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笨
2008年，譚盾和 Google/YouTube 搞了一個活動，他將自己創作的音樂作品《第一網絡交響樂：英雄》放到了網上，全世界任何喜歡音樂的人都可以上傳用自己的方式演繹的這部作品，組成一個『YouTube 網絡交響樂團』，最後這個「巨大的」交響樂團吸引到了超過200萬人參與。
Google 當時找到譚盾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需要一位能夠跨越語言的國界、連接古典和現代的作曲家。譚盾在作品裡創造性地引入了古典音樂的經典風格和元素，比如貝多芬著名的《英雄交響曲》，在他的心裡，每個普通人都是英雄。
後來譚盾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採訪的時候回憶起這件事，他記憶最深的就是那種跨越世界的聯結，「你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空間、任何地域跟任何你想溝通的人排練、合奏。」
那時候譚盾大概想不到，12年後他會重現這樣的一場「連線演出」，只不過這一次是同步的。4月12日，譚盾協同武漢、上海、紐約三地、來自15國的19位藝術家，通過5G網絡和六塊屏幕直播了全新作品《武漢十二鑼》中國首演。
《武漢十二鑼》是疫情期間譚盾在紐約飛往布魯塞爾的飛機上創作的一部交響樂，他有很多朋友在武漢，聽著飛機發動機的轟鳴，心裡想著他們，旋律從筆尖一氣呵成就出來了。
作品的核心是鑼聲，全世界最好的鑼就是武漢生產的，武漢銅鑼本身就是一件國際化的樂器，每一支世界知名的交響樂團中都少不了武漢銅鑼的身影，通過那些交響樂團，通過「從貝多芬到馬勒的音樂」，鑼聲與整個世界都緊密相連。
《武漢十二鑼》中的部分旋律來自譚盾從武漢博物館收集到的《楚頌》。譚盾是湖南人，一直著迷於楚文化，清朝人稱讚《楚頌》，說「風流人去一千年」，而這段旋律已經流傳了超過2400年。
譚盾已經是國際公認、享譽中西的音樂大師，但在創作中，他始終把自己看成一個普通人，去感悟生活，探索人性，「希望人們可以在音樂裡，找到精神的良藥。」
滄海桑田，音樂和人性不變。
譚盾說過，湖南人很複雜，「既鬼氣又浪蕩，既浪漫又高尚，既理想又現實。」
譚盾出生在長沙郊區一個叫絲茅衝的村莊，那是一種飄蕩著白色茸毛的植物的名字。每天清晨譚盾伴隨著哀樂聲醒來，因為那時候絲茅衝是去世的老人埋骨的地方。
道場樂師正是「鬼氣」的象徵。五歲那年譚盾跟著一段流動的音樂走到了山腳下，一個道場樂師領著幾百口棺材組成的隊伍，那是譚盾對音樂最初的印象，他下決心要當一個道場樂師。
很多年他把那段記憶浪漫化地形容為浪與河流，「這個浪是融匯東西、貫穿世界、流暢歷史的一條聲音的河流。」
道場樂師會很多種技能，吹拉彈唱就是其中之一，楚文化自古就有通過優美的音樂，完成與天、地、人溝通的傳統，在年幼的譚盾心中，道場樂師甚至能「看到風、和鳥對話」。但譚盾家裡窮，他只能拉少了一根弦的小提琴，因為一根弦的錢就夠買三四十根油條了，父母捨不得。
1973年的一天，譚盾正在田裡插秧，那時候他拉的都是湖南當地的民樂，但高音喇叭裡突然傳出了一種他從未聽過的音樂，廣播員說是美國費城交響樂團跟隨尼克森總統訪華，他們演奏的是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交響樂像一道銀色的光芒，發出的是一種未來的聲音。」
未來的聲音，這成為了譚盾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註解。譚盾突然心動了，他想寫交響樂，他要當交響樂的指揮，但身邊的農民潑他的冷水，「費城太遠了，你這輩子就在鄉下了。」
費城的確很遠，譚盾一走就是整整20年。1993年已經在紐約小有名氣的譚盾收到了一份指揮邀請，他打開一看，正是費城交響樂團的邀請。
等他真的站到卡內基音樂廳的指揮臺上，費城交響樂團就在面前時，指揮棒卻怎麼也下不去，他覺得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團員問他出了什麼事，他講出了他和費城交響樂團的那段淵源，而他面前一半的樂手當年曾經就到過中國。
「那正是命運在敲門」，譚盾很信奉這句話。
譚盾是著名的中央音樂學院1978班的學生。1986年他去了紐約，那時候的紐約是世界之都，是夢想者和藝術家的樂園。和譚盾一起到紐約的有很多中國藝術家，陳凱歌、顧長衛、陳逸飛、張藝謀、馮小剛等等。
他們的日子過得很苦，譚盾就在街上拉小提琴賣藝，中秋節的時候他們坐在中國城一個廢舊倉庫的房頂，把天上的月亮想像成月餅，一人吃一口。
一起的還有李安。李安一直和譚盾聊音樂，譚盾形容自己是「下層街頭流浪的中國阿炳」，李安則是「在街頭流浪的中國阿炳」，後來李安想做一部武俠片，他想探索「俠」內心深處的空間到底有多大，他會和譚盾聊如何用音樂表達這個空間，有時候從下午聊到晚上，連燈都忘了開。
這部武俠片就是《臥虎藏龍》。譚盾和李安想要尋找的不是傳統港臺武術片那種外表的音效，而是內心深處的撞擊，京劇裡的打擊樂是再合適不過的了。譚盾還把馬友友拉了進來，他要用馬友友的大提琴當音樂的那根脊梁骨。
李安最初的設想是用胡琴，但譚盾覺得東方和西方的交流一定要在一個美學、哲學和文化的平臺上，「不能只是一個 exotic，一個異國情調的展現而已。」
東方的文化向西方傳播，背後博大的精神更重要。
譚盾在很多的採訪中都說過，在《臥虎藏龍》的創作過程中，他曾經達到過某種「入定」的狀態，同事離開辦公室一夜他卻渾然不覺。後來譚盾告訴李安，作曲作到第二十七段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這個片子可能會成功。
譚盾的感覺沒有錯。《臥虎藏龍》在第73屆奧斯卡上拿到了4項大獎，其中就包括譚盾的最佳原創配樂，按照規定，每個獲獎者的感言不能超過45秒，譚盾掐準了時間，他說，「我夢想看到的音樂超越國界，今晚和你們在一起，我感到界限已經消失了，《臥虎藏龍》超越了東西方、浪漫和動作戲、高雅和流行的界限。」
譚盾一直記得，在拍《臥虎藏龍》的時候，李安悄悄跟他說，「你可不可以用音樂告訴觀眾，他們兩個人相愛了，但我不能說，我說了人家會恨死我的。」有些視覺語言不能傳達出的意味，聽覺語言反而可以，譚盾把這個形容成，「音樂，就是形斷意不斷」。
後來譚盾接連和張藝謀、馮小剛合作了《英雄》、《夜宴》兩部電影，組成了他個人的《武俠三部曲》。《英雄》裡他和著名小提琴家伊扎克·帕爾曼合作，把那把價值幾百萬美元的小提琴調低了一個八度，奏出了蒙古長調的意味；《夜宴》裡他讓郎朗在鋼琴的最低音區敲擊，表現出了類似重金屬的音樂。
《武俠三部曲》是譚盾最為大眾所熟知的作品，也是他用中國傳統文化溝通世界的集中體現。所謂的融匯中西，並不是簡單的運動幾個中式曲風，加入一些傳統樂器，而是要將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普世的精神內核搭配上西方人最熟悉的音樂形式。
在這方面譚盾從不掩飾自己的野心，他曾經說過，「再過一百年，如果古典音樂還沒有中國學派，如果世界音樂史還沒有談中國音樂的美學，我覺得作為一個音樂家來說，是非常恥辱的。」
對很多人來說，譚盾已經做到了。2018年許知遠採訪了大提琴王健，他們討論中國的古典音樂有沒有可能反過來引領西方，形成新的規範，王健說，「我覺得譚盾真的已經做到了，他已經是一個新的理念了，他用中國的元素，西方的作曲手法，加上現代的三維理念，他創作出了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很多年前央視做了一期節目，找來了譚盾、郎朗和指揮家餘隆，主持人問了他們三個人同一個問題：你們覺得最大的財富是什麼？郎朗年紀最小，他說是年輕，年輕就是財富；餘隆最愛他的女兒，他說我的女兒是我最大的財富，輪到譚盾，他說，「最大的財富是人類的想像力。」
對於譚盾來說，想像力就來自於大自然，能夠聽見大自然裡的一切聲音都是想像力的體現。譚盾出生在瀏陽河邊，瀏陽河九道灣，他家在七道半那個地方，平日裡婦女們在河裡洗米、洗菜、洗衣，三四歲的譚盾一邊玩水一邊聽著那些聲音，想像著它們組成了一種自然有機的交響樂。
現在網上還能找到一段1997年譚盾回到湖南鳳凰採風的視頻，他坐在一艘小船上，模仿著岸邊婦女用木棒捶打衣服的聲音，打出了一段節奏，「你聽這像不像爵士樂」。
這些聲音在日後成了譚盾創作《水樂》的靈感，譚盾很喜歡李白的一句詩，「大音自成曲，但奏無弦琴。」在他的心裡，水聲是比小提琴、二胡甚至所有樂器都好聽的聲音。
藝術創作一旦面對天地，最泥土的東西也可以成為最典雅、最值得傳承的東西。
在更早的1981年，譚盾回湖南老家探親，在湘西遇到了一個老人，老人可以用幾塊石頭就奏出複雜的音樂，奏完樂後石頭灑在地上，還能排列出《易經》裡的卦象。
很多年以後，譚盾創作了一部叫《地圖》的音樂。在早期的人類部落裡，並沒有地圖的概念，人們是通過聲音辨明自己的所屬。他想到了那個老人，但他回到湘西尋找時，卻發現老人已經過世，石頭音樂終究也沒有流傳下來。
他決定復原這種音樂。《地圖》中有一段叫「石鼓」，他用自己在全世界收集來的形狀各異的石頭，發出各式各樣的聲響，那些石頭也會組成各種卦象的圖案，他迫切地想知道，「死去的人可不可以找回來。」
《地圖》的第五章「飛歌」裡，譚盾錄下了一個苗族姑娘龍先娥的聲音，苗族的情歌是唱給山那邊的心上人聽的，但如果是唱給地球那邊的人聽會怎麼樣？譚盾決定把這些聲音記錄下，即便百年之後所有人都不在了，未來的人依然可以和龍先娥「對話」。
譚盾這樣總結自己這些依託於自然的創作：「其實我每次做的東西都跟一個正在消失的藝術、文化、民族的聲音有關。」
譚盾最感動的一次創作，恰恰就和滋養他的楚文化有關。他在內心裡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楚人，走得越遠他就越覺得，世界其實絲茅衝那個小村莊，他從來沒有從那裡走出來。
有一年在臺北，深夜裡譚盾去了一趟誠品書店，他從書架上隨手抽出了一本書，那本書寫的是「女書」。女書是世界上僅存的一種女性文字，只流傳在湖南江永。
書裡寫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一群女人跑到北京要去見毛主席，但她們說的話很怪異，沒有人能聽懂，警察就把她們當成了精神病，後來才知道她們所說的就是女書。
從臺北回來譚盾就去了江永，女書是一種說唱的語言，譚盾不想陷入語言學家有關女書起源的爭論，他聽到的是其中的聲音、旋律和節奏。很多會女書的老人受過迫害，她們面對外人非常謹慎，譚盾就不斷地用真心打動她們，從而能夠記錄下她們的音樂。
女書也是一門正在消亡的語言。譚盾第一次到江永的時候還有十幾位熟練掌握女書，可是五年之後當《女書》正式完成，這個數字已經減少到了個位數，做音樂的那些年他就是在和時間賽跑。
譚盾把這個過程稱為「聽音尋路」，他聽著她們的聲音，去尋找一條通往女性內心的秘密通道。《女書》講述了女性的一生，最後一章叫活在夢裡，下午5點的時候，村裡的女性都來祠堂口的水塘洗衣服，她們用女書交流，每個人都特別高興，就像在夢裡，但現實之中她們一生都遭遇了許多苦難，是充滿了眼淚的。
譚盾永遠記得那個祠堂，「我看那個祠堂已經不是祠堂了，它是一個眼淚的鼓，它可以敲響眼淚的搖滾。」
如果說過去的譚盾只是在找尋自己生命體驗裡那些正在消失的東西，那現在他已經開始為我們的民族找尋根和信仰。
過去兩年譚盾投入到了《慈悲頌》的創作，這是他為敦煌莫高窟創作的一部作品。五年之間他15次前往敦煌，還走訪大英博物館、巴黎博物館、奈良博物館等，尋訪散落海外的敦煌藏品，力圖還原失傳樂器的樣貌和聲音，因為他相信「中國的傳統文化很有著極強的感召力」。
敦煌很遙遠，在去過很多次之後，譚盾突然意識到敦煌的存在就和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一樣，「我們希望把心靈深處最最寶貴的東西留存在最不受打擾的地方，可以像一棵樹一樣，像一個跟一樣，讓祖祖輩輩的人可以尋到根，摸到祖。」
2018年在德國德勒斯登藝術節首演《慈悲頌》時，譚盾很緊張，他擔心聽眾接受不了這種把繪畫轉化成聲音的嘗試，已經做好「被人扔西紅柿和雞蛋」的準備，但當最後一個音落下，全場起立歡呼，譚盾知道這件事做成了。
譚盾把《慈悲頌》看作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作品，10年前他就說中國應給世界提供一個哲學平臺，10年後《慈悲頌》裡那種對慈悲善良的信仰似乎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而這個答案是用他自己的方式給出的。
就像當年在美國求學時，有老師問過譚盾你的信仰是什麼，譚盾的回答是：「我的信仰是音樂。」
三聯·中讀在採訪譚盾時，描述過譚盾上海工作室裡掛著的兩幅圖，一張是圓一張是十字，那是根據他的音樂作品《復活之旅》所繪製的，其中一幅上面用英文寫著：「從來不會有開始，也不會有結束，只有繼續。」
這句話就是譚盾人生的映照。譚盾成長的經歷其實就是中國敞開雙臂，擁抱世界的一個最好的範本，他出身鄉土，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奔赴美國求學，在西方的文化語境裡用兼容東西的方式獲得了成功，此後他回歸中國的自然和鄉土文化，而在香港回歸、北京奧運會、一帶一路建設這一系列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中也從未缺席。
1997年他受邀為香港回歸晚會序曲作曲，他選擇用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乙編鐘負載香港回歸這一重大主題，曾侯乙編鐘既是楚文化的象徵，又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象徵。
在譚盾心裡，編鐘是一個能把過去、現在、未來聯繫起來的載體。他花了整整一年，創作了一部總長55分鐘的交響樂，全曲分天、地、人三個樂章，他說過：「我真是幸運，能通過編鐘之聲把海內外的同胞的心連在一起。」
就像這一次，譚盾選擇用《武漢十二鑼》致敬疫情中的逆行者和每一位積極生活的中國人。當年為了創作香港回歸晚會的音樂，譚盾曾經在武漢待了很久，他對武漢的編鐘、武漢的鑼乃至整個的古代楚文化，都有著深厚的感情。這一次他不光用上了武漢銅鑼，《武漢十二鑼》的開頭也使用了他非常熟悉的編鐘來進行演奏。
2月15日《武漢十二鑼》在比利時安特衛普伊莉莎白音樂廳完成了首演，現場的12面武漢銅鑼全部由比利時各大交響樂團友情提供，在現場組成了一道讓觀眾沉浸其中的「環繞立體鑼聲」。
之所以選擇十二這個數字，譚盾也是精心考慮過的。十二象徵著12月份、12時辰、12生肖等等，在譚盾的心裡12就是中華文化的密碼，他要用這12面鑼「將全世界的心都揪在一起」。
因為疫情的原因，譚盾沒有了樂隊，沒有了合唱團，但限制同樣也是靈感的源泉，最終6面鑼在雲舞臺上，6面鑼在中國的實景舞臺上，譚盾用網絡連線的方式完成了這場特殊的演出。
早在比利時首演的當晚，譚盾就表示他一定要把《武漢十二鑼》這座聲音的紀念碑帶回國，帶給他有著深厚感情的武漢父老鄉親。
並且相比於在比利時首演的版本，在國內的這場武漢、上海、紐約3地5G雲首演中他還增加了武漢銅鑼和弦樂的數量，樂師敲擊鑼面的方式「如祭祀舞蹈，如鬼魅」，同時又加入了二胡、女高音，組成一首大氣雄渾的雅樂，鏜鏜的鑼聲和「天長地久 萬物和兮 天地與我 大焉為一」的吟唱，扣動著每個人的心弦。
在接受採訪時譚盾說：「3地5G是科技，讓它跟靈魂擁抱，跟傳統擁抱。我希望通過這部作品為世界祈禱，希望所有人能積極樂觀、善待彼此，一切能儘快恢復正常，也願它能給大家帶來內心的平靜。」
很多年前，美國先鋒派古典音樂作曲家約翰·凱奇曾經評價譚盾說：譚盾的音樂是那些我們置身其中，而又久所未聞的自然之聲，在全球面臨疫情這樣一個特殊時刻，身為藝術家的譚盾也從科技和人文的角度，「去發現人類從未聽見卻又近在眼前的心聲。」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武漢十二鑼》雲首演的全國直播正是全新一代別克 GL8 Avenir 艾維亞家族上市的雲首發，別克選擇用實際行動支持了品牌好友譚盾將《武漢十二鑼》帶回中國、帶回武漢的夢想。
譚盾是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來重大歷史時刻的參與者與見證者，他的音樂取中西之所長，在中西方音樂和文化交流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
作為中國 MPV 市場的「現象級」車型，別克 GL8 也見證了中國的商業時代變遷，在植根於中國市場二十多年來，見證並深度參與了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並引入世界領先的產業體系和價值鏈，融合中國文化和主流價值觀的品牌理念，同樣博採中西之所長，譚盾與別克的合作可謂水到渠成。
譚盾選擇在 GL8 Avenir 艾維亞家族上市發布會上雲首演《武漢十二鑼》，既因為二者都共同經歷了中國過去2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又充分展現出了譚盾和別克的人文關懷和現實擔當，是對「天、地、人」關係的理解和哲學思考，也是對別克 GL8 艾維亞「以禮相待」品牌口號最好的詮釋。
7年前譚盾和費城交響樂團在國家大劇院公演《女書》，那時候圍繞著譚盾在音樂上的創新有很多討論，但譚盾很坦然，他並沒有一味強調音樂的未來性，他藉助創新所呼籲的恰恰是古老的傳統，「你就發現沒傳統了，中國以前的禮節、中國的禮貌、中國人講究，怎麼是這樣子？」
該怎麼做呢？「不要在倉庫裡擺著，要在腦子裡擺著，在心裡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