華萊士以獨立黨候選人身份參加1968年總統選舉，並且得到極南部（deep south）5個州共46張選舉人票，但未能如願改變美國政治的方向。
後來的尼克森總統借用了他的南部戰略，以白人工薪階層反抗自由知識精英的姿態吸引右翼支持，但實際採取的經濟、社會、外交政策卻延續新政之後的開明進步趨勢，以至於有民主黨人公開表示：「保守主義得的是名，我們得的是實。」
五、結論:美國富豪民粹的演化可能
回顧歷史，可以說美國政治體制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來應對民粹挑戰。
第一，民粹浪潮代表的社會痛苦和經濟訴求能夠得到重視，很快成為政策討論的焦點。第二，民粹運動提出的政治主張往往被區別對待，其中不符合經濟理性、危及基本制度、違背社會共識的部分會被更合理的政策取代，其中切實可行的部分則能夠成為政策創新的出發點。第三，民粹組織經常被兩黨吸納，像平民黨後來就併入民主黨，威廉詹寧斯布賴恩還在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任內出任兩年多的國務卿（1913年3月至1915年6月）。
因此，
歷史上的美國民粹衝擊能夠轉化為政治革新的動力，而非顛覆體制的亂源
。
但是以往的經驗不會自動提供現實的路徑。美國目前面對的富豪民粹畢竟是過去沒有出現過的民粹形式，其背後的推動力來自全球性的經濟社會變化，也超出了美國一國能夠掌控的範圍。
使情況更加複雜的是，如果說美國政治體制在應對前三次民粹衝擊時都獲得了成功，但它對上一次右翼民粹浪潮的反應卻未能標本兼治，結果遺留的很多問題恰恰成為今日富豪民粹的助燃劑。華萊士創始的南部戰略被美國右翼沿用，形成了美國各州紅藍對決的僵持局面；他帶入全國政壇的「憤怒的底層白人」意象，經過基督教福音派和右翼傳媒的層層包裝，已經成為挑動文化民粹情緒的神器，理性的政策討論越來越沒有開展的空間；他代表的「南部民主黨人」轉投共和黨風潮促使美國兩黨黨內趨同，黨派體制的彈性和包容性日益下降。
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的政治體制，面對廣度和深度空前的不平等問題，無力對民眾的痛苦和憤怒做出有效回應，於是給熟練掌握新媒體手段的另類富豪提供了發動民粹衝擊的時機。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也許可以防止最糟糕的政策後果，但在短期內實現自愈還是相當困難。
在政治體制受制於富豪民粹的時候，美國的社會力量能否發揮創製作用是值得關注和期待的。
只有真正的底層大眾普遍動員和積極參與，社會經濟不平等這個全球化時代的真正核心問題才有可能衝破種族、文化偏見的遮蔽，成為政策關注的焦點，也才有可能擺脫排外、歧視、貿易保護、強權政治等欺詐手段的幹擾，找到維護民眾利益的可行之道
。
從理論上講，真民粹應該是克服偽民粹最直接也最有效的辦法。如果美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為打破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危險同盟」（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緝思語）做出關鍵貢獻，在世界政治的發展過程中再次站到進步的一邊。
（本文原刊於《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8（上）》，原題「富豪民粹考驗美國政治」。略去注釋，正文略加重新編輯並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由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編輯，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自2018年起以半年刊形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