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 學人Scholar
1980年代，北京五道口百貨市場（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文 | 伍國，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第一批「20後」 已經出生，第一批「00後」也進入大學了。曾經經歷過的大學生活，以及當時的校園文化和氛圍也已經沉入還不算太遠的一段當代史。放在今天來看，似乎也有一些追憶的價值，也許可以作為未來的某種原始資料罷。
01 教師對於稍年長的人來說，九十年代初的校園大概總體上是沉寂的。政治的熱忱已然結束，市場的大潮一時又尚未捲來。我們剛剛在《渴望》裡的「悠悠歲月」歌聲中從一群高中生變成了大學生，又被突然放進一個英語的環境裡（學人君按：作者時就讀於北京語言大學英美文學專業）。所有的專業課都用英語講授，一開始幾乎都聽不太懂。專業訓練最初從精讀，快速閱讀，聽寫，用自己的話複述原文開始，過渡到筆譯和口譯。在專業課以外，非專業的有關於法律常識，有現代漢語，有中國革命史，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有國際政治。這些都是按部就班安排的必修課，沒有選修制度。那時沒有「心靈雞湯」 這個詞，也沒有一門課反覆講和人生、友誼、婚戀有關的問題，或許現在的學生更關注這些個人的問題。
1980年代，北大學生食堂老師和學生的關係親切，禮貌，而又保持距離。大學教師的親切、隨意和高中老師的嚴厲當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讓我們感覺受尊重和得到平等對待。分數下來了，老師會寫在小紙條上，只給你一個人，表明很注重隱私。我們和老師之間並沒有過多的接觸。他們上完課就走，並不和我們「打成一片」，我們也沒有多少在課後和老師交往、聚餐的經歷。只有很少的一兩次，全班應邀到了人到中年的法語老師家裡做客。還記得這個女老師閒談間說了這樣一句話：其實啊，婚姻這個事情，別人介紹的，雙方條件都看好了，也沒什麼不好的。這是我的記憶中老師在私下場合發的一點個人小感慨，不過，這樣的話，對於二十出頭的我們，又能聽懂多少呢？
老師們很多都去過國外，但是他們幾乎從不講國外的情況，除了上面這位老師在家裡提到一件小事：在法國有很多溫州人，她就問他們，你們也不懂法語，很不容易啊。然後她接著說，溫州人回答，我們在北京，說話你們不是也聽不懂嗎？老師說著笑了，我聽了也覺得答得很妙。
她還告訴我們，有一個叫盛成的旅法老學者，作家，詩人，最近落葉歸根，定居這裡了。多年後我專門查了一下，才知道這個盛成果然很有名，他多次見過孫中山先生，被譽為「辛亥三童子」之一。在回國定居幾年後，盛成老先生於1996年年底辭世。
上世紀70年代的盛成。讓-皮埃爾·阿涅爾/攝當時的一些中年教師頗有學者的溫潤敦厚之風，還記得一位老師在課堂上笑眯眯地說，「抓豬」（促進生豬養殖）在英譯之前可不能把中文誤解成用手「抓住豬」，此前就有人犯過這個錯誤。可能是由於待遇、住房等等問題，那時的年輕教師似乎普遍不怎麼安心，都希望跳槽到政府部門或者大企業去工作，這在九十年代初期或許是常態，或許這也是他們和我們保持友善的距離，並不「打成一片」 的原因。不過我們並不很在意他們的選擇，甚至不覺得有過於密切的必要。如果他們能找到更心儀、待遇更好的工作，我們也會為他們高興。師生之間總的來說可算是相安無事。
02 外教我們的老師裡外教的比例更高。他們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每個學期都有，水平參差不齊。有一個教口語課的二百斤重美國胖子上課是從來沒有計劃的，就是瞎吹和一些基本的指導。他的愛好是每周去成府路的一家烤鴨店吃一隻烤鴨。他請學生去吃烤鴨，學生吃的部分，先由他向餐館付錢，然後再逐個給他付錢。另一個美國教授學問好些，自稱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教過書，他給我們照合影，衝印出來，也要一人幾毛錢地收費。直到今天我還是懷疑，如果是中國人去另一個和自己國家經濟水平相差很大的地區教書，住著對方提供的免費且提供服務的公寓，可能實在是不好意思一個個地向幾個學生收那點小錢的（我們班只有18個學生）。
美國外教為了方便，在第一個學期就給我們每個人取了英文名字，如果我們不接受，可以換，或者自己取。但是，一個斯裡蘭卡裔加拿大外教對此堅決反對。他認為，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給中國學生取英文名字是一種不尊重，所以他堅持按照我們名字的拼音來點名，哪怕錯得令人發笑，糾正以後也堅持。他教英美報刊選讀，上課非常投入，經常汗流浹背。他在取名上對於權力關係的批判反思精神，尤其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自己在美國的日常生活，工作，以及英文的研究、發表、出版中，也徹底放棄了曾經有過的英文名字。
有一個教美國文學史的教授是非常專業也認真的，用的教材是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但我們當時的認知水平和這個美國學者的講授可能還是有距離，導致我們課堂有一天非常嘈雜。老教授覺得受到屈辱，氣憤地把書摔了，不肯再講。結果是副系主任來救場，安撫好她，直接替她把那堂課上完了。說來奇怪，中國老師講同樣的內容似乎好懂得多。如今回想起來，還是覺得愧對這位美國老教授。
有一堂課要求每周用英文寫周記，內容自定。有一次，我寫了幼年時對地震的記憶和地震在家庭裡引起的恐慌。教這門課的美國老師作了一段很認真的批註，說她很感動。還有一門課要求每人每周自定題目對全班作英文口頭報告，我記得我介紹了當時發生的一件很著名的、一個美國青年在新加坡因為塗鴉被鞭打屁股的事。
就對英美國情和社會的了解來說，雖然我們使用的是翻印的原版書籍，一冊英國概況，一冊美國概況，但講課的外教很隨意，書的內容也是泛泛而談，可能連現在《孤獨星球》出版的旅遊指南書都不如。那時的學校倒不管過萬聖節的事，甚至還開放禮堂前廳辦萬聖節晚會，很多外教都來了。就對一般的美國文化的了解來說，萬聖節晚會倒有一點貢獻，但也僅此而已。
美國本科生對中國的了解，因為課程設置及其所要求的廣度和深度，閱讀數量，以及對學生自己研究的規定，是遠遠超過我們當時對英美的粗淺知識的。外教潛意識裡絕對沒有把完整和真實的西方告訴我們的動力。我們也沒有機會去追究美國的種族關係，去問在美國男女究竟平不平等，美國青年究竟如何看待基督教，反越戰抗議在美國究竟有怎樣的衝擊……而現在的美國同事中有一名在讀本科的時候，對中國的了解就是通過一系列指定讀物，他特別強調了樂黛雲教授的回憶錄 To The Storm (《朝向風暴》)。另一名同事在本科階段寫過關於孫中山的論文。他們之所以做這些閱讀和研究，完全是因為讀書期間有一些並非自己的專業方向但又有一定深度的課程可供選擇，而一旦進去，哪怕是零背景也必須努力到達一定的高度，否則得不到像樣的分數。這是強制閱讀、分析、寫作的課程設計本身決定了的。
因此我仍然持有這個觀點：就個體而言，美國大學生不比中國大學生更有主動性，更有純粹的求知慾，但是，美國的教學制度——比如主修和輔修的強制結合，通識課的必須，大量深度閱讀為基礎，以討論和研究為方向的方式，及通過教授進行的嚴格實施（以及對教授的嚴格要求）塑造了他們。這也是我對不注重閱讀、不講研究和寫作、只靠老師舌燦蓮花的文科課程教法持反對態度的原因。另外，「外語系」花四年的時間磨練聽說讀寫譯的技能，學習文學和文學史，而不對相關國家的歷史、文化、宗教進行帶研究性質的深入學習和批判思考，也不夠注重初步的理論思維和方法訓練，在設計思路上有一定缺憾。
03 閱讀，電影，旅行文學史和選讀從最古老的英國敘事詩開始一路下來，到華茲華斯、柯勒律治……但完整的長篇小說都是課外讀的。課外閱讀英文原著，似乎是從《愛情的故事》和《簡·愛》這類故事比較熟悉的開始，真正覺得讀出味道，感到喜歡的作品是彌爾頓的長詩《失樂園》和迪金森的詩，以及毛姆的系列短篇小說、長篇小說，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極富童趣，我很愛讀。一些英文編寫的聖經故事也是在這個時期讀到的。有時也讀英譯的其他國家作品，比如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後來個人偏好帶有某種反省的、類似個人心靈史一類的敘事，如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也包括畢業以後才讀到的高行健的《靈山》），或者對人性進行反省的寓言式作品如戈爾丁的《蠅王》。即使到現在，我也保持著讀小說的習慣，前一段時間把鐵凝的早期作品《哦，香雪》讀了兩遍。這真是個既精巧又溫暖的短篇。
當然，讀《廢都》，笑說「此處刪去XX 字」，想著如何填滿方格，也是當時宿舍裡的一點娛樂。當時的教育部長來學校作報告，在報告時也順帶把《廢都》批了一頓，反倒讓我們更感興趣。幾年前，我偶然在國內一所大學聽賈平凹講座，他還提到自己當年如何因為出了《廢都》被輿論抨擊得住院。在我聽講座的時候，他的新書正在開賣，主持講座的老師在演講結束的時候善意地提醒學生，如果沒有買賈老師的書，就不要請賈老師籤名了，因為如今賈老師的書法也是很值錢的。賈平凹的作品，我最喜歡的仍然是早期的商州系列。
學校為了提高學生的聽力，每周有一個下午在一個教室放映美國電影的錄像，我們當時看過的有《與狼共舞》、《小鬼當家》、《變相怪傑》等，在圖書館裡看過中國電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霸王別姬》。學校的禮堂裡會在晚上放映那時公映的國產電影，只要一放我們就會買票去看，印象比較深的有《遭遇激情》、《香魂女》、《永失我愛》。在冬天，校園裡的路燈光穿透周遭的薄霧，我們看完電影一路呼著白氣一路議論著電影走回宿舍。
校外人員來做的講座中，我印象比較深的反倒是和專業無關的，可能因為接觸得少而有新鮮感：李德倫講音樂，鄭曉瑛談女子愛樂樂團。我們曾騎車去看清華大學民樂團的演出，坐學校安排的大巴去中國美術館看1993年的 「法國羅丹藝術大展」；坐公交車，轉地鐵，大概又倒公交，去看人藝的話劇。不過人藝畢竟太遠，而且劇目晚上上演，對我們來說也不方便，因此只看過徐帆主演的《阮玲玉》——那是1994年。那一年暑假還看了李連杰的電影《中南海保鏢》。北外的許國璋教授在1994年的秋季學期仙逝，學校專門派了車讓老師們去參加追悼，想必很多老師是他的學生，但我們的教材都不是他編寫的。
那時可能沒有現在這種風格的「偶像」。「黑豹」和竇唯、張楚、老狼、沈慶……大概就是那時我們很佩服的。曾經和同學專門騎車去看過一次「唐朝」的現場演出，看他們甩著長發吶喊「夢裡回到唐朝」。記得那是在北京體育學院。
北京大柵欄的電影院前貼出美國金髮美女穿上比堅尼泳衣的電影海報圖書館新館落成後，可以自由入庫讀書，每次可以外借五本。同宿舍的舍友經常分享徐志摩和豐子愷的文筆，我記得自己在這段時間仔細地讀了王蒙的小說，印象最深的是他寫新疆的那幾篇，另外把豎排的脂批本《紅樓夢》讀了三遍。當時隱隱覺得，徐志摩也未必是個花花公子一類人物，因為他的一些詩裡，例如《半夜深巷琵琶》，對社會底層的同情是強烈的，還有一首詩寫一個孩子夭折的母親，在雪夜裡把草蓆鋪在墳上，讀了很受觸動，也感覺他的詩並不儘是「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的個人情調。
一個下午，在圖書館的中文現刊閱覽室裡的《小說月報》上偶然讀到餘華的《活著》的時候，一下被吸引住了，讀完以後內心極度震撼，感覺好像從另一個世界裡遊歷了一圈回來。
每年五一、十一的假期，或者暑假，同學們會相約結伴坐著綠皮火車去旅遊。我去過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恆山懸空寺，去北戴河看過海上日出，在內蒙古，為了看草原搭過順路的卡車。有的同學去爬泰山。在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旅遊也並沒有什麼難度，到了目的地，找個旅館，買張地圖，打聽如何坐車就行了。1992年的大學第一個寒假，父親去四川廣元接我，特地安排我遊廣元、劍閣、梓潼、江油四處，一路探訪棧道關隘，故裡勝跡，可惜沒有留下照片，如今已是天人永隔。
04 五道口從學校步行可到五道口，是我們日常最方便能去到的活動中心。五道口在當時有一家老式的、有售貨員的百貨公司，一個農貿市場，一個新華書店，一個外文書店，還有眾多空間狹小的私人小書店。在這裡可以買一些參考書、英文小說、現代中國散文。我的1993年版《汪曾祺文集》，川端康成小說，王佐良翻譯的英詩都是在五道口買的，還買過王統照，麗尼的散文，也在這裡買過書來對照研讀夏濟安對英語散文的翻譯，另外還在五道口工人俱樂部裡看過一次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讀大學期間在五道口的小書店裡接觸到的文集，如豐子愷、梁實秋、徐志摩、周作人、王統照、梁遇春、廢名、沈從文、汪曾祺……開啟了另一個文字世界。這裡沒有古典傳統名著裡的權鬥和暴力，也沒有左翼文學裡那麼多的政治性。雖然那時並沒有「民國熱」、「民國範」這樣的詞語，但是我們似乎已經多多少少地被他們所影響，然而又不是通過咀嚼名人軼事，而是靠文字本身去感受。這應該歸功於當時的文化出版界，也要感謝那些那些不論自身境遇如何，都用剛剛成型的現代漢語留下了精美篇章的作家。
在1995年的上半年，學院路上北航附近開了一家新的書店，在這裡第一次讀到了裝幀尚十分簡陋的《黃金時代》，但並沒有特別的感覺。我相信那是這本書的第一個版本。在將近二十年以後的發表的一篇英文論文中，我引用和分析了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裡的一段非常有趣的情節。
多年以後回國，曾在萬聖書園的牆上看見大概名為「五道口的前世今生」的圖片展，還特別留意了一下。不僅因為去過太多次，更因為，雖然現在有了那時沒有的地鐵站和購物中心，但那個亂糟糟，城鄉結合，既有書卷氣又有煙火氣，路邊時常賣著烤白薯或者烤羊腿的五道口現在沒有了，連同那些在宿舍裡聽著北京音樂臺的夜晚。
原標題：《伍國：回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大學》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