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梳頭，兩截穿衣」。一截穿衣和兩截穿衣是很細微的區別，似乎沒有什麼不公平之處，可是1920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們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於男女平權之說，可是四周的實際情形與理想相差太遠了，羞憤之下，她們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將女子的根性斬盡殺絕。因此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出自張愛玲《更衣記》）
問所從來
「旗袍」的「旗」字，應當是指清朝「旗人」的意思。可是在清代，旗人不論男女，並不把自己所穿的袍服稱為「旗袍」。當時的記述中，對滿族女性服裝的籠統稱呼有「旗裝」「旗衣」，具體而言又分「襯衣」和「衣」，都沒有「旗袍」這種叫法。
目前可考的資料中，「旗袍」一詞最早出現在張所著《雪宦繡譜圖說》中。這是一本記錄當時頂尖的修女沈壽口述的刺繡理論的書，書中介紹刺繡所用的繃子時說：「繃有三，大繃舊用以繡旗袍之邊，故謂之邊繃。」這大概就是「旗袍」這種服制名稱的「首秀」，可是這本書寫於民國7年（1918），作者張謇是漢人，口述者沈壽也是漢人，由此看來，「旗袍」這種叫法並非出於旗人自稱，而且它的出現以及是民國年間的事情了。
不過就算在民國初年旗袍的稱謂產生以後，旗袍的穿著也並不普遍。當時的報紙、刊物上對新興服飾的記錄、討論有很多，可是在1925年以前的出版物上，很難查到有關旗袍的記述。直到1925年以後，大量關於旗袍的文字資料才湧現出來，說明旗袍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流行起來，之後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女性服裝。
那麼，旗袍是不是承襲滿族女性的旗裝改良而來的呢？自民國時代起，人們對此就有針鋒相對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旗袍是由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發展而來的，是清代女袍形制的翻新；另一種觀點認為，旗袍是民國初年女子為了尋求女權的解放和男女的平等，效仿男性的長衫而產生的。張愛玲《更衣記》中的記述，所持的就是後一種觀點。
而對旗袍傳承自清代女性旗裝的觀點，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民國早期旗袍的形制與清末的滿族女服實在是很相似，都是寬身造型，大襟右以盤扣繫結，衣長至膝蓋上下，下擺兩側開叉，所有衣緣均加鑲邊，包括衣袖連繡一體的裁剪方式都如出一轍。若說民國旗袍與清代旗女之袍完全無關，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只不過在旗女之袍到民國旗袍的演變過程中，隨著中國社會的紛擾動蕩，也有諸多新思想、新技術、新生活方式影響著旗袍的形制，女性對自身服裝的訴求再不是一紙服制可以限定的。
「襯衣」和「氅衣」
襯衣是滿族傳統服裝中穿作內衣的一種袍服，因是內襯的衣服而得名為襯衣。因為滿族人無論男女穿外袍開衩，有時開衩高至腋下，如果沒有內衣很容易露出身體，顯然是不合禮儀的，所以在外袍之下「尚有一件長衣，似便服而非便服，則襯衣是也。凡穿官服之袍，前後均開衩，若內無襯衣則露褪，所以必須內穿此衣」（《晚清宮廷生活見聞》）。正是因為如此，內搭的襯衣是沒有開衩的，要將身體完全遮擋住。清代女子襯衣的基本形制是圓領、大襟、右衽、直身，袖子平直，袖長至手腕處。
清代前期的襯衣用料和裝飾風格都比較樸素，以穿著實用為主。後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的審美觀念的轉變，襯衣的袖子變的寬大，並開始大幅度地增加裝飾性，深得滿族女性的喜愛，以至於出現了內衣外穿的局面，將之作為居家穿著的便服。但是襯衣的主要用途畢竟還是內衣，穿到公開場合終歸不雅。於是在襯衣的造型基礎上稍作改動，另一種穿在襯衣外面的新式旗裝——「氅衣」出現了。
衣和襯衣的造型非常相似，也是圓領、大襟、右衽，最顯著的不同是衣左右兩側開高衩，並在兩邊開衩的頂部各有一朵以刺繡花邊裝飾成的「如意雲頭」。氅衣的裝飾手法比襯衣更加講究，更加華麗，鑲邊層次也更多。在民國旗袍出現以後，許多造型特點都可以追溯到衣的形制上，如果給氅衣加上領子、收縮腰身，就很有民國早期旗袍的樣子了，所以很多學者認為，氅衣就是民國旗袍的雛形。
晚清女裝的滿漢融合
清代自入關以來，就秉持著「國俗衣冠，一沿舊制」的冠服理念，並將服飾問題提升到了「立國之經」的高度加以重視。歷代皇帝都學習滿漢文化，但也對滿族人的漢化問題感到憂慮。康熙朝時，康熙皇帝就注意到八旗子弟開始遠離騎射，漸趨文弱，而旗女也開始追逐漢裝時尚，因此嚴厲申飭警戒。
乾隆、嘉靖年間因為漢學大盛，滿族女性也屢有效仿漢裝的現象。乾隆二十四年甚至出現了滿族旗女使用漢裝妝飾入宮選秀女的事情。旗女不愛旗妝愛漢妝的情況令乾隆皇帝感到憂心，於是頒發上諭：「此次閱選秀女，竟有仿漢人妝飾者，實非滿洲風俗。在朕前尚爾如此，其在家，恣意服飾，更不待言。嗣後但當以純樸為貴，斷不可任意妝飾。」（《清俾類鈔》）
但是赦令並不能阻止滿漢女性對審美的共同追求。乾嘉之後，漢族女服流行「雙袖闊來過一尺」的風尚，旗裝也受此影響，袍服袖口向著平直寬大的形制轉變。到了晚清，民間滿漢兩族經過長期的雜居共處，彼此的生活習慣已逐漸趨於相同，又逢清末光緒年間滿漢通婚大門的開啟，更加速了滿漢文化融合併匯的腳步。當時民間流傳著滿漢服裝相互學習，「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裁作短衣裳」的說法。
在漢式女裝影響著旗裝的同時，旗裝的獨特風格也使漢式女裝產生了變化。生活於明清之際的葉夢珠著《閱世編》記載明末女裝流行窄袖，「袖初尚小，有僅盈尺者」，清軍入關以後強制漢族男性剃髮易服，激發了女性以突出自身服飾的漢族特徵來表達民族情懷，於是漢女衣袖一時「大至三尺，與男服同」。
隨後，伴隨著全國局勢的逐漸穩定，加上入關後滿族女性窄袖旗裝在社會上的大量出現，「自順治以後，女袖又漸小，今（康熙朝）亦不過尺餘耳」。至乾隆年間，由經學興盛帶來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增加，漢族女子的衣袖又有變闊的趨勢，「女衫以二尺八寸為長，袖廣尺二，外護袖以錦繡鑲之，冬則用貂狐之類」（李鬥《揚州畫舫錄》）。至嘉靖朝，《都門竹枝詞》中描述漢族女子衣袖是「雙袖闊來過一尺」，直到清末同治、光緒朝的是時候，也仍是「袖廣一尺有餘」，袖寬始終沒有再回到「褒衣博袖」的程度。
清代直到光緒朝之前，都是禁止滿漢通婚的，所以漢族女性除了丈夫在朝為官的可以隨夫穿戴朝珠補服之外，絕大部分人一生中都與旗裝無緣。滿族作為清朝的統治者，旗女的旗裝自然也具有「上層社會」身份象徵的意味，會引起漢族女性的關注和效仿。晚清隨著政權統治力量的削弱，服侍管制的力度也逐漸鬆弛，漢家女子的服裝改變也就悄然而至。漢女的衫襖身長開始變得像滿族旗裝一樣越來越長，有一些漢族女性甚至索性嘗試著穿起滿族的旗裝、旗鞋，梳上了旗頭，還以此形象留下了許多紀念照片。
當時北京畢竟是天子腳下，百姓的服裝受到的限制要多一些，在上海這樣的開埠城市，沒有功名的漢人模仿滿族服飾的現象比比皆是。如申左瘦梅生有詩記曰：「簇新時派學旗裝，髻挽雙雙香水香。拖地花袍供樣好，寬襟大袖錦邊鑲。」（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晚清葛元熙撰《滬遊雜記》記載：「洋涇浜一隅，五方雜處，服色隨時更易……女則效滿洲裝束，殊覺耳目一新。」
所以「旗裝改漢服」「旗女披旗衣」，就成了當時社會風氣銳變的真實寫照。旗裝的造型樣式與裝飾紋樣變得越來越漢化，而旗女之袍的樣式也開始走進漢族女性的生活。滿漢文化相互交匯、共融的局面已被廣泛認可，為日後民國女性旗袍的出現和興盛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