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邱氏書室，萬木草堂辦學地。今日藏身鬧市之中，還保留著昔日的清幽古樸
嶺南文史·文脈源溯
萬木草堂培養了維新變法中堅力量，康有為、梁啓超思想也由嶺南傳至全國
文/金羊網記者 鄧瓊
圖/金羊網記者 鄧勃
談萬木草堂，我們不妨先將目光從嶺南調遠至102年前的天津。
1917年1月31日，南開中學一位即將畢業的學生，傾聽了一次名人演講，事後他記錄成文，洋洋四千餘字，令國文老師評道：「此才豈可以鬥石量!」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相遇：演講者是當時赫赫有名的維新思想家、大學者，從萬木草堂走出去的廣東人梁啓超，記錄者則是日後的國家總理周恩來。
講者由家及國，娓娓道來：「青年今日之責任，其重大百倍於他人，而又只此一策，足以興國……」錄者首肯心折：「(先生)氣度雍容，言若金玉石，入人腦海……」這篇珍貴的《梁任公先生演說記》手稿幸得留存至今。而梁啓超當年演講所在的瑞廷禮堂，依然矗立,在這座百年老校中日日為青年人播灑新知。
梁啓超畢生以煌煌1400餘萬言著述文字，洗禮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毛澤東、周恩來、胡適、郭沫若等人，都曾明確表達過自己所受的影響。
潮音獅吼
梁啓超自己的學問和人生，也是從一次「秋風掃落葉」式的講說開始蛻變的。1890年在廣州，他遇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師——南海人康有為，入讀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學校——萬木草堂。這同樣不是一次普通的相遇，此後康、梁並舉，成為「戊戌變法」的代表人物，一對廣東師生改寫了中國近代史。
當時，梁啓超已是「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的「科舉神童」，正在廣東最高學府學海堂就讀，高材生無疑(「四季大考皆第一」)。他與同學陳千秋一起，好奇地去拜見剛自京師失望而歸的康有為。萬沒想到，康有為博引中西，盡數舊教育的積弊，並將舉人梁啓超的學問批為「數百年無用舊學」，又提出維新變革、經世致用等理論，「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這讓梁啓超感覺如同「冷水澆背、當頭一棒」。沒過多久，他竟從學海堂退學了——以舉人之科名，心悅誠服地拜在位列監生的康有為門下，令外界譁然!
康有為何許人也?這位曾受業於九江大儒朱次琦門下的廣東讀書人，雖於1888年考舉人不中，卻因敢向光緒皇帝上萬言書、主張變法而聲名大噪。19世紀晚期，他在遊歷香港、上海時瀏覽西學，後受四川學者廖平的著作啟發，在今文經學中找到了「託古改制」的因子，正在逐步構建自己改良主義的維新理論體系，熱切地尋找追隨者。
康有為在廣州辦學的痕跡，今天只存位於中山四路長興裡3號「邱氏書室」一處(目前作為萬木草堂陳列館向公眾開放)。1891年，他租下這座距離廣府學宮、廣東貢院都很近的「學位房」，用「長興學舍」之名講學。
兩年後學生日增，搬到廣府學宮裡的仰高祠，康有為才正式將其命名為「萬木草堂」，一直到「百日維新」失敗後被查封，這所被後人統稱為「萬木草堂」的學堂只存在了八年多。但它與清末的維新變法息息相關，「脫前人之窠臼，開獨得之新理」，得以長留史冊。
以書傳道
師生合力編書，本是傳統書院的慣例。而在萬木草堂，這種合作除了砥礪學術，更帶有變革社會的雄心。正是在邱氏書屋辦學期間，康有為率陳千秋、梁啓超等人編寫《新學偽經考》，視全部古文經為偽造，將原本非正統的今文經學推向極端，意在為維新變法提供支點：獨立思考，重估經典。
接下來的《孔子改制考》和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啓超更用「火山大噴火」和「大地震」來形容其在晚清思想界鬧出的動靜。康有為潛回中國傳統學術的內部，去尋找改造當代中國的源頭。對於從深厚舊學土壤上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而言，這要比純以西學理念去闡釋更為得宜。
萬木草堂存續的八年多，生徒日眾，其思想「地震波」也由嶺南傳至全國。隨著康有為、梁啓超北上應試時繼續上書清帝、策動「公車上書」運動，康門諸子去往北京、上海、日本等地持續辦報紙、辦學會、辦學校，成為維新變法的中堅力量，這所嶺南學堂的輻射力更是與日俱增。各地名重一時的近代報刊，如《萬國公報》《中外紀聞》《時務報》《強學報》《中外公報》等，都有梁啓超、麥孟華、徐勤、何樹齡、康廣仁等人作主持和撰稿。
1897年，梁啓超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延聘韓文舉、歐榘甲等萬木草堂弟子任分教習，按照「母校」學制來培養湖湘的進步維新力量，其中第一級裡年齡最小的蔡鍔，後來成為護國反袁的主將。
與康有為相交深厚的維新人士張元濟曾題詩：「南洲講學開新派，萬木森森一草堂。誰識書生能報國，晚清人物數康梁。」是為這所嶺南學堂最好的概括。
周恩來錄《梁任公先生演說記》手稿
學制開新
梁啓超曾列表詳述康有為定下的學規，可知萬木草堂的學科分「文字之學」「經世之學」「考據之學」和「義理之學」四大類。除了傳統學問，還設有外國語言文字學、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格致學、數學、地理學等新學內容。江南製造局出版的關於聲、光、化、電等科學譯述百數十種，都收在萬木草堂的「書藏」(圖書館)中，可資閱覽。
康有為講學不設書本，講座上只擺放茶壺茶杯，別無他物。「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並引歐美事例以做比較證明。」梁啟勳等弟子們最感興趣的是先生所講「學術源流」，他常一講就是四五個鐘頭。
萬木草堂確實是所「新潮」的學堂，它首倡「德智體」全面發展，開體育、音樂和舞蹈諸課程。康有為專門指定的「幹城科學長」，負責帶領同學每隔一天做一次體操。這裡沒有考試制度，先生只通過札記簿來考查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生們聽講、讀書，都要把心得、體會和提問寫在「功課簿」上，半月一交。無論長短，康有為都以長篇批答。
學脈交融
多年之後，梁啓超在《南海先生七十壽言》一文中，曾憶起求學時師生樂遊的情形：「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學海堂、菊坡精舍、紅棉草堂、鎮海樓一帶，其無萬木草堂師弟蹤跡者蓋寡。」這既是對當年的具體回憶，也似乎象徵著嶺南學術脈流交匯融合的氣象。
阮元開學海堂，冀以乾嘉樸學扭轉廣東心學的末流之弊，有一代大儒陳澧出;與陳澧齊名的九江先生朱次琦，因尚陸王心學，虛學海堂「學長」之位二十餘年而不就;康有為終生服膺朱次琦「激厲氣節」的教旨，卻還是從他門下「故紙堆」中出走，追求更經世致用的新學問;梁啓超捨棄學海堂考據訓詁之學，到萬木草堂接受最早的中西通識教育，可晚年又一面繼續以言論啟迪新民、改造國民性，一面回到書齋梳理清代學術史，學海堂的樸學功底重又伸張……
每一個時期，嶺南的學術版圖都呈現出豐富交錯的面貌，有因時而動的大潮、先行者，也有守先待後的「小眾」、伏筆。既流質多變，也是活力四射，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不斷提振的南粵文化面貌，並終以對社會變革的卓越介入，為近代廣東創造了輝煌。
南開演講過去七年多，1924年9月，年輕的共產黨人周恩來踏上梁啓超曾經求學的土地。不知當年梁先生演講中那句「至若國處飄搖欲倒之境，所恃者厥惟青年」，是否還迴響在他耳畔?到廣州去，到長洲去，黃埔軍校正等待周恩來大顯身手。
歷史滾滾前行，嶺南這片水土，又將培育出另一所足以撼動中國社會進程的新興學校了。
康有為1895年中進士後，在故居老屋前立過一對石質旗杆夾，至今猶存
延伸
「史學二陳」之陳垣
陳垣(1880-1971)，字援庵，室(書屋)名勵耘，廣東省新會縣石頭村人。他的家鄉到梁啓超出生的茶坑村距離不過20多公裡。
陳垣雖自幼好學，卻無明顯的師承，基本是靠自學闖出一條深廣的治學途徑。陳垣出身於新會的藥商家庭，十多歲時偶然讀到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進而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門徑，走入學海。陳垣這種重視目錄學修養、涉獵典籍而後有所專精的路數，與前代嶺南通儒陳澧所倡導的讀書法遙相呼應。他畢生所從事的目錄、版本、校勘、輯佚、避諱、辨偽等考據之學，亦近清代乾嘉樸學之道，而又取得了學術近代化背景下的新發展。
陳垣的青年時代在廣州度過，深受孫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影響，參與創辦《時事畫報》《震旦日報》等報刊，積極宣傳反清。
1912年移居北京後，陳垣曾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後因政局混亂轉而潛心於歷史研究和教育工作。陳垣歷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教授，曾長期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他一生對宗教史、歷史文獻學及元史用力最多，著作宏富，成就斐然，還創始了史源學、史諱學等，與陳寅恪先生並稱為「史學二陳」，受到國內外學者推重。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陳垣的主要專著有《釋氏疑年錄》《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元也裡可溫考》《南宋初河北新大道教考》《元西域人華化考》《史諱舉例》《校勘學釋例》《舊五代史輯本發復》《通鑑胡注表微》等。
訪談
廣東學術變化影響社會轉型
萬木草堂及康梁思想對晚清變法有獨特作用
李吉奎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
羊城晚報：康、梁這樣其命維新、震動朝野的志士知識分子，為何會出在遠離京師或江浙等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廣東?
李吉奎：廣東雖然遠離中原，文化學術在清中葉以前相對落後。但它得風氣之先，除了傳教士來華、一口通商、十三行買辦群體的形成等因素，還有跟澳門、香港的交流以及海舶、人員的往來，都不斷給嶺南社會帶來新的氣息、新的器物。民間開放比較早，民眾有開拓性也有包容性，所以，先進的科學、思想理念能夠在廣東先被普遍接受。
廣東學術、文化從清中葉開始發力，受益於阮元、張之洞這類官員的作為。在19世紀前期到中晚期，阮元、張之洞等人不僅起用、引進了大批省內外人才，提速外省籍士人入籍的進程，而且進一步培育了嶺南本地的文教事業，有利於社會發展，提升了學術、文化、科技水平，使廣東在學術文化方面由邊沿進入中央視野。廣東的變化，對整個國家的社會轉型、思潮興起，都有很大影響。當這些條件具備之後，康有為、梁啓超這樣的「維新派」以及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廣東應運而生，也就不奇怪了。
羊城晚報：如何理解萬木草堂這所書院式的辦學機構，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意義?
李吉奎：萬木草堂的出現，對晚清變法有獨特作用。它的面目已不是傳統書院了，康有為在教學中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初步的中西兼具的知識結構，以孔學、佛學、宋明理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從思想理論到人才儲備，萬木草堂都為後來的「戊戌變法」做了準備。
康梁師徒先後編纂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力圖為近代的變法改制找到理論根據和思想解放的武器。此舉如同在平靜的水面投下一個大石頭，引起巨大震動，讓全國知道廣東有這麼一群人，在做「非聖不法」的事。後來，康有為的弟子們還將萬木草堂的辦學形式帶到湖南、乃至日本。
羊城晚報：為何康、梁會在近代中國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李吉奎：康有為、梁啓超既是著書立說的理論家，又是重要的社會活動家，是晚清變法維新的領袖式人物，當時許多大事都與他們有關。他們不僅親身參與變法，而且都有一定的「教育情結」，注重啟迪民智、培養人才，其言行具有極強的輻射力。但進入民國之後，康有為仍主張「虛君共和」、搞復闢，成了清朝遺老，政治上已沒有正面作為;而梁啓超則仍然關心國是，參與了捍衛共和的護國運動，在辦報、講學、著述方面都多有可觀。他以一支凌雲健筆，啟迪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因此在新文化運動之前，梁啓超亦是中國文壇一座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