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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以來，所有治學嚴謹的金石學家均經歷過踏勘考察、募工拓制及案頭考訂、鑑藏這幾道必由之路。同時，鑑於金石學載體以傳拓印刷品形式出現，隨著不同版本拓片，促進並加強了各地無緣經歷訪碑、椎拓這幾重學術境界。本文以歷代宦遊蜀道學人與「漢三頌」摩崖關係研究為主， 追憶並見證歷史上這段金石前緣。
陶喻之
中國金石學肇始兩宋，繁盛於清中晚期，向為傳統學術重要領域；而訪碑、椎拓和考鑑，乃該學科開展與發展基礎方法與研究手段，大抵兩宋以來所有治學嚴謹的金石學家，無不經歷過踏勘考察、募工拓制及案頭考訂、鑑藏這幾道必由之路。古代金石學之所以興盛，很大程度上跟飽學善鑑之士這種遊學歷練有關。因身臨其境踏訪覽勝，往往是鞍馬勞頓或案牘勞形之餘精神調劑，由此喚起學術興奮，足以使認知、發現有所收穫、突破。同時，鑑於金石學載體以傳拓印刷品形式出現，故隨著不同版本（包括不同拓工、早晚拓制）拓片，或附帶學人研究結晶題跋拓本流通，促進並加強了各地無緣經歷訪碑、椎拓這幾重學術境界，卻有志於金石文本、史實、書法等方面求真、釋證學者間的交流，進而推動整個學科繁榮、進步。本文以歷代宦遊蜀道學人與「漢三頌」摩崖關係研究為主， 追憶並見證歷史上這段金石前緣。
兩宋宦遊蜀道學人
與「漢三頌 」
在古代信息相對閉塞情況下，金石學發展常常與交通暢通成正比關係。唐末孫樵《興元（漢中）新路記》發現褒斜道北段西晉太康元年（280）《修棧道記》摩崖，就跟旅途椎拓、記錄有關。試想他若依舊沿古道南下而非由新路達漢中的話，以其好古之心，或許會對褒谷石門石刻也記錄在案，而這恰恰為今人所不甚了解。好在兩宋特別抗金期間，蜀道軍事地位大為凸顯，位於出入秦蜀沿線「漢三頌」摩崖因居地利優勢廣受注目，像並列「唐宋八大家」的金石學鼻祖歐陽修和受其獎掖的曾鞏，就分別通過當地宦遊朋儕獲得「三頌」拓本； 特別曾鞏所得東漢建寧四年（171）《西狹頌》和次年《郙閣頌》拓本，有確鑿證據表明來自宦遊興州（漢中略陽）地方官晁仲約奉送；而事後曾鞏對拓本認真校勘，甚至糾正了歐陽修將《西狹頌》本事主人公李翕誤為「李會」之訛。隨後，晁仲約還向到訪的墨竹畫家文同貺贈「地方文化特產」——《郙閣頌》拓本，文同《丹淵集》卷十七「梁洋詩」《拙詩六韻奉寄興州分判誠之蒲兄》遂有記錄：「乳柱石窟寺，不辨文字古。主人好事者，乃我詩酒侶」，自註：「郙閣漢銘。」
南宋北伐時期，秦嶺南麓出師部隊多軍旅文人，由此給沿途漢魏蜀道石刻研究帶來契機。時金石學家洪适為撰《隸釋》、《隸續》，曾致函山南前線蜀士員興宗「諮以川蜀兩漢碑墨之所出及古文奇字」。員氏《九華集》卷十二《答洪丞相問隸碑書》遂詳盡作答，如介紹《郙閣頌》「碑立于波，夷江對，至今猶儼然。」 可當初「回視漁關（《郙閣頌》原址上遊），不知其高几裡，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灩澦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銜，且盡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之篾纜，有力者十百為群，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 地處纖道要衝《郙閣頌》摩崖飽受逆水行舟縴繩磨損。紹定三年（1230），沔州（略陽）知州、山東臨沂田克仁赴治北原址訪碑，鑑於原刻「歲久昏蝕，殆不可讀」，遂以「開禧間得舊墨本於京口，勘之歐陽公《集古錄》、洪氏《隸釋》及郡志所載亡缺差少。來守是邦，因勒諸靈巖寺之石壁，以永其傳。」 同年，田還異地摹刻位於金源淪陷區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墓前宋哲宗御書「忠清粹德之碑」於治南靈巖寺， 足見他宦遊略陽前即癖好金石學且留意收藏有價值拓本。
相對《郙閣頌》摩崖所在地軍事和漕運位置緊要的嘉陵江航運，位於漢水支流褒水河谷漢中《石門頌》、《石門銘》等漢魏摩崖，因受東漢開鑿人工穿山隧洞——石門天然屏蔽，兼以自古為蜀道幹線——褒斜棧必經，景致壯麗，向為古人溯舟郊遊理想場所，故文同詩題曰《自斜谷第一堰沂舟上觀石門兩岸奇峰最為佳絕》；而其《寄褒城宰》詩「灩灩清波瀉石門，茂林高巘夾煙昏。何當畫舫載明月，共醉江心白玉盆」及自註：「物五鬥，詩溷滑可愛。故云江中有大白石穴，殼然如盆可撼」云云，即指今名列「石門漢魏十三品」摩崖之一「玉盆」。而石門隧洞及玉盆周圍山崖遍布留題，尤以兩宋題刻居多，有所謂「石門題名十八段」和「玉盆題名十二段」。故清倪蘭畹《石門道記》碑、潘矩墉《石門遊記》碑分別有「來遊題名幾滿，皆宋人手筆」和「漢魏頌銘左右列，獨無唐人遺蹟，南宋題名甚夥」之載。而在這些題名摩崖中就不乏以訪碑為目的者，諸如：「慶元丙辰（1196）暮春止餘三日，趙公茂、宋 志、張壽卿……同來觀漢刻，三酌於此。」「成都宋積之攝褒中令，廣漢章以初、彭城賈公肅……從公所約訪之，為石門之遊。……摩挲石門漢刻，酌酒修禊，於此盡醉而返……慶元丁巳夏四月……」「紀國趙彥吶敏若視堰修禊事，閬中龍隆之景南、普慈劉炳光遠……同徠。……登石門，拂古翰，從容瀹茗而去。寶慶丙戌（1226）前熟食五日。」
另據漢中南鄭縣令、山東臨淄晏袤釋識東漢永平六年（63）《大開通》（即《 君開通褒斜道》）摩崖曰：「紹熙甲寅（1194）三月甲子，南鄭令晏袤以堰 至褒谷，獲此刻於石門西南險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字畫始見。 法奇勁，古意有餘，與光武中元二年（57）《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人起敬不暇。」而同時婁機《漢隸字源》跋《大開通》曰：「碑在興元（即漢中），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得之於褒斜道中。」案，章德茂即乾道八年（1172）愛國詩人陸遊投筆從戎到漢中幕中朋僚章森， 紹熙五年三到漢中任郡守。因晏系其下屬，或因「實董其事」 治理確保軍屯山河堰水利工程而意外在上遊石門附近發現《大開通》，後以拓本相贈也未可知。尤以其隸書《山河堰落成記》，作《大開通》和西晉泰始六年（270）潘宗伯、韓仲元通閣道題名、三國曹魏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閣道題名釋文之舉等，似乎都表明他比章森更熟諳石門漢隸刻石。此外，近年新發現《西狹頌》所在地隴南成縣乾道八年《仙崖王公德政記》摩崖，不但隸書完全摹自《西狹頌》，且述前太守德政致降甘露本事，亦「與漢武都守李翕所紀頗同」；甚至鄰壁畫人託盤作承露狀及附楷書布局均與《西狹頌》之「五瑞圖」繪相仿佛。凡此，顯系書者、四川宦遊成縣令王康臨習轄境《西狹頌》漢隸而熟能生巧使然。
清代中葉宦遊蜀道學人
與「漢三頌」
清代宦遊蜀道學人跟「漢三頌」的關係，隨著乾隆、嘉慶時期金石學重興，已由單純訪碑、椎拓和著錄、收藏，發展到有鑑選地梳理庋藏等研究層面；對拓片要求已不滿足今拓，更追求舊拓、宋拓善本；著錄則不單抄存文字，更有類似攝影存檔的寫真；學人間交流趨於密切，研究深度較之歐、趙、晏袤時期更為專業，唯一不變的是從事相關研究者身份依然以富有學養宦遊學人為主。像乾隆四十一年（1776）陝西巡撫畢沅替漢中歷史名人墓碑隸書之餘，還以所得包括「漢三頌」在內約八百通三秦碑拓編纂《關中金石記》； 而嘉慶十九年（1814）略陽縣令山東諸城王森文編纂《石門碑釋》，堪稱事關漢中石門石刻群首部研究專著。
此著特點以拓本為據一一摹繪，從而保留石門石刻群當初面貌，而對《郙閣頌》研究更見深入，這自與其宦遊褒城特別略陽的業餘金石學探訪愛好有關。據回憶：「李君吉人宰褒城，餘委聽褒城訟，暇日李君為覓舟出城東門，溯褒水」訪碑，事畢，「舍舟入城覓拓工，增其價值，令加工遍拓，……因疏其顛末，以紀遊觀之獲；更依各碑行字、款式，別寫釋文一冊，以備嗜古者考證焉。」 另據時人陸紹文跋東漢永壽元年(155)《右扶風丞李君石刻考》載，同年秋，王還在石門隧洞西壁「石門」大字以南發現《右扶風丞李君通閣道》刻石。而《石門碑釋》所附《郙閣銘摩巖碑考》，則是次年春天逆水行舟訪《郙閣頌》原址後於「嘉陵舟中作」，同年夏再赴靈巖寺訪南宋田克仁異地仿刻《郙閣頌》摩崖後追記。足見王注重腳踏實地調查精神之可貴，亦難怪陸跋將他跟上述南宋嗜好漢隸的晏袤相提並論曰：「王春林大令搜剔得之（《李君表》）；王之嗜古，亦晏南鄭之流與。」而由王為學縝密反觀于田仿刻《郙閣頌》左上角殘缺部位擅加補刻，書文俱陋卻標榜一手「重刻」的明萬曆年間略陽知縣申如壎拙劣之舉，後者委實胸無點墨，附庸風雅且掠田之美的好事者流, 故不贅述其添足始末。
王森文摹繪石門石刻似乎對稍後另一位山東諸城金石學家，嘉慶、道光年間陝西延榆綏道、四川按察使劉喜海以很大啟迪， 他於道光廿六年（1846）入蜀「訪碑……取道於五丁擔側（漢中金牛道）……持節西川」， 著錄反映蜀中歷代碑刻的《金石苑》，同樣以拓片摹寫而保留諸多至今散佚的四川石刻史料。儘管劉氏宦遊過陝南是否赴石門訪碑不得其詳，但他寓目、收藏多本東漢建和二年(148)《石門頌》卻有案可查。如上海博物館晚清書家李瑞清舊藏《石門頌》，即劉道光廿五年購於西安，次年秋裝裱於陝南商州。此外，上海博物館尚有劉舊藏《郙閣頌》、《石門銘》拓本等；另據朱翼庵《歐齋石墨題跋》載，劉還藏傳未經洗鑿絕舊本《石門頌》。
值得一提的是，《石門碑釋》問世，精鑑賞、居浙北海寧諸生蔣光煦於嘉興金石學家張廷濟處獲觀，道光廿七年「偶於舊書肆獲褒斜石刻，為王令《碑釋》所無者凡十餘紙」， 遂於翌夏追加縮摹附王本後，一併輯入其校刻《別下齋叢書》之《涉聞梓舊》，遂為石門石刻研究增添、保留一段史料。因抵今見諸王、蔣縮臨大部分摩崖，除「漢魏十三品」於上世紀60年代末被從原址切割整體搬遷漢中博物館陳列外，其他百餘種摩崖俱已沒於石門故址水庫，故王、蔣摹繪出版《石門碑釋》足為後世備考而功德無量。
同樣，鹹豐二年（1852）至五年，湖南籍書家何紹基任四川學政登臨連雲、金牛棧出入秦蜀，雖也不見他順道訪問石門石刻記錄； 但何專注《石門頌》拓本鑑藏卻是不爭的事實。據自跋一本繫於樂山知府署齋見「插架書帖甚富，瀏覽之餘，快為題記。見餘心賞是拓，臨別遂以持贈」。而同治二年（1863）追記已藏三本。又據其《東洲草堂金石詩》之《借鉤楊又雲繼振所藏〈婁壽碑〉即題碑後》有「林張二寶倘併到，何惜十指松煤黔」之詠，自註：「桂相國藏華山碑，張松屏藏宋拓《石門頌》，俱欲借鉤。」表達的是希望觀摩並摹宋拓本的迫切心願。而《朱時齋楊旭齋來看〈石門頌〉因追述癸未甲申舊遊……》、《〈石門頌〉者藉書園所藏舊拓共四幅流落散失陳晉卿得第四幅留置吾齋既而楊旭齋以首二幅來李子青以第三幅來遂成全璧餘於乙酉春得奚林和尚所藏〈石門頌〉……》詩，道及同寅共賞情趣，亦足見鑑藏精深之一斑。其實，限於主客觀、自然條件等無法設身處地訪碑、椎拓而改求舊拓、善本，一定意義上講，也應被視為金石學家另一番行為方式的訪碑、考察，同樣值得肯定。而何紹基對《石門頌》隸書的喜愛還表現在反覆揣摩臨摹上，抵今存世作品就有鹹豐十一、二年臨本。許是基於何藏、摹《石門頌》在同道間頗有名望，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後起金石學翹楚山東濰縣陳介祺致函另一位金石學家吳雲同時寄上《石門頌》拓本，特轉請閒居吳門的何題書金石詩。此外，何就《西狹頌》隸書也曾用功臨摹，據上海博物館清端方舊藏《西狹頌》跋，何既庋藏《西狹頌》舊拓，且曾臨書達上百通之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