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十八世紀，是歐洲社會大轉型思想大變革的時代，中國文化的西傳以及由此興起的早期漢學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這場思想變革。德國學者巴耶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是十八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漢學先驅之一。
巴耶爾的第一部關於中國的作品是《中國日食》，發表於1718年，距今將近三百年了。這部書討論的是當時的一個熱門話題，即一千六七百年前中國人觀察到的一次日食，是否與《聖經》中耶穌遇難的一段記載相一致。
聖經《新約全書·路加福音》第23章專門有一節記載「耶穌死的景象」，說：「那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頭變黑了」（《聖經》「新約全書·路加福音」第23章，第120頁）。關於耶穌遇難時太陽無光、大地變黑的問題，自古以來就引起了神甫們喋喋不休的爭論。有說那是一場雷雨的，有說是某種超自然的奇蹟的，有說是日食並稱為「基督日食」的。
當十七世紀耶穌會士接觸到中國歷史和文化時，他們發現中國史書關於日食的記載清楚而又精確，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誕生前2000年。其中有一次日食引起了傳教士們的高度注意，他們通過《通鑑綱目》發現，司馬光《資治通鑑》中有一條記載說，東漢光武帝時期，日食過後，皇帝禁止稱「聖」字：
「光武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帝攜文武百官往觀，不稱聖」。比較中國與西方的歷史紀年，光武帝建武七年正是公元31年。耶穌30歲是在約旦河受施洗約翰的洗禮，接受了聖靈。耶穌在世傳道約有3年。在約公元30年時，由耶利哥城前往耶路撒冷，受到群眾的歡迎。不久就被十二門徒之一的猶大出賣。因此中國這次日食記載與耶穌受難日有暗合的地方。
推論產生了！耶穌會士們對中國人說，你看，在你們古老的史書上已經透露了我們帶來的福音的信息。耶穌會士們又對歐洲人說，中國人曾經是基督的信徒，他們為耶穌的死而難過，規定上書言事「不得稱聖」！聯繫到1625年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和翻譯成西文，人們更加確信上帝早就關懷過中國這個地方，利瑪竇的傳教思想的正確又一次得到了證明。當然也有謹慎一些的傳教士，柏應理（P.Couplet）編譯的《中國歷史紀年》記載了這次日食，該文在收入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時，柏應理作按語說：「這次日食是否就是基督殉難時發生的那次，要由天文學家去確定」。即使如此，歐洲還是有人斷言基督遇難時的天昏地暗就是中國史書上的日食，人們把這次日食乾脆稱為「中國日食」，這也就是巴耶爾的書名的由來。
作為新教徒的巴耶爾是天主教耶穌會士的反對派，他本能地對耶穌會士的附會有反感。他是宗教史方面的專家，其博士論文就是研究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臨終遺言問題，因此他對耶穌遇難時的有關材料相當熟悉，這樣進一步討論耶穌就刑那天黑暗籠罩大地的問題可以說是得心應手。再說，他這時候正在以極大的興趣學習中文，他閱讀米勒的著作，發現他的最後一部手稿就是談「中國日食」，巴耶爾堅信耶穌遇難時的場面不是日食，也就堅信耶穌會士們的宣傳是在誤導，因此，在開展對中文資料的研究以前，他的結論就已經成竹在胸。但是，巴耶爾還是找來了米勒的譯文，提出了這麼一些看法：第一，關於這次日食的記載只是《通鑑》等中國史書同類記載的一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作者也沒有因為它是耶穌受難日而做特別的渲染。第二，聖經中所謂從正午到下午三點（申初時分）有三個小時黑暗無光不可能是日食所致，不可能在地球的任何地方都看到日食；日食也不可能持續三個小時。第三，耶穌死難時的地方正值望月（耶穌望月），在望月的日子是不會發生日食的。
巴耶爾批評耶穌會士沒有完全搞懂中文記載的含義。他懷疑柏應理怎麼可能從浩如煙海的中文裡編出這麼一個《中國歷史紀年》的摘要，因為柏應理自己也承認，他在中文上沒有什麼訓練。巴耶爾仔細研究了米勒對那段中文的翻譯，發現米勒沒有能夠翻譯出「晦」和「癸亥」的含義。巴耶爾找到了「晦」的意思就是指每月的最後一天，但他不知道「癸亥」是什麼意思，並且猜測說大概是指當天正午吧。巴耶爾還發現了米勒在解釋皇帝對日食反應時犯的錯誤，指出「不稱聖」的「聖」並不是指受難的耶穌基督，而是皇帝自己的頭銜。他說：「聖字的意思是指優秀、公正和博學的人，它常被用來指皇帝、諸侯和傑出人物和年高德重的人。如孔子是聖人，據閔明我說，利瑪竇也被稱作聖人」。
由此，巴耶爾否定了《資治通鑑》中有關於耶穌受難的記載。
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歐洲漢學是西方社會大變革時期尋求自我認識、自我詮釋的一個路徑，其思想意義大於學術意義。那些郢書燕說式的研究構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種特殊形態。巴耶爾在解讀《通鑑》原文上的正確結論，與其說是他的「文字訓詁」功夫強於他人，還不如說他先驗的就反感耶穌會士出於傳教目的的牽強附會。（作者：張國剛 單位：清華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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