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林丹，法學博士，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哲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
內容提要：愛國主義對中華民族價值觀念產生統攝作用，對民族文化心理產生激發、認同作用，有助於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中國文化發展。自古以來，愛國主義所具有的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的本質永恆不變。同時，愛國主義也是一個歷史範疇，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具體歷史使命和任務各有不同。愛國主義的發展變遷經歷了若干階段：古代文化格局中以心懷天下、促進統一為使命；近代以來以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為使命；新時代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為主題。
關 鍵 詞：愛國主義 民族凝聚力 民族復興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新發展理念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15CZX002)的階段性成果。
愛國主義是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精神，是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強大力量。就內涵而言，愛國主義包括對鄉土家園的依戀，對文化傳統與倫理習俗的熱愛，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列寧曾說過，「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①，愛國主義深深地將人們凝聚在「國家」的層面之中。自古以來，愛國主義的本質不變，飽含著人們對自己祖國和家鄉故土濃烈的歸屬與認同情感，蘊含著濃鬱的整體主義精神，滲透出強烈的群體本位意識。愛國主義本身具有的這種對政治共同體認同的整體觀念，不僅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中歷經艱辛磨難而依然巍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中逐步演變為中華兒女價值取向的思想支援。同時，愛國主義也是一個歷史範疇，它有具體的對象、內容與形式；隨著時代的變遷，愛國主義的使命和任務不斷變換。在新時代，愛國主義更具開放性，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中，更多地體現在現實的工作、生活、社會等領域。
一 古代文化格局中以心懷天下、促進統一為使命的愛國主義
在厚重的歷史積澱而成的傳統文化中，愛國主義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無不體現了古人為國家而舍小我的愛國主義情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形成了以儒家為代表、儒釋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儒家因其在抑制統治者的暴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得到青睞；到了漢代，更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一統局面。各家思想雖不盡相同，但其實質都是為了「平天下」，促進社會進步和國家富強，從而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
先秦時期是愛國主義的形成時期。先秦時期是我國文明和文化發展的大繁榮時期，也是愛國主義思想的初步形成時期。在思想文化上，「百家爭鳴」的出現，各學派思想相互激蕩和融合，促進了思想的發展。同時由於當時的社會背景，諸侯國林立，人民飽受戰爭的苦難，這也造就了當時思想家心懷天下、濟世報國的思想。因此，在這一時期，愛國主義成為其思想發展的主線。究其愛國主義思想的精髓，大致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即心憂天下的憂患意識、天下為公的愛民情懷以及捨生取義的義利觀。
首先，強烈的憂患意識是愛國主義的邏輯起點。憂患意識來自對「時艱」的反思。春秋戰國時期，諸侯林立，為爭奪土地和勞力，諸侯之間戰事頻繁，百姓也飽嘗戰爭之苦；再加上當時生產力落後，致使民眾生活艱辛。這就使得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社會危機也日漸加深，讓人擔心、思慮的狀況層出不窮，於是憂患意識也更加熾盛，推升出「君子有終身之憂」的基調，並成為孔孟思想的特徵之一。儒家的理想是心繫天下，兼濟入世。孔子一生克己復禮、弘揚與踐履仁學、致力重建禮治社會，充分反映出他敢於承擔歷史使命的勇氣和毅力，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即歷史擔當精神。這種歷史擔當精神的感召，鞭策著無數志士仁人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甘灑熱血寫春秋。孟子提出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不是成為「忠誠的僕人」，而是成為具有獨立自主的道德意志和具有審美意識的感性品格的行為主體。孟子提出的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品格不是外在服從的「命」，而是內在的「性」。它表現出由神意天命的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的轉換，突出了個體的人格價值及其所擔負的道德責任和歷史使命。這也表現在生死關頭主體的自我選擇，具有矛盾性質的兩方面要素交融在一起，使「修身」「正心誠意」「內聖」與「治平」「齊家治國」「外王」彰顯出具有對立特徵的辯證關係。
其次，儒家宣揚先公後私和先國後家，強調普遍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這是天下為公的愛國主義情懷的集中體現。公與私的劃分標準是利益主體，對象是普遍、群體還是特殊、個體，前者為「公」，後者為「私」，二者具有鮮明的界線和顯著的差異性，其所涉及的是兩種完全各異的領域。如孟子的「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樣公田」就展示了公與私的顯著分歧。古代思想家，尤以儒家先哲們為代表，大都表現出明顯的重公輕私的傾向。大多數思想家均認為「大公無私，天之道也」，即大公無私的思想品格是符合自然法則與宇宙規律的；此外，受「天下為公」情懷的啟迪，先哲們將「天下為公」作為理想社會的一種崇高境界，成為古代愛國主義的天下觀。
最後，捨生取義的義利觀是愛國主義的價值追求。對「義」與「利」的討論與闡述，先秦儒家的貢獻尤為突出。義利之辯，乃儒者第一義。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取義也。」荀子曰：「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在義利之辯中，先秦儒家論述頗多的是道義高於生命，群體利益高於個體生命，這是先秦儒家對整個人類社會思想文化的重要貢獻之一。「捨生取義」這一核心價值觀念像一條紅線一樣貫穿於中國社會歷史之中。蘇武牧羊，不辱使命，不失氣節；嶽飛抗金，精忠報國；文天祥浩然正氣，寧死不屈；林則徐虎門銷煙，護國御強。這些受到世人們千古敬仰的民族英雄人物，無不具備捨生取義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價值觀。
秦漢以後是愛國主義的發展時期。秦漢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逐漸形成家庭本位的封建君主專制社會與嚴格的等級秩序，愛國主義駛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西漢，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儒學獨尊的歷史地位，雖然西漢初年黃老之學得到推廣，魏晉年間，佛學盛行，但是這些都沒有動搖儒學的主流地位。不僅如此，儒學在吸收和借鑑了道家和佛教的觀點之後，自身也在不斷地創新與發展。中華文明傳承不息，如果把中國歷史的延續歸因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凝聚力，那麼其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捍衛統一方面功不可沒。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15CZX00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