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著碑拓赴日,給日本書壇吹來新風,歸國時買了萬卷古籍

2020-12-24 北晚新視覺網

中日書法常常成為人們的談資,津津度量於兩國書界之仲伯。同為東亞文化圈中最引人注目的兩國文化,相近而又存異,自是一件有趣話題。日本國歷史上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最多,至今很多華夏文物流於日本,甚而本國已無、在彼獨存,成為赴日旅遊者尋賞懷古的項目。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舉國「脫亞入歐」,人謂與華夏文化漸行漸遠,其實,有些方面依然藕斷絲連,興味不減,而書法方面,甚至「逆水而行」,再一次從中國文化中找到振興現代日本書法的營養,而此一營養的最大供應者,並非李鴻章、張之洞一類名滿朝野的顯宦,而恰恰是七次入京會試空手而歸的湖北宜都楊守敬。

作者:趙潤田

在日本,楊守敬(1839-1915)被譽為「日本書道現代化之父」、「傳燈之祖師」,稱他給日本書壇帶去的,是一場「晴天霹靂」。這並非某些人的隨意嘉許,而是堪稱日本書法界多位領袖人物的一致推舉。

歷史有許多不可思議的機緣,如果楊守敬不是作為出使日本四年的隨員,從而有機會接觸日本書法界,這樣的歷史機遇不會落到他的頭上。但同時,如果楊守敬不是腹有深厚的書法和文化積澱,如果不是身懷日本書法界彼時所無的另一格調,也很難激起被日本書界稱作的「楊守敬旋風」。

三路歸一

治學刻書,成清代學術終結者

楊守敬如果始終在國內,終其一生,會成為一個晚清時期的學問家。在時間上,他與陸潤庠、吳昌碩、張謇、康有為、鄭孝胥是同時代的人,但與他們比起在國內的地位和聲譽,距離之遠自不待言。然而這些同樣在書法方面載譽甚隆的名人卻都沒有楊守敬那樣在東瀛日本贏得至高尊崇。楊守敬何以獨擅勝場?細究之下,楊守敬確乎有其自身的獨到之處,同時,也是中國晚清時期「尚碑」潮流的外溢效應。

他一生有三條路可走:科舉做官、商業經營和治學著述。事實上,歷史讓他進入第三條路。

楊守敬一生用力最勤之處不在臨池練字,而是包括碑帖研究在內的學問探求。4歲時,他父親咯血而死,家裡經營著兩個店鋪,不得不關掉一個。5歲時他在自家店內玩耍,對往來錢幣中的古錢特別感興趣,這一天性貫穿楊守敬終生。11歲時,楊守敬即輟學在宜都幫助祖父經營店鋪,空餘時間自學。他有一弟,本極聰明,但後來吸食鴉片,經營商業實際上只靠楊守敬一人,如果他專心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至多成為宜都一位富庶商人。然而,楊守敬的心意縈繞於學問,他不是不會經商,事實上家中的經濟也常讓他操心,但他志不在此,作為家中長子長孫,他一直為家庭生存奔波,但最為熱衷的還是求學深造。

時代也斷絕了楊守敬入朝為宦的路徑,他是非常會寫文章的人,14歲縣考中應試即奪第13名,19歲時入府試「他人未脫稿,守敬已交卷」,五場皆獲第一名,24歲時在鄉試中順利奪得舉人。然而他的應試之途到此猝然轉折,從25歲到48歲,七次入京會試,皆不中。實際上每次他的試卷都經人抄出,在學子中爭相傳閱,廣受讚賞,閱卷學官甚至直接找到上級為他力爭,然而每次都名落孫山。終於,在48歲第7次赴京科考不第之後,他徹底對這條路心灰意冷,完全投入到治學刻書上面。

在此之前,楊守敬三路並進,人到中年,他把米店改為紙店,交由兒子打理,自己則全然投入治學、交遊、課徒和刻書。而這幾項活動,無不與學問纏繞。人一生最擅長的事情其實從很早就會通過各種途徑表現出來,還在25歲第一次入京赴考時,京城書肆讓這個從湖北宜都而來的年輕人大開眼界,當離京還家時,他是帶著整整一騾車書走的。這樣的事他後來不斷重複,可謂購書饕餮,功名沒取得,買書的錢倒花去不少。

楊守敬終生買書、讀書、寫書、印書,他最大的興趣在於歷史地理學方面,後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日本,心心念念都是這方面的學問,這個自幼「信而好古」的讀書人沒有辜負那些梓版青墨,為中國傳統學問中的輿地學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貢獻。清代學術在我國傳統文化傳承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最耀眼的是文字學、訓詁學等「小學」,而楊守敬以他的輿地學成就為清代學術增添了一把別樣之火,他的劍走偏鋒使清代學術愈加豐滿。他同時是金石學家、書法理論家、目錄版本學家、藏書家和書法藝術家,他對書法碑學的闡發弘揚,比康有為還要早20年。學問做到他那個程度,已經遠不是「四書五經」所能軒輊的了。楊守敬的最後5年是在民國時期度過的,他在實際上成為清代學術的終結者。

楊守敬那個時代的學術中人,對自己的學術成果是要自己出錢刊刻成書的,對學人而言,一方面是要有學術成果,一方面是要有錢印製發行,否則難免幻滅於無形。當然,印製發行做得好也是可以賺錢的,楊守敬刊印的一些書就成效不錯。

楊守敬為羅振玉所藏漢畫像磚題跋

學者眼界

著《歷代輿地圖》為古代歷史地理學卓絕之作

楊守敬從累世經商的家庭裡走出,講究重實務,講效率,廣交遊,凡事一究到底,絕不半途而廢。他一生著書80餘種,主線為輿地學,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歷史地理學。他於《水經註疏》用力最著,幾乎縱貫他的全部學術生平。他是一邊讀書寫作,一邊雕版刊印,常常一頭扎進雕版工坊審視,成為雕版印刷的內行。楊守敬對雕字要求極高,決不允許出現錯誤和醜字。在日本時,他的嚴格要求甚至帶動提高了整個工坊的技術水平。一次,日本刻書坊老闆半開玩笑地讓他在十幾個雕版工人制出的書版中認出其中領頭人所雕書版,這不啻是一種考試,因為那所刻書坊普遍製作水平都很高,所刻書版幾乎一致,然而楊守敬巡看一遍,拎出其中一版,眾人當即起立鼓掌,無不欽佩。

楊守敬很會調動資源,無論走到哪裡,他都能交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並且能夠彼此助力。晚清名流中,梁鼎芬、張裕釗、陳寶琛、張之洞和羅振玉等,都曾給予他很大幫助。

19歲去武昌參加府試時,雖然他五場皆是第一名,但他不是一門心思只撲在考試上,而是藉此結識各地才俊,以後每參加一次這樣的考試就結交一些新的朋友,有些與楊守敬建立了終生友情,從生活、商業和學業的拓展和解困多方面相互支持。但他絕不是沒有原則,有一回張之洞在北京陶然亭召集在京政文兩界人士,名單中有楊守敬,而他以「跡近標榜」而未從。在駐日本使館時,新任上級說出不好聽的話,他轉身收拾鋪蓋就要走,還是那位上級親到舍館道歉才罷休。但此上級後來還出資讓楊守敬刊刻出版了輿地學新書,以後又在楊守敬歸國時向朝廷推舉他任職。

也是19歲那次府試,讓楊守敬第一次接觸到輿地學。那次他看到的是《六嚴輿地圖》,那是江陰六嚴編繪的歷史地理學著作,全名《皇朝內府輿地圖臨縮本》,是在其叔父六乘如所繪《內府輿圖》和《大清會典圖》基礎上繪製的。楊守敬一見傾心,就此成為他奉獻一生從事的事業。楊守敬在幾十年的光陰裡搜集古書,對其中的地名、地圖、山川形勢、行政區域進行勘定、剔除訛誤,自《左傳》以下典籍無不清理,工程極其浩繁,最終在自己的著作《歷代輿地圖》中用地圖和標記展示上三代以來各朝各地的地理沿革,成為我國古代歷史地理學的卓絕之作,至今仍是這一學科的重要參考文獻。楊守敬的代表性巨著《水經註疏》和《歷代輿地沿革圖》、《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和《水經注圖》等,成為我國傳統歷史地理學的高峰之作。《水經注圖》完成時他已67歲,自述「餘為此圖,皆循酈氏(酈道元)步趨,必一一證合,以書考圖,以圖復書,無不吻合」。羅振玉將楊守敬的輿地學與王念孫、段玉裁的小學及李春蘭的算學,贊為清朝三絕學。

結緣傳道

點燃日本書界求新求變之火

楊守敬不是以書法家自詡的人,但未料在不經意間,點燃了日本書界糜頹之際的求新求變之火,使他自己也成為令日本書界仰慕的聖賢。「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是蘇軾對韓愈的稱頌,能夠在異國他鄉扭轉書道頹靡,以復古旗幟開創書法藝術新局面,難道不正是起衰濟溺?

初時,楊守敬只是要把字寫好。18歲第一次參加府試時,他的試卷答得很好,但卻未被錄取,他聽說主持官員書法甚佳,於是悟到自己的字寫得太差,成為落選的重要原因。自此,他著力習字,並在不荒廢學業的前提下順帶注意書法理論研究。第二次入京會試時,落第留京考取了景山官學教習,住在前門外東側太平會館,在館內教書,每天下課後走好幾裡地步行去琉璃廠法帖店物色碑帖文字,常常日落天黑後才回來,路上已寂寂無人,成為同伴們的笑談。

他如此痴迷於碑版法帖,常常把錢花光用於購買這些東西。30歲時,他已寫出《評碑記》、《評帖記》,對古來碑帖遺存做出梳理和評判。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晚清碑學正在興起的時候,他無疑是這場碑學大合唱較早的加入者。碑學不是僅僅靠一兩個名人興起來的,後來人們盡知康有為是碑學的旗幟和弘揚者,但其實,楊守敬對碑學的鼓呼要比康氏早20年。楊守敬本人的書法風格質樸、凝重、蒼勁、老辣,充分顯示著碑學審美趨向,他自己就是碑學的實踐者。

去日本的時候,他是攜帶著13000件碑拓同往的。同道總是相知最易,首先是楊守敬本人的書法吸引了日本書道人,在交往中,日本書道人又從他這裡發現了無與倫比的碑拓原件,那些從中國古代走來而從未被日本人所見識的妙品,讓他們驚異而又嘆服。日本書道沿襲著中國晉唐帖學書法的道路行進,至此已漸入頹勢,而中國這邊已經興起的碑學潮流並不為日本書界所知,楊守敬攜13000件碑拓原件和他自身的書法面貌及理論見識,一廓日人眼界,使他們不禁驚呼他山之石終於來到眼前!他們稱楊守敬帶來的新奇之風為「晴天霹靂」,足見震驚到什麼程度。

楊守敬是42歲至46歲這段時間居留日本的。他在使館接待了不少日本書界人士,其中友誼最深的為巖谷修一六、日下部鳴鶴、岡千仭振衣等人,這些人都是日本書界有影響的人物。楊守敬的名聲在日本書界傳開,人們在他這裡觀賞併購買了他從國內帶去的漢魏六朝碑版和古錢、古印,那是他多年尋訪而得的積蓄。他在國內時,長年對古碑文字痴迷,每次進京應試,都帶回大批購到的碑拓,一次從京城返回宜都的路上,在汲縣廟前野地裡發現《修太公廟碑》,到住地後又攜氈墨用具步行前往,在月色下拓得回來。多年如此辛苦積蓄,使他擁有了那麼多稀見碑拓,最終在日本大放異彩,震撼了尚未感受過漢魏六朝古樸書風的日本書界。日人渡邊寒鷗對楊守敬大加贊語:「齎來拓本萬餘通,復古思潮撼日東。鳴鶴噏霞開耳目,一新明治舊書風。」

日本書界人士與楊守敬接觸後,仰之彌高,經常到他的寓所交流,雙方語言不通,便採取筆談方式,好在大家對漢字都是熟稔的,其中楊守敬與嚴谷一六的筆談收入1967年由日本書道資料株式會社出版的《八稜研齋隨錄》,成為歷史的真實記錄。

楊守敬富有多年書法研究的理論心得,筆下又有獨特的書法面貌,日本書界首腦人物無不嘆服,他們也請楊守敬創作書法作品,一些重要的社會書法活動請他執筆,為紀念傳說中毛筆的發明者秦朝大將蒙恬而鐫刻的《蒙恬將軍之像碑》便是請楊守敬撰文和書寫的,此碑至今猶立,存於日本東京墨田區三圍神社內。

楊守敬成為日本書界最受歡迎的人物,吸引了眾多追隨者,當他回國之後還陸續有渡海而來的追隨者。他在日本的書法活動產生了始料不及的巨大影響,他的到來也引發了日本書界的歷史性轉折。

而這一切都是不經意間發生的,貌似「無心插柳柳成蔭」。楊守敬一生科考不如意,歷史給了他一次巨大的補償,成就了他在東瀛的盛名。

書法從來不僅僅是技巧問題。首先,書法是一種文化形態,書法的成功高度依賴於整體文化水平;其次,書法僅靠臨池苦練是不行的,書法人的內在文化修養、審美取向、閱歷見識甚至年齡,都成為影響個人書法特徵和成就的重要因素。作為書法家的楊守敬是這樣理解書法的:「金石之學,以考證文字為上,玩其書法次之。顧淹雅之士,未暇論及點畫;而染翰之家,又或專注集帖,不復上窺漢鼎。餘謂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

他主張,「精」一定要建立在「博」的基礎上。一個學習書法的人,如果不對文字學有興趣,如果不廣泛涉獵文化領域各種學問,只下純技術的功夫,那麼,凝結在筆下的書法內涵很難豐贍。楊守敬書法之所以在日本引起轟動並深刻影響了日本書法的歷史進程,與他博大精深的學養關係極為密切。

輿地學之外,楊守敬又是金石學家,撰著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望黨金石錄》等,編輯有《寰宇貞石圖》、《三續寰宇訪碑錄》等。他是目錄版本學的斫輪老手,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胸有航標。他對歷代書法的研究用功極深,撰寫的《楷法溯源》、《評碑記》、《評帖記》、《學書邇言》等書法理論著作彰顯著他的書法見識。他一生共有83種著作傳世,可謂著作等身。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晚清顯宦端方何以前後兩次請他到南京、上海為其藏品作跋、刊刻,張之洞邀其任兩湖書院教習,書院改為學堂後任四品銜總教長,又為湖北通志局纂修,袁世凱請其為顧問參政。正因為楊守敬是書籍的全方位內行,從撰著、編輯、刻版到印製無不精通,所以,他69歲時,禮部侍郎陳寶琛薦舉他為禮部顧問官,專司刻書。他的淹博學問令人驚嘆!

深厚的文化學養,寬博的眼界見識,刻苦的臨池功夫,成為楊守敬取得巨大書法成就的依託。楊守敬的成功,給書法人留下深刻的啟迪。

楊守敬使用「鄰蘇園」專用紙給其日本友人日下部鳴鶴所寫書信,對日本書法家贈與他的書法作品贊道:「蒙賜華翰,珍逾拱璧」。

古卷歸宗

購數萬卷古籍歸故國

楊守敬在日本出讓漢魏六朝碑拓和古錢、古印等物,絕非為了發財,而是有一個明確指向,那就是用這些錢購回散失在日本民間的中國珍稀古籍。

他結識的日本朋友森立之送給了楊守敬一本目錄著作《經籍訪古志》,楊守敬按目訪書,購求到三萬多卷中國古書。當時,日本正急於「脫亞入歐」,中國古籍的地位一落千丈,淪落街攤,價錢非常低,這倒歡喜了楊守敬。他深深知道那些書的珍貴价值,其中有許多在中國國內已極其罕見,譬如六朝、唐代抄本,宋元古籍,在晚清的國內已極其罕見,作為版本學家、藏書家的楊守敬如魚得水,如入寶山,豈能放過這大好時機?由於他在日本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不久,日本學界重拾漢學古籍,推波助瀾,競相購藏漢文古籍,扭轉了漢書市場走向。

我們不能不感謝楊守敬此番大量購求中國古籍,後來當他46歲歸來的時候,將這些歷代古書全部帶回。50歲時,他在黃州築屋藏書,因此地城北即蘇東坡赤壁,故而取名鄰蘇園。他後來又在武昌建藏書樓,在清末動蕩的時局中最掛心的就是自己數十萬卷藏書。他73歲那年適逢武昌起義,亂局如麻,士兵已進入他宅內索財,他的日本朋友直接寫信給時任都督的黎元洪,要求保護楊宅,黎元洪發布禁令貼於楊宅門口:「茲查有楊紳守敬藏古書數十萬卷,凡我同胞,皆應竭力保護,如敢有意圖損毀及盜竊者,一經查覺,立即拿問治罪。楊紳系篤學老成之士,同胞鹹當愛敬,共盡保護之責,以存古籍而重鄉賢。」此期間,他的家人奔走於黃州、宜都、武昌、上海之間,保護存放在各處的書籍。所幸的是,這些辛苦購藏的古書,全都在國內存留下來。

楊守敬在日本傳書法之道,在國內則傳古籍之道。作為讀書人,他可謂俯仰無愧。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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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李雪梅向《方圓》記者如此解釋展覽名稱的由來。《下馬碑》殘石,金代刻石。此石上截殘缺,原文應為「奉旨,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到此下馬」。下馬碑」一般刻立於文廟前東西兩側,文武官員行至下馬碑前要下馬下轎,鑼鼓儀仗亦需偃息,以示對孔子的尊重。還有兩塊元代的聖旨碑,一塊是墨拓,一塊是蠟拓。李雪梅介紹,現在一般都會進行蠟拓,因為墨拓需要很多程序,常受氣候條件的影響,尤其是冬天,溫度和溼度都不太適合進行墨拓。
  • 他從日本遠赴少林學武,收到奇怪的禮物,最後學成立碑回國!
    即使現在去少林寺旅遊,也能看到少林寺有這麼一塊「不起眼」的碑文「少林寺住持淳拙禪師道行之碑」。下綴:「日僧,德始書丹」。時間是「大明洪武歲次壬庚五月端陽」。其實碑文的背後有這樣一段故事……這個德始和尚是個日本僧人,他的本名叫佐田木山,明朝洪武年間,他隨日本留學僧來到少林寺,拜少林寺藏主和尚淳拙為師,立「門生帖」的時候,師父給他起了法名「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