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津市文物局發掘的河津固鎮宋金瓷窯址獲得2016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入圍項目獎……」1月10日，北京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匯報廳裡，國內考古界大腕雲集，河津固鎮宋金瓷窯址（註：以下簡稱「河津窯」）考古項目負責人王曉毅從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手中接過獎狀。此時的他，激動、感懷，因為，從2016年11月該窯址首次在太原市舉辦考古成果匯報到如今摘得考古界較權威的獎項，僅僅跨了一個元旦。
河津窯之所以能從山西走向北京，甚至走進全國考古人的視線，是因為該項目首次對山西古瓷窯進行系統、科學、完整的發掘，它的「橫空出世」，印證了已經故去的古陶瓷專家馮先銘先生在早年間說的話，「改寫中國陶瓷史，從山西開始。」
A 河津窯填補山西制瓷遺蹟空白
說起瓷器，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景德鎮，那是產瓷「大戶」，而在山西歷史文獻記載上，對於瓷器的描述不多，相比數千年燦爛的華夏文明，瓷器這點事兒在山西黃土地上並不算出彩，大家只知道介休窯、渾源窯、八義窯，但從規模到形制，再到具體的工藝和產銷問題，撲朔迷離……河津固鎮宋金窯址的發現，就顯得分外珍貴——系統、完整地發現了窯爐、作坊、全面反映了該窯址的制瓷產業鏈，出土的瓷器造型獨特，工藝精湛，為全國其他窯口所無。
發現河津窯，純屬巧合。據王曉毅介紹，它們在做永濟蒲州故城考古時，出土了一批細白瓷，胎細釉白，通常這類瓷器會被認為是河北定窯生產，但通過實地考察，蒲州出土的這批東西與定窯白瓷有很大區別。「山西古陶瓷考古的奠基人水既生先生早年曾發表文章提到過，河津也燒造白瓷。」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讓王曉毅找到了突破口，將目光鎖定在了河津境內的古瓷窯址，而擺在山西考古人面前的驚喜也才剛剛開始。
2016年3月12日，考古工作人員在固鎮北澗發現一處窯址，接著在其周邊的灰坑裡發現了比較豐富的細白瓷片，而且能復原十多件器物，細密的胎質，柔白的色澤，在經過了歲月的洗滌之後，依然散發著清新脫俗的氣質，這讓考古人員頗為興奮。考古隊員賈堯說：「山西窯燒制黑瓷和白瓷為盛，白瓷更是彌足珍貴，河津窯出土的白瓷較磁州窯和其他窯口的古瓷有過之而無不及，顯示了較高的燒造水平。」3月20日，發現了一處瓷窯爐，這是燒制黑、醬釉瓷的窯爐；3月27日，制瓷的作坊在固鎮村附近被發掘出來，用來製作瓷胚的工具也隨之浮出水面……越來越多的瓷窯遺蹟，將河津窯的版圖一次次擴大、刷新，讓原本單一的窯址點多元化起來，集結成一個大的區域，越來越多的發掘成果，也向世人展示了這是一個非同一般的地方。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出土數以萬計的瓷片、窯具，以及一定數量的陶器、銅錢、鐵器、骨器等，時代多為宋金時期，以金代遺存為主。
如果說山西介休窯、八義窯、渾源窯展示了山西有過制瓷的歷史，那麼河津窯則充分展現了山西古瓷器成熟完善的製作流程和工藝，其瓷器的品相完全可以與大眾熟知的五大官窯媲美。這樣的輝煌成就理應改寫中國古代陶瓷發展史。深圳文物考古鑑定所所長、著名陶瓷研究學者任志錄先生說：「以前在山西發掘的窯址，只解決了一部分問題，讓大家對山西窯的面貌有了了解，知道這些地方產過瓷器，但這次河津窯的發現使山西窯的面貌更加清晰。」河津窯址的發現、窯爐遺蹟的存在，使得瓷器燒制方法有了呈現；作坊內出土的工具，讓製作工藝得以顯露；出土的大量瓷片，又展示了當時製作手法的高超和精美……這一系列的發現，填補了山西地區沒有相關制瓷遺蹟的空白。
B 昔日河津窯瓷器貿易興盛
我們無法穿越千年，去實地感受河津窯的「壯觀」，但是不難想像那樣的一個場面：固鎮村周邊窯口林立，手工匠人們在作坊裡利用各種工具來制坯，窯廠的漢子們掄著膀子在高溫的窯口燒制瓷器，等待成品出爐，而另一邊，商客往來好不熱鬧。既然有如此興旺的生產基地，那說明這些瓷器的銷路不錯，可是它們是怎樣達到產銷結合的呢？「從河津窯的位置上來看，它在一個渡口附近（禹門口及蒲津渡），這樣就為瓷器的銷售提供了便利。這邊生產好，那邊就能裝船，銷售到省內外。」按照考古隊員孫先徒的介紹，河津窯在宋金時期或許已經做到了產銷一條龍，從出土的瓷片中不難看到，細白瓷的細密和潔白，以及精美的紋飾，顯現出很高的品質，部分瓷器上繪製的圖案也非常精美，高雅的韻味顯出了文人的格調和情趣。相比而言，山西其他窯口所燒制的大多為日常用具，而河津窯已經開始生產具有藝術氣息的用具了。
另外，據相關專家介紹，河南考古所曾經在黃河古道上發現了一艘船，船上裝有細白瓷，但是從目前考古成果上來看，這樣的細白瓷不是河南的，也不是介休窯，很可能是河津窯的。如果聯繫上河津窯附近的渡口來判斷，其生產的瓷器很有可能流通到全國各地。
C 出土瓷器為國內外館藏品找到「根」
河津窯為何如此重要？它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通過其出土的器物和瓷片來看，很多與國內外博物館館藏的藏品相同。一直以來，這些館藏的瓷器珍品都找不到出處所在，而河津窯的考古成果，正好為它們找到了「根」。
在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日本靜嘉堂文庫，分別藏有一個六角形的剔花填黑彩的瓷枕，瓷枕通體白色，在枕頭正面有黑白相間的花紋，其中日本珍藏的瓷枕上，底子是除了黑白花紋外，還有文字，而在河津窯考古過程中，就發現了相同的剔花填黑字文字枕的殘片；在北京故宮博物館內，珍藏有一個圓形瓷枕，通體白色，被稱作珍珠地劃花瓷枕，枕頭正面的上半部分為清雅的花紋圖案，通常下方多為空白，不過故宮珍藏的這個瓷枕下方則留有乾隆皇帝的題詞，在河津窯中，就發現了珍珠地劃花瓷枕的殘片，這在國內任何窯址中都沒有發現過，屬於河津窯獨有的特徵，或許當地生產的某些瓷器，就是進貢到皇宮，為皇帝私人定製的，而乾隆皇帝之所以為其題詞，是因為這件金代的枕頭屬於他私藏的古董，乃心愛之物。
當河津窯發現的瓷片成果初次問世時，國內研究瓷器的頂尖專家秦大樹、郭學雷、王小蒙第一時間趕到山西。捧著這些沉睡千年的瓷片，興奮不已，縈繞他們多年的關於館藏瓷器出處的問題，終於在這一刻得到了解答，它們有可能都出自山西的河津窯。「白底黑花瓷枕的存世量很大，很多地方的博物館都有收藏，具有相同特性的瓷器也曾經在國內不少地方出土，如此推測的話，河津窯的規模不會太小。」省考古所信息資料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高振華說。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所所長王巍說，河津窯固鎮宋金窯址的發現比較重大，國內外許多產品的產地找到了。而且不僅找到了一個窯，也讓大家了解到了窯的形制、工藝等方面，是現代做瓷窯考古的根據。
時光荏苒，昔日的河津窯窯址默默地呈現著千年前的繁盛，那些留下的頗為珍貴的瓷器和殘片，不管「躺在」哪裡，似乎也在此時飽含溫度，講述著曾經的故事。
本報特派北京記者 孫軼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