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史】南粵商幫向海而生 影響歐美餘波猶在
金羊網 作者：李妹妍 2020-09-30
以十三行行商為先導的粵商，遠航全球創造財富神話，溝通中西，引領中國工商業現代化、國際化轉型。
19世紀40年代，廣州街頭店鋪林立（《昔日鄉情》，澳門市政廳出版，1995年）
以十三行行商為先導的粵商，遠航全球創造財富神話，溝通中西，引領中國工商業現代化、國際化轉型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李妹妍
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冷東形容自己「挖到了富礦」，這兩年他和研究團隊數次赴英、美、德、荷、澳等國，收集到了大量有關廣州十三行的原始檔案文獻。最近，他在整理這批文獻時又有了一個小發現：當年，廣州十三行天寶行所使用的信紙上，有一枚圓形的文字圖案，經過辨識為「周佛萬國」四個字。
「這四個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武則天登基之後專門鑄造了一套銀錢，上面就刻著『周佛萬國』，體現的是盛唐富強繁榮的景象。」冷東對此如數家珍，天寶行在國際貿易中使用帶有「周佛萬國」紋樣的信箋，「也有把中國商品行銷世界、貿易全球的意思」。
汗牛充棟的官方正史裡，被稱為浩官、啟官的行商們或許並不起眼，但嵌在歷史車輪裡的細節會記得，在大清帝國剛剛「開眼看世界」時，這些行商的商船早已遠航全球。他們有著別於晉商、徽商成長的經歷與精神氣質，活躍在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勇於探索，順勢而為，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已遠遠超越了傳統商人逐利的原始邊界。
印章傳奇
2017年，冷東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他計劃查找一份歷史檔案。而關於這份檔案，他有且僅有一條線索，「美籍華裔學者楊聯陞曾提及，在英國看到一份當年廣州十三行的契約，契約尾部蓋有一枚印章」。
作為當時享譽世界的商人團體，廣州十三行的商業往來肯定離不開印章，但有關其印章的研究卻近乎空白，這一現象很早就引起了冷東的注意。廣州十三行有印章嗎？長什麼樣？他遍尋國內的博物館、檔案館和行商後人，一無所獲，只好將目光投向遙遠的大洋彼岸。
這一趟英國之行的收穫遠遠超乎他的意料。
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和英國國家檔案館，他和研究團隊共查閱到2000餘件廣州商館的中文史料，涵蓋了1802年以來英國對華貿易的方方面面，包括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廣東各級官員、外洋行商人往來的信函、章程、契約、債條等。
這一批有關廣州十三行印章的原始檔案的發掘，為學界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冷東告訴羊城晚報記者，他們在檔案中查到了一份立於道光十二年三月的義和館租約，該租約尾部「會館公立」四字上蓋有一枚紅色印章，印章文字為「外洋會館圖記」六字篆文。隨後，他們又陸續發現了4份蓋有此印章的檔案文件。經過對清代廣州貿易制度和商會組織形成變化的梳理考證，他們認為，「外洋會館圖記」就是廣州十三行商會組織的公章，「這是一項新發現，廣州十三行其實是『小名』，它真正的名號應該是外洋行。」
《紅毛通用番話》封面 李妹妍 攝
紅毛番話
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訪華逗留廣州期間，其副使斯當東在日記裡這樣記錄道：「我們逛了附近幾家大店鋪，令我驚訝的是商店的名字，甚至他們所賣商品的名字都用羅馬字寫在每家店鋪的門上，更令我驚訝的是：大部分商人都能用英語交談。」
在今天看來，斯當東顯然是有點大驚小怪了。作為當時主要的國際貿易中心之一，廣州吸引西洋商船紛至，也深深為他們所影響——最典型例子莫過於廣東商人在貿易交往中使用的「廣州英語」。
「廣州英語充當所謂『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共同語言』，主要是在中外貿易和日常生活的接觸中。」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吳義雄在《「廣州英語」與鴉片戰爭前後的中西交往》一文中，詳細介紹了一本時人學習廣州英語的「詞典」《紅毛通用番話》。據他分析，這本小冊子約在19世紀30年代刊刻於廣州，共收集了約380個常用詞彙，被編排為生意數目門、人物俗語門、言語通用門和食物雜用門四類，同時收錄了一些交易中常用的短語，如「幾多錢」（多少錢）「買乜貨」（買什麼）「唔做得」（做不了）等。
事實上，憑藉著對廣州英語的熟練運用，廣東商人們不僅活躍在中外貿易的各個場所，更成為中外交涉必不可少的橋梁。
1839年，林則徐奉命南下廣州禁菸。為迅速了解夷情外事，他開辦譯館，組織人員大量翻譯外國書籍。「林則徐的四名主要譯員中，就有兩名來自十三行，一個是洋行商人譯員梁進德，另一個是洋行裡的英文教師林亞適。」廣東東莞鴉片戰爭博物館館員張巨保特別指出，林則徐還通過行商介紹，請美國傳教士、眼科醫生伯駕翻譯了《滑達爾各國律例》若干段。
吳義雄在研究中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細節：林則徐在廣州期間曾輯錄許多洋務資料，後被幕僚陳德培錄其「千分之一」輯成《洋事雜錄》，當中一些外文名詞有著明顯的廣州英語風格，「如1到12，林則徐分別注音為溫、都、地釐、和、輝、昔士、西問、噎、年、顛、林、打拉，與《紅毛通用番話》中的注音大致相同」。
連保制度
1829年，美國紐約州政府向州議會提出，為了穩定紐約州的銀行體系，應建立銀行業「穩定基金」制度，即在紐約州註冊的銀行交納3%的資本到一個共享基金，該基金由州政府管理，在銀行倒閉時用來補償銀行債權人的損失。
這一設計與清政府早前管理廣州十三行的「連帶互保制度」如出一轍：清政府授予廣州十三行與外商做生意的排他性的權利，同時為避免個別行商倒閉引發對整個行業的信任危機，行商之間相互承擔連帶償債的責任，一旦一家行商破產，其債務便由連保的各行商負責償還。
「紐約穩定基金受到了廣州十三行連保制度的啟發。」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何平在研究中找到了確切的證據：1829年1月26日，時任紐約州州長範布倫在一份給州議會的提案報告中指出，「讓銀行互相負責的合理性，是借鑑廣東行商監管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行商群體已經在整個世界獲得信用，沒有被任何一個其他的穩定保障制度超越，通過改良適合我們共和制度的溫和特徵」。
紐約穩定基金的提案在當年3月獲得紐約的州議會通過。紐約穩定基金亦成為世界上最早的銀行存款保險計劃之一、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雛形。1934年，美國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正式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後世界其他國家紛紛借鑑美國的經驗，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外洋會館圖記 受訪者供圖
超越時代
時代造就了廣州十三行的行商，這些行商在某種程度上亦超越了時代。
「廣州十三行商人和徽商、晉商最大的不同，是他們以海為根基。」廣州十三行同文行潘振承的後人、華南理工大學退休教授潘剛兒早前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潘振承積極參與全球化貿易，其貿易區域遍及當時對華貿易的所有西歐國家及小呂宋等東南亞國家。
當同時代中國其他地方的商人還局限于田產、店鋪和錢莊等傳統領域，廣州十三行的商人早已主動融入世界，將投資範圍擴展到了遠洋運輸、礦山等多種新興行業。潘剛兒告訴羊城晚報記者，潘振承掌握三門外語，參與建立國際貿易網絡，「東印度公司在廣州使用匯票時，他是第一個接受外國匯票以作支付手段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廣州十三行商人在貿易投資的同時，也帶動了生產方式的更新，並早在19世紀就在全球打出了「中國製造」的招牌。
一度風靡世界的廣彩瓷就是這種創新的結果。據民國初年廣東學人劉子芬在《竹園陶說》裡描述：「清代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僱工匠仿造西洋畫法加以彩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瓷，而後售之西商。」
「讓市場引導生產，根據市場變化主動對產品進行升級換代，是廣州十三行行商經營理念的一次飛躍。」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大國商幫》作者楊黎光指出，這種根據客商下的訂單，來料加工的外向型生產模式，有計劃、有目的地將中國產品推向世界，一直沿用至今，甚至一度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經營模式。
在楊黎光看來，開放、創新、進取是粵商的傳統，也是粵商的特質。與其他商幫不同，幾百年來，粵商始終處於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前沿，「總能適時把握歷史發展趨勢，引領中國工商業不斷追趕世界的腳步」。
[對話]
申明浩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廣東省粵商研究會會長
粵商最大特點：國際化基因顯著
敢於開拓、低調務實的品質沿襲至今
羊城晚報：從歷史的維度來看，為什麼是粵商綿延至今，而不是其他商幫？
申明浩：最主要的原因是廣東一直沒有停止過與海外的商業交往，粵商的經營始終保留著鮮明的海洋性、國際化的基因。從歷史看，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廣東徐聞一帶商人就開始了海上貿易經營活動；自宋代以來，廣東的海上貿易一直沒中斷過；再後來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十三行商人實際上壟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到了近現代，「廣東會館」遍布全國和海外，極大推動了粵商的海內外貿易與經營活動。
中國歷史上的其他商幫也做貿易，但他們的國際化基因沒有粵商這麼明顯。因為粵商靠海吃飯，沒有足夠大的經濟腹地，必須依賴於國際貿易。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時期，這種外向型的經濟特徵也使粵商群體擺脫對中央政治的過度依賴，未因政治環境的劇變而遭受消亡的厄運。他們敢於走出國門開拓國際市場，與世界保持著密切聯繫。
羊城晚報：您會用哪些詞來形容粵商的品質呢？
申明浩：嶺南文化開放包容、注重實際的特性，薰陶了粵商勇於開拓、敬業務實的職業精神。粵商的品質大致可以歸納為包容開放、敢為天下先、低調務實。特別是低調務實，可以說是粵商區別於其他商幫最顯著的特徵。改革開放以來，粵商的這些品質為他們贏得了「第一桶金」。
羊城晚報：在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粵商應該如何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實現自身傳承與可持續發展呢？
申明浩：首先必須要堅持粵商過往海洋性、國際化的基因，深刻理解到中國現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過去，部分粵商在發展中有「經驗性實用主義」，能夠賺到錢就是好生意，注重短期利益，忽視戰略性的核心技術研發。如今，中國越來越從外貿驅動向創新驅動、消費驅動轉變，粵商的目光和著力點應當放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打造自主品牌上面，把握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動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這樣才能夠越走越強，為中國經濟的繁榮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延伸]
廣東商人最早注意到拿破崙
拿破崙的名字第一次與廣州掛上鉤是在1798年。當時拿破崙遠徵狹長紅海岸邊的埃及，出紅海不遠的印度洋對岸就是英國殖民地印度，這令英國大為緊張。這一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接到緊急命令：「立即將從英倫運到廣州的全部現金運往印度，以供應對蒂波戰爭的軍費，並保衛印度不致遭受拿破崙將軍的進攻。」
這樣一來，拿破崙和他所發動的戰爭，成為十三行行商們極為關心的事。1815年，一個叫提登的美國商人在廣州十三行訪問了行商潘有度，詳細討論了關係到他們切身利益的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同時，美國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展出了廣州外銷畫畫家啉呱的幾幅作品，其中一幅就是拿破崙肖像。《十三行故事》作者範小靜考證指出：「極有可能，在那個年代，在偌大一個中國，廣州是唯一知道世界上有個叫拿破崙的人並談論他的地方。」
編輯： 寶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