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Modernity）問題，是文藝復興以來留存於現代西方哲學版圖中的一個經久不衰、但亟待梳論的複雜概念。借用安東尼·吉登斯的話來說，「現代性是一種後傳統的秩序」，它採取了一條將「極端懷疑的原則制度化」的理論模態，既認可所有知識都能以不同呈現方式而存在，又在原則上做好了隨時拋棄任何理論的準備。從學理視角來看，這種「開放與兼容」的特徵，客觀上增加了界定現代性及其基本內涵的困難程度，而這正是誘發各種相關爭論的基本動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當屬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和當代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圍繞「現代性是什麼」而開展的對話與爭辯。
貝爾：現代性的真正問題是信仰問題
作為當代西方批判社會學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貝爾解讀「現代性」的特別之處在於，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領域斷裂」（The disjunction of Realms）的現狀，指出「現代性的真正問題是信仰問題」。
貝爾首先批評了以黑格爾等人為主要代表的德國哲學家所堅信的「社會整體觀」（the monolithic view of society）。他指出，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闡述了「倫理性實體」經由家庭、市民社會，最終「返回並統一到實體性的普遍物及其所致力於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現實性上來」的國家。站在黑格爾哲學立場來看，這一辯證過程遵循的是「精神」實現自身的本體論論調。其最新呈現方式是塔爾克特·帕森斯所主張的「宏大理論」（Grant Theory）。然而，社會整體理論的錯誤根源在於，沒有認識到人類社會「斷裂」的基本事實，認為「每一種文化，每一歷史時期，以及與它們相應的那個社會，都是一個結構嚴密的整體，由某種內部原則束紮成型」。
從《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導論」來看，貝爾的目標是充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現狀：不同領域遵循著不同的運行法則，依照不同的變化節奏朝著不同甚至相反方向而發展，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述自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社會在精神層面上經歷的一種「巨變」。貝爾認為，「界定現代的內容是這樣一種感覺：擁抱變革，超越時空，認可社會與地理的流動性，以及迫不及待準備迎接新事物」。在這個問題上，「除了現代性之外，沒有任何一個詞能對之進行概括」。
那麼，現代性究竟是如何揭示現代社會的轉變的呢？貝爾在《解決現代性與現代主義》中給出了五種描述：現代社會的建構原則不再是某種終極目的，而是由社會成員就基本權利和義務達成一致的社會契約；這直接導致了社會生活運作機制的轉變——從「自然」轉向了「文化」，我們生活在人造的文明世界中；相應地，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不再享有維繫社會的絕對地位；現代社會中存在經濟、政治與文化三個領域間的根本性對立衝突；現代性在思考人類本質的問題上，承認「人類本質的可變動性」。
站在貝爾的社會學視角來看，現代性所描繪的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本質上是一種通過強調「個體主義」而呈現在社會意識層面中的思想變革，「現代性是個體主義，即個體重塑自身的一種努力，為了能夠進行謀劃與選擇，如果有必要的話，那就改造社會」。貝爾發現，現代性通過與傳統社會保持距離，提供了一種面向自由且多元社會的可能性，但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來看，這卻在有效回應人類生存困境之情感疑惑的問題上留下了巨大的「隱患」。現代性開啟之前，宗教一方面以象徵性的「惡魔」口吻，警惕世人，以免踐行任何可能的褻瀆行為，從而維繫著社會的平穩運行；另一方面保持了人類過往的延續性。「宗教通過這兩種功能，鞏固了幾乎歷史上所有的西方文化。」然而，現代性的蒞臨，剔除了宗教的上述作用，使現代人如同歌德筆下的浮士德一般，不斷追求著自我擴張的滿足。現代文化無法滿足人類生存困惑的「超越性」需求，反而將現代人推向了一種無意義的空洞感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性的真正問題就是信仰問題。
基於以上論述，不難理解貝爾何以會把「宗教回歸」作為應對現代性問題的良方，正如其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序言中所坦陳的那樣：「由於宗教接觸到人的意識源泉的最深處，我相信，將有一種意識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個時刻，重新回到對神聖意義的發掘上來。」
哈貝馬斯：現代性是一項尚未完成的事業
哈貝馬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中梳理了「現代性」的概念史，在他看來，「現代性」是一個帶有「歷史痕跡」色彩，用於標識新—舊世界不同的概念，它一方面體現出新世界對未來保有的開放性特徵，另一方面則要求現代人脫離舊社會，對新社會做出理論上的辨識與確證。由此來看，現代性的任務即為現代社會的自我確證提供一種正當性的合法辯護，因此哈貝馬斯將「現代性」視為一項正在推進中的事業，它包含了三個相互交織的環節：審美現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文化現代性（Cultural Modernity）和社會現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
根據這種現代性的概念分析模式，哈貝馬斯注意到，在20世紀中葉的美國和西德理論界中盛傳一種應對現代性的策略：以貝爾、彼得·伯傑（Peter Berger）等人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主張轉向傳統以尋求應對之道。在《美國和西德的新保守文化批判主義：兩種政治文化的理智運動》中，哈貝馬斯敏銳地指出，新保守主義者主要堅守兩種觀點：其一，反對蘇聯的政治制度；其二，基於「精英式的民主權利理論」而堅守「反人民主義」（Antipopulism）。哈貝馬斯在1980年接受「阿多諾獎」的主題講演「現代性：一項尚未完成的事業」中，詳細指出了新保守主義的理論錯誤：新保守主義無法自如應對伴隨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而帶來的某些負面結果，並將之完全歸咎於文化現代性的問題上，這完全誤解了社會現代化與文化現代性之間的關係，「新保守主義者未能揭示造成人們對待工作、消費、成就和消遣態度變化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而是把享樂主義、社會本質的喪失、服從的喪失、自戀主義、從低位和成就競爭中退出等等，通通歸咎於『文化』領域」。事實上，在哈貝馬斯看來，文化對這些問題的解答與回應所發揮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哈貝馬斯看來，雖然貝爾對資本主義社會分裂的描述具備某種程度上的真實性，但我們不能因為當代社會存在著各種由現代性所帶來的問題，就得出現代性早已窮途末路的結論，進而宣稱現代性所裹挾的「信仰危機」只能通過復歸傳統文化或宗教文化的方式才能得到解決。貝爾顯然沒有充分意識到其新保守主義立場中所存在的理論局限性，「將合法性的危機簡單地歸因於這樣一種文化：對傳統習俗、經濟與政治之合理性日常生活的制度投以日益嚴重的敵對態度。這並沒有使文化與社會之間的分離得到解釋」。哈貝馬斯注意到，在研究和反思文化現代性的過程中，貝爾重點分析了19世紀以來的「現代主義」（Modernism）。從藝術視角來看，「現代主義」通過各種藝術想像的創作方式，恰當表達了現代人試圖衝破各種傳統重壓的情感訴求，客觀上體現了現代性的內在要求。然而，貝爾始終受困於其所偏愛的傳統精英生活方式，因而只將研究視角停留在「拒斥傳統成就的規範化的顛覆性力量上，沒有看到如下內容：美學家對善、實用性或真實性的中立化（即對所有美學形式的反抗）只是這種價值領域的一種激進樣式的特殊化和具體化而已」。因此，在哈貝馬斯看來，貝爾對「現代性」的剖析，實質上是一種對「文化」的虛假否定。現代性事業，不是一個「恢復信仰」的宗教問題，而是需要依據18世紀以來啟蒙哲學家所闡述的方案，合理地組織日常社會生活。哈貝馬斯警醒讀者，「只有當我們不再像通常那樣關注藝術本身時，我所說的那種『現代性事業』才能顯出清晰的輪廓」。
值得注意的是，哈貝馬斯對貝爾現代性思想的分析，同樣招致了批判。例如，伊哈布·哈桑在《後現代轉向：後現代理論與文化論文集》中鮮明地指出，哈貝馬斯在解讀現代性問題上，試圖區分「老保守派的前現代主義」「青年保守派的反現代主義」以及「新保守派的後現代主義」的努力完全是徒勞的。然而，真正使哈貝馬斯批判貝爾現代性思想遭到非議的地方在於：他沒有看到貝爾的思想旨趣究竟是什麼，他所期待的那種「合理組織社會生活」的現代性事業並沒有如其所構想的那樣得到有序推進；相反，對現代人而言，更為直觀的感受則是當代西方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各種張力與分裂。可以說，當代人處於一種需要重新反思各種社會關聯的境地。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真正體會到貝爾「現代性」反思的真正價值，即通過藉助以往傳統中的某些形式，探求重新構建人類生存境況的途徑，以此克服「分裂」。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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