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第三極」,第一次青藏科考還得回溯到40年前

2020-12-11 北京日報客戶端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亞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極」,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戰略資源儲備基地,也是亞洲眾多大江大河的發源地。

2017年,我國啟動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去年9月,首期研究成果在拉薩發布,主要涉及青藏高原的最新隆起研究、氣候變暖變溼引起「亞洲水塔」加速液化和失衡、青藏高原變綠背景下的潛在風險、青藏高原天氣氣候效應和大氣研究等。

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將持續5年至10年,目前仍是進行時。而屬於完成時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對很多人來說,似乎有些遙遠了。

我們需要把時光回溯到40多年前。

1973年,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考察隊成立,拉開了對青藏高原進行大規模綜合科學考察的序幕。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統地對青藏高原的科學考察。

正在進行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以揭示環境變化機理、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為科學目標;40多年前開始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則是一次「科學大發現」,是中國第一次用系統的、科學的方式,丈量地球第三極。

中國科考的空白

「到1907年1月為止,我們對行星面上的這部分與對月球背面同樣一無所知。」

這句話被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寫在他的著作《亞洲腹地旅行記》之中。「行星面上的這部分」指的就是青藏高原。

這句話說得有些誇張,很大程度上是斯文·赫定在自誇,凸顯他的成就。不過,他確實有資格這樣說——斯文·赫定是第一個到達西藏的西方人,也是第一個把科學考察的概念帶上青藏高原的人。

斯文·赫定所處的時代,影響人類歷史、改變世界地理認知的「地理大發現」剛剛過去,它的餘波正引發著世界範圍的探險熱潮。

「地理大發現」是指15世紀至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船隊為尋找新的航線和貿易夥伴而遠航世界各大洋。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險家,在這一過程中發現了新大陸、新航線,把各大洲聯繫起來,也勾勒出了真實的世界版圖。

到19世紀的時候,「地理大發現」引發的探險浪潮,變成了「向地圖中的空白點宣戰」,一支支探險隊向著不為人所知的神秘之境挺進。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單槍匹馬的無名之輩,憑藉測繪了一條熱帶雨林中的河流,或標明某個處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間名揚天下。

1893年至1935年期間,斯文·赫定先後四次到達中國西部,調查了帕米爾山脈、塔克拉瑪幹沙漠和博斯騰湖,發現了樓蘭古城,並首次描述了羅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這些成果讓他成為蜚聲世界的探險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達了瑪旁雍錯湖與岡仁波齊峰,填補了地圖上西藏的大片空白。

西藏的探險讓斯文·赫定付出了極大代價。他的隨從先後死去十幾人,牲口則幾乎全軍覆沒,能活著出來的只有十分之一。他對此始終心有餘悸。「那是人和牧群都無法生存的地方,在那裡時刻都感到有如產婦難產之痛苦」,多年以後,斯文·赫定這樣寫道。

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學考察來說,廣袤的青藏高原還有太多空白,那裡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地質學家都沒有真正進入西藏腹地,甚至沒有一位西方科學家到達拉薩。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轉了個圈,只能在達爾果神山向拉薩的方向遙望一下而已。

中國的科學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紀30年代。現代科學在中國初建,中國人開始證明自己的聰明才智同樣能夠攀登科學高峰。這其中,最被後人感念的是兩位獨行俠式的傳奇人物:植物學家劉慎諤和氣象學家徐近之。

劉慎諤從法國學成歸來,擔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學所主任。1932年,他隨著當年的西北考察團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務後,獨自一人取道西崑侖古裡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側,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內。那一年,劉慎諤帶回了兩千多號高原植物標本。

徐近之則是受時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的委派,擔任資源委員會青藏調查員,於1934年隨商隊自青海進藏。途程3個月,徐近之一路觀察氣候,記錄溫度,測量海拔,留下了中國人對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學觀測。他還在拉薩建立了高原上第一個測候所。

與此同時,中山大學組織貢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學家王啟無到西藏察隅縣察瓦龍地區進行植物調查採集,植物學家吳徵鎰在抗戰期間登臨白馬雪山……

地質學家孫健初,在抗日戰爭期間在玉門為祖國找到了第一塊油田,被稱為「中國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孫健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國科學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委託,負責甘肅、青海、寧夏地質調查,成為首批跨越祁連山南北進行地質填圖的先行者。

那時的孫健初不會想到,許多年以後,他的兒子會成為中國青藏高原科考的領軍人,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遠、更久……

喜馬拉雅南麓的墨脫樹蕨

「任務帶學科」

其實,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留學歸來的竺可楨就提議過「組織蒙藏探險團」。他在倡議中寫道:「英俄日窺我蒙藏,探險之士,前後相望。夫以我國之土,彼卻不憚險阻,卒能揭其真相以去。而我以主人翁之資格,反茫然無所知,寧非奇恥。」

在國家積貧積弱的時代,竺可楨的倡議註定無法成為現實。在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時,他委派徐近之進藏籌建高原氣象站,宏大夙願總算栽下了一棵小苗。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僅一個月,中國科學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對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國學者們,「希望早日填補這一區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國初創,一窮二白,百廢待興,還沒有能力開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條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學研究尚無條件全面展開」。

儘管如此,中科院組織的青藏高原考察還是開始了。事實上,新中國實施的綜合考察就開始於西藏。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協議公布之前,為調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狀況,當時的新中國政務院委託中科院組織西藏工作隊。西藏工作隊的目的是「為中央幫助西藏兄弟民族發展經濟文化建設事業提供參考資料」。對於學者們來說,這當然也是一次難得的學術考察機會。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組織,在青藏地區開展的規模較大的考察活動。

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科院西藏工作隊的考察隊員們,分兩批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一起向西藏進發。

西藏工作隊的全部裝備都來自部隊,五十多名來自中央各部、中科院內相關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員、大學教師和學生,都是清一色軍人打扮。他們隨身攜帶的工具只有計步器、氣壓表、羅盤等最基礎的簡陋專業工具。但就是用這些「小米加步槍」的裝備,西藏工作隊完成了東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瑪,北至藏北高原倫坡拉盆地的路線考察,編制了沿途1:50萬路線地質圖和重點礦區圖,編著了《西藏東部地質及礦產調查資料》,並首次進行了青藏高原地層劃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氣象、農業、語言、歷史等科學資料。中國青藏高原科考領軍人孫鴻烈院士評價,這些考察成果「為後來西藏的地質研究與找礦工作奠定了基礎,對促進西藏工礦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而這些成果,其實可以說是西藏工作隊的「附帶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協助地方舉辦培訓班、訓練農業幹部;了解考察區域的農、林、牧業問題,指導建立農作物和園藝試驗場等等。這些實用的、有明確現實指向的任務,他們當然完成得很好,但是與他們本職的科學研究相去甚遠。

在1973年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啟動之前,中科院組織的青藏考察,大多與西藏工作隊的這次考察類似,並非純粹意義的科學考察,科學研究的內容服務於現實的某項任務,「科學搭了任務的車」。

這並非青藏高原考察所獨有。大規模的、綜合性的考察方式,在當時被看作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為了闡明自然資源,充分利用自然資源,推動國民經濟發展。進行長期開發規劃的優越的工作方式」。顯然,這並非純粹科學考察的定義。

1956年「向科學進軍」,中國科學界就提出了「任務帶學科」的口號。同年,中科院成立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專門負責綜合考察的組織和協調。這個機構在中科院的歷史上地位特殊,它曾經一度由中科院和原國家計委雙重領導,既負責組織協調,又從事學術研究,囊括了「任務」和「學科」雙重責任。「任務帶學科」的口號,實際上表達的是中國科學界理論聯繫實際、科學研究為國家建設服務的初衷。

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青藏高原考察來說,「學科」確實是被「任務」帶著走的。最大也最多的「順風車」就是登山運動。

登山科考模式,即登山運動加科學考察,是新中國首創。共和國的兩位元帥常被搭車登山運動的「老青藏」們感念。

第一位,當然是登山科考的首倡者賀龍元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體委主任。

登山科考首開先河是1957年。此前一年,中蘇聯合攀登西崑侖主峰慕士塔格峰成功。中國在慶祝,西方媒體卻在說風涼話:中國人「是被蘇聯人扶上去的」。

誰說中國人不能自己登山?賀龍元帥一手推動了中國登山隊和中國登山協會的創建,決意組織一次中國人獨立的登山活動,目標鎖定貢嘎山。邀請科學工作者參與登山,正是賀龍元帥在這次登山活動前提出的。他說:登山僅僅作為一項體育運動,登上峰頂報導一下就結束了。但有了科學考察的內容呢,就不會有完結,意義又大又長遠。

首登貢嘎山,登山隊犧牲了4名隊員,其中一位是地球物理與氣象觀測專業的北京大學年輕助教丁行友。這項事業一開始就展現了它殘酷的一面。參與這次登山科考的崔之久,撰寫了考察成果《貢嘎山現代冰川初步觀察》,成為中國現代冰川學的第一篇研究論文。

自貢嘎山以後,登山科考成為固定模式。國家體委和中科院這兩個機構在這個領域攜手攀登。每次登山科考,幾乎都是科考人員提供科技助力,登山健將在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代為採集標本、測量數據乃至做實驗。

1968年,我國組織第二次攀登珠峰。科考險些被排除在這次登山之外。聶榮臻接見中科院相關領導,談到珠峰考察時說:「補點(考察)我贊成,要搞就搞好,搞徹底。」於是,中科院科考人員再一次隨隊攀登珠峰,登山科考的模式也得以保持下來。

「避風港」

1961年,孫鴻烈從瀋陽林業土壤研究所完成了研究生學業,調入中科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分配給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進藏。此前一年,西藏綜合科學考察隊成立,孫鴻烈擔任了學術秘書。從此,孫鴻烈結緣青藏高原,迄今已躬耕半個多世紀,是我國青藏研究的靈魂人物。

青藏隊隊員在科考途中(左二為孫鴻烈)。

如果條件允許,孫鴻烈在1961年就能夠沿著父親未竟的足跡,在青藏高原上走得更高、更遠——他的父親,就是發現了中國第一塊油田、第一批翻越祁連山南北完成地質填圖的孫健初。

如果條件允許,中國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可以把開始時間提前十餘年。孫鴻烈參加的西藏綜合科考隊,從1960年就開始了對西藏的考察。

但是,現實沒有給出這樣的可能。

1960年起步的西藏科考「生不逢時」。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全國經濟困難,西藏科考尚未完成野外考察就已經無力支撐。1962年又爆發了對印自衛反擊戰,西藏科考不得不中途夭折。學者們只是結合國家需要,在局部地區開展了部分工作。

而且,那次考察的目的在科考隊中就有分歧,孫鴻烈覺得青藏高原研究還近乎空白,首先要調查積累基礎資料,研究它的自然規律。而當時的主要思想是把考察定位在應用,查明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以開墾,有哪些礦產可以開發之類。孫鴻烈帶領的小組研究垂直地帶分布規律,竟被批評「路線錯誤」。

幸而,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兼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主任的竺可楨,化解了孫鴻烈心中的塊壘。竺可楨特意聽取了他的匯報,反覆問詢、關注的,正是孫鴻烈收集的基礎數據。可惜天不假年,1973年,我國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啟動,一年後,竺可楨逝世,未能看到青藏科考的成果,完成夙願。不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竺可楨野外工作獎」,第一屆就授予了青藏隊。

「十二年遠景規劃」中的青藏科考沒能完成,但中國科學家們探索青藏高原的願望並未泯滅。他們在等待著登上青藏高原的機會。孫鴻烈也沒有想到,這個機會他一等就是十年。

「文革」爆發後,集中了中國科考專家的「國家隊」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陷入癱瘓,後被併入中科院地理所,業務骨幹大多去了五七幹校。

孫鴻烈被分到了湖北五七幹校,種莊稼、修房子、跑運輸……期間被抽調到青海的一支考察隊,調查宜農荒地資源和草場資源。考察結束,原本要重回幹校,但孫鴻烈接到通知,返回北京,到地理所上班。

能夠重回中科院,無疑令人興奮。孫鴻烈興衝衝地趕回北京。他獲任地理所綜合自然地理室土地組副組長,接到的第一項工作是到蘭州參加珠峰科考總結會。孫鴻烈的專業是土壤,又沒參加過珠峰科考,和珠峰科考總結會本不沾邊兒。但是,就像此前的登山運動帶動著高原科考一樣,這次珠峰科考總結會,給青藏高原科考帶來了最重大的一次機遇。

原來,「文革」中萬馬齊喑多年的基礎科學研究,在1972年獲得了一次轉機。此前不久,林彪反革命集團敗露,周恩來總理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當著名科學家周培源向周總理匯報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的工作,周總理意見很明確:還等什麼!科學研究要在深入實踐的基礎上往高裡提。此後,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提醒要注意基礎科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並提議召開了「文革」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

在科學考察領域,還有什麼比幾乎是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更基礎呢?中科院敏銳地注意到了這次機遇,把青藏高原科考提上了議程。1972年7月召開的珠峰科考總結會,在總結之後,就是研究制定青藏高原綜合科考長遠計劃。

孫鴻烈參加此次會議的任務,是起草《中國科學院1973~1980年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規劃》。

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總結會以「蘭州會議」之名被永遠銘記。「老青藏」們說:青藏隊自此一往無前,蘭州會議上孫鴻烈立了大功。

青藏隊,即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在1972年年底開始著手組建。

青藏隊隊長一職,由延安時期的老幹部冷冰擔任,他同樣擔任過1960年西藏科考隊的隊長。畢竟年齡不饒人,一年後,改由何希吾擔任隊長。孫鴻烈任主管業務的副隊長,青藏隊的實際負責人。

組建青藏隊的消息,在中科院乃至全國相關科研機構引發了不小的衝擊波。「青藏隊是避風港」,很多人這樣說,但遠不止如此,青藏隊更是夢寐以求的實現科學理想的舞臺。一般人視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學家們的心中卻是富麗堂皇的科學寶礦。那些曾在「運動」中顛上拋下、業務上賦閒多年的專家們奔走相告,爭相報名。

名額有限,上過高原的獲得優先權。同樣從五七幹校回來的水文專家章銘陶,報名時才發現,自己最適合的崗位已經有了人——地質所的鄭錫瀾,那是參加過1960年珠峰科考的老將。章銘陶心有不甘,思來想去,找到個新的領域——地熱。青藏隊組隊時,因為規模較小,尚未考慮地熱問題。章銘陶向孫鴻烈請纓,參加青藏隊,搞地熱,填補空白。這個理由足夠充分,章銘陶最終入列。他也真的在青藏高原的地熱考察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用喜馬拉雅地熱帶填補了世界地熱圖的空白。

森林生態學家李文華並非中科院在編人員,本是北京林業大學的講師。「文革」中,北京林業大學被下放到雲南麗江,圖書館藏書堆放在昆明的運輸站,李文華作為留守人員駐站,夥食採買之餘,就趴在書堆上翻書,還在昆明一帶採集了大量標本,就近請教昆明植物所世界級植物學家吳徵鎰。那時吳徵鎰正處在批鬥後被「晾」期,格外有閒也有心去指教他。

得知組建青藏隊的消息,李文華直接找到相知多年的孫鴻烈報名。他本人專業資質優勢明顯,成了首批青藏隊員中為數不多的中科院之外的專家,並擔負森林組組長之責。

吳徵鎰的另一個學生武素功,是首批青藏隊員中最後一個入圍的。其實當時青藏隊已經「滿員」,但是藏東南考查對植物學專業的需求很大,臨行前才倉促加了一個名額。吳徵鎰得到消息,讓武素功搭上了「末班車」。那可真是「末班車」,他直接從昆明到青藏隊的集合地成都報名,見到孫鴻烈後連一杯水都還沒喝完,奔赴青藏高原的汽車就出發了。

吳徵鎰本人,早在抗戰時期就自己考察過白馬雪山。青藏隊組建時,按說該有這位植物學大家的位置,但是他已年近六旬,再加上時處「文革」期間,他曾是批鬥對象,多少還是有些顧忌。不過,吳徵鎰還是參加了1975年之後的兩年青藏科考,並在高原度過了自己的六十大壽。在他身後是他的幾代弟子們:武素功、李文華以及一群學生們。吳徵鎰可以隨口說出上萬種植物的名稱,包括拉丁語學名。多年後回顧這一段經歷,李文華還在說,每採得一個標本,總由吳先生當場口述拉丁學名,學生記錄。那一階段的工作最為準確和權威。

初探藏東南

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隊踏上了川藏線,向高原進發。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對青藏高原的科學考察。

這支隊伍規模並不大,只有四十多名科研人員,遠遠滿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畢竟這是「文革」中斷多年後,科學考察剛剛恢復,孫鴻烈此行帶隊之初就有「練兵」的試探之意。

不過,「練兵」歸「練兵」,青藏隊可沒把第一次進藏當成「演習」,而是「首戰」。

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選在了藏東南,察隅、墨脫、林芝一帶的深谷密林。這片區域位於喜馬拉雅和橫斷山脈的交匯處,地質構造複雜,生物種類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農業、林業區,無論是科學考察還是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都大有文章可做。

青藏隊在林間的宿營地早餐

當然,在首次進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經讓他們領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

時任行政副隊長王震寰,要負責全隊的衣食住行,壓力比誰都大。

從成都到拉薩,2400公裡的川藏公路像一條長長的哈達——這是到過西藏或者心嚮往之的人常打的比方。哈達寓意吉祥美好,不過用它比作當時的川藏公路,就有些理想化了。

川藏公路即著名的進藏大通道318國道,被自駕進藏旅遊的人們視為風景大道。不過,即便是現在,那些開著豪華越野車、身著專業戶外裝備的「驢友」們,也要把318國道當作一次艱難的考驗。更何況是四十多年前。

川藏線沿線風光固然壯美,其險峻程度卻世所罕見。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鑿出來的天險之路,一側是抬頭望不到頂的千仞絕壁,另一側是俯視讓人兩腿發軟的萬丈深淵。山口處無分冬夏,冰雪鋪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經常性的……

有一次進藏,青藏隊剛到通麥,遇到了大塌方,整條川藏線癱瘓,附近的一座兵站擠了數百人。青藏隊也只能在那裡盤桓多日。結果一問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經在兵站住了一個月!

時間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開展科考活動的時間,滿打滿算也就七八個月。青藏隊耗不起。商量之下,孫鴻烈、何希吾、王震寰三個領導幹部去塌方處探路。

三個人互相攙扶著、拉扯著,居然攀爬過了塌方處。汽車是無論如何開不過去了,三個人一商量,分頭走——孫鴻烈和何希吾原路返回,組織科考隊隊員們徒步前進,王震寰繼續前行,搭車去拉薩,聯絡車輛,這才把大家接了過去。

「交通運輸一直是個大問題。」直到現在,回憶起自己參加過的青藏科考,王震寰還這樣感慨。

青藏隊的汽車有兩種,一種是北京吉普,一種是解放牌或躍進牌大卡車。四門的北京吉普那時候是縣團級領導才有的專車,本來是配給青藏隊幹部乘坐的,但吉普車越野性強,跑得快,被青藏隊用來打前站和「斷後」,主要用來聯絡。孫鴻烈和何希吾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車。卡車既拉物資也拉人,多少都經過了些改裝,車廂加了帆布篷,沿車廂板裝了兩排木板座。大家就靠著車廂板相對而坐。川藏線那時候還是砂石路面,一路顛來顛去,塵土飛揚。還沒到拉薩,很多人的大衣後襟都磨爛了。後來大家開玩笑,把乘大卡車說成「坐搖籃」。

小車的車況也不怎麼樣。王震寰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後」,常坐北京吉普車。這種車並不適合高原行駛,跑一個小時水箱就「開鍋」。到這時就要把引擎蓋子打開,等水溫降下來再開。

在青藏高原行車,交通事故時有發生。王震寰就經歷過三次翻車事故,好在都有驚無險。陷車就更是司空見慣了,青藏隊的科技工作者們那時也是熟讀「老三篇」,總愛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隊『挖車不止』。」

從察隅開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達到了「練兵」的目的,更是「首戰」告捷。

3萬多平方公裡的察隅地區,青藏隊足跡所至,幾乎每天都有新發現。

人們習慣把青藏高原想像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區這處「西藏江南」,顛覆了人們的想像,乃至遠遠出乎科考隊員們的預料。

林業專家李文華,早年考察過從大小興安嶺、長白山到西伯利亞綿延數千公裡的泰加林帶,對世界暗針葉林區了如指掌。但對藏東南的植物王國,此前所知僅是西藏林業部門提供的幾頁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區有森林而已。等他走進了察隅地區的森林之中實地調查,才發現這裡的森林量遠超油印材料的幾十倍。

從山谷到山頂,沿途所經歷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極,「就好像有一個望遠鏡,再套一個放大鏡,把整個世界的熱帶、亞熱帶、溫帶、寒帶的植物,全部拉到你眼前來啦。」

動物學家馮祚建,在藏東南的密林中,找到了藏馬雞、白唇鹿、藍喉太陽鳥、馬麝……除了藏北地區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驢等少數幾個物種外,幾乎所有西藏地區的珍禽異獸都有所發現。

但是若論發現物種的數量,動物學家就遠遠比不上昆蟲學家了。黃復生和他的同事張學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後的三年中,累計採集了十幾萬號昆蟲標本,種類以千計,其中二十多個新屬,四百多個新種,作為填補我國空白的一個發現——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區首次發現的。

……

藏東南豐饒的資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僅隊員們信心大增,期待來年再戰,也贏得了中科院的重視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隊收隊後的冬季裡,中科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緊鑼密鼓地落實了三大舉措,其一,青藏隊增員百人;其二,加強後勤保障,在拉薩建立科考基地大本營;其三,從華北某部復員軍人中選招30名汽車兵,作為青藏隊專業駕駛員,保障青藏隊車輛和司機長期穩定。

及至1976年,青藏隊迎來了最大規模的「擴容」,總計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會戰」開始了。

成果「井噴」

1973年到1976年,青藏隊主要的科考活動集中在西藏自治區。孫鴻烈把此次科考定義為「摸清家底、填補空白、定性描述」。四年時間,科考規模不斷擴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豐富。到1976年,青藏隊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噴」來形容。

青藏隊採用的是以拉網式的、滾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萬平方公裡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隊的科考隊員們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魯藏布江2000公裡上溯下行,在喜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攀上攀下,東起橫斷山脈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岡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個藏北高原腹地。

青藏隊特別設立的幹流組,重點考察雅魯藏布江。貫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魯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於喜馬拉雅和岡底斯兩大山脈之間的冰峰雪嶺,東向2057公裡,在東喜馬拉雅一個大拐彎,飛流直下,在巴昔卡流入印度平原。

1973年,青藏隊就考察了雅魯藏布江大拐彎,隨後數年的考察,他們在雅魯藏布大峽谷逐級上溯。到1976年,終於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確認了雅江正源。

考察雅魯藏布江源頭

最早發布雅江源的是斯文·赫定。1907年的那次西藏之行,斯文·赫定由三位當地嚮導陪同,沿著先前測量的上遊諸水系中水勢最大的庫比藏布騎馬上行,直到爬上源頭處海拔4864米的山巔。之後,斯文·赫定滿懷驕傲地宣布:「全部漫遊只花到150馬克!誰不情願這樣便宜地買到發現地球上的一條最著名河流發源地的榮譽呢!」

不過,在斯文·赫定西藏之行後的幾十年間,雅江源究竟是不是庫比藏布一直存在爭論,還有雙源說——庫比藏布、傑馬央宗;三源說,在雙源說之外加上馬攸木藏布。直到69年後,中國的科考工作者來到這裡。

青藏隊幹流組從拉孜縣加加地方向西,進入雅魯藏布江上遊地區,馬泉河河谷。馬泉河河谷的上源:北面的馬攸木藏布、中間的傑馬央宗、南邊的庫比藏布,在桑木張地方匯流成馬泉河。馬攸木藏布是條季節河,當時已經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

青藏隊幹流組分別考察了庫比藏布和傑馬央宗的流量、河長和流域面積,所有的數據都證明,斯文·赫定那次「便宜」的榮譽是個錯誤,傑馬央宗才是雅江正源。

1976年青藏隊收穫最多的成果,來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無人區。

羌塘,在藏語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學名則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體和核心部分,面積足有60萬平方公裡,海拔在4500米以上。這一空曠寂寥的高寒地區極少被人類打擾。19世紀以來,曾有數十位外國人闖入這一地區,其中瑞典科學家斯文·赫定曾三次穿越過它。上世紀三十年代,兩位中國科學家劉慎諤、徐近之分別考察過這一地區的北部和南部。歷史上的考察雖然積累了堪稱寶貴的資料,但畢竟有限,不足以科學地、全面地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個科學上的準空白地區。

在外國探險家的筆下,穿越藏北無人區無異於煉獄之行。對青藏隊來說,藏北無人區科考同樣是最艱苦卓絕的任務。

藏北分隊的32名成員經過了嚴格挑選。除了隨行的攝影師、記者、司機、醫生、無線電臺報務員外,十多位科研人員都是此前和今後青藏隊的骨幹。隊長人選更是反覆掂量,最終確定了王震寰。王震寰幾年來一直是負責青藏隊後勤保障的副隊長,資深「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隊隊長,最被看重的是行伍出身、曾任騎兵團長。

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艱難險阻,已知的危險就包括狼、熊之類的猛獸,還有流竄的土匪、叛亂分子,所以藏北分隊是一個武裝分隊,實行準軍事化管理,王震寰擔任隊長再合適不過。「武裝」可不只是帶著槍裝裝樣子,行前,王震寰領著這些科技工作者到當地部隊去實彈打靶,學習使用武器。幸好,這些武器除了動物學家要製作標本時偶爾使用之外,在藏北無人區基本沒有用上的時候。

藏北分隊倒是被「打標槍」折騰得夠嗆。「打標槍」是川藏地區的一句俚語,指的是拉肚子。原因無他,水土不服。按說科考隊員們多是三四十歲的年紀,身體都很好,但是無人區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麼成分的「礦泉水」,藏北分隊幾條壯漢的腸胃也適應不了。

偏偏在藏北無人區,成分不明的「礦泉水」也不一定隨處可見。有一次一連三天沒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壞了。在一處幹河床,汽車陷住了,隊員們挖車挖出了溼土。地質學家一看,馬上讓大家繼續挖,還真挖出了水。

水很渾濁,隨隊醫生讓急不可耐的隊員們等一下,讓水澄清一會兒。可是誰也不聽勸,舀起來就喝。還有人開玩笑,說這黃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別說,喝了「可可水」,倒是沒有拉肚子。

歷時四個月,藏北分隊走出了無人區,到達尼瑪地區。當天住在區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定住了。那是區幹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區幹部見狀,都給拔了送來。科考隊員們洗也不洗,塞進嘴裡狼吞虎咽——他們已經四個月不知青菜為何物了。看得區幹部大樂:難怪說漢族人吃草。

穿越藏北無人區,最艱難困苦,也收穫最大。科考隊員們的成果沒法一一列舉,看藏北分隊副隊長李炳元的總結就可見一斑:獲得該地區有關地學、生物學12個專業較為完整系統的第一手資料,基本探明各學科涉及的該地基本情況,收集了一批古人類、氣候、冰川等相關專業研究極有價值的珍貴資料,為藏北乃至整個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證據。

青藏隊藏北分隊登上喀拉米蘭山口

青藏高原百科全書

1976年10月,當年的青藏高原科考野外工作結束,青藏隊收隊返程。行至四川雅安,忽見城內大標語「打倒四人幫」,一行人大驚。雅安人奇怪地打量著他們,像看外星人:粉碎四人幫好多天嘍,你們咋個不曉得?

「文革」之中,「青藏隊是避風港」之說不是沒有來由,青藏高原上的科考活動,給科學工作者們創造了一定的自由氛圍和學術空間,那是一處雖艱苦卻沒有紛擾的「世外桃源」。動物學家陳宜瑜院士在回憶中說:「當時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在野外可以發牢騷,什麼都敢說,彼此間很坦誠,大家關係都很親密。」

幾乎與世隔絕的青藏高原科考,也讓科考隊員們沒有在第一時間得知,就在他們收隊返程之時,「四人幫」被粉碎了,「文革」結束了,新的時代到來了。

1976年秋冬之後,青藏隊對西藏自治區120多萬平方公裡的野外考察告一段落,轉入室內研究、總結階段,為期3年。

1979年,「青藏高原科學考察叢書」第一批成果問世,共30部41冊,計2331萬字,皇皇巨著,洋洋大觀,一部西藏大自然百科全書。這些成果,獲得了中科院首屆科學進步特等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60年代,劉東生和施雅風院士領銜的珠峰考察成果,也在獲獎之列。兩位院士雖沒有直接參加青藏高原科考,卻是中國青藏高原研究的領路人。

當時的中國剛剛開啟改革開放的巨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的陸續發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建了一個「板塊構造代表團」,包括8個國家的10位地質學家,到青藏高原考察了一番。雖然時間僅僅兩周,卻讓這些西方學者們大為振奮。中國,這個對西方世界封閉了許多年的東方大國,終於打開了國門。他們回國後,無不對此次中國之行大書特書。於是,更多的國家、更多的學者向中國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這也是中國向世界展現開放姿態的一個契機。中科院籌劃了國際性的青藏高原科學討論會——「文革」後中國舉辦的首次國際範圍學術會議。

青藏隊隊員考察橫斷山金沙江

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學討論會在京召開。在青藏高原研究領域,這次會議的規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個國家近百名科學家和三百餘名中國科學家參會,中國科協副主席、著名科學家錢三強擔任會議主席。當然,最令與會者驚喜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出席了此次會議,並接見了與會的中外科學家。

孫鴻烈回憶,那次會議中間召開了一次很大規模的招待會,小平同志很高興,和每一個國際知名專家都握了手,講一通話。這次會議,恰逢其時地配合了改革開放的政策。

有外國專家提出,希望從西藏採集巖石標本帶回國。事情不算大,但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先例,也沒有相關的政策。有關方面將此事匯報給鄧小平。小平同志幽默地說:「中國的山那麼多,那麼大,打一兩塊石頭,大山還在嘛,給他們有什麼關係嘛!」

一句話,讓青藏高原研究的國際合作再無障礙。

青藏高原科學討論會後,青藏隊再度出徵。從1981年起,將考察研究的重點轉向青藏高原東南部的橫斷山地區和高原北部的喀喇崑崙山-崑崙山地區和可可西裡地區,一直持續到1990年。

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裡地區綜合科學考察,可以說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後一章。隊長武素功、副隊長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隊隊員,他們兩人執筆的《建立可可西裡自然保護區的可行性論證報告》,是本次考察活動重要任務和成果之一。

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可可西裡地區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廣為人知的「無人區」。為保護藏羚羊而犧牲的索南達傑,就犧牲於此。

20世紀的最後十年,青藏高原研究步入一個新的歷史期。第一次青藏高原大規模多學科綜合考察結束,青藏高原研究被列入國家攀登計劃,這些計劃面向國際研究的前沿領域,強調了從以定性為主轉向定量、定性相結合研究,從靜態研究轉向動態、過程和機制研究,從單一學科研究轉向綜合集成研究,從區域研究轉向與全球環境變化相聯繫的研究。

2017年8月,時隔四十餘年,我國啟動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勉勵新一代的青藏隊——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隊:「希望你們發揚老一輩科學家艱苦奮鬥、團結奮進、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態、人類活動,著力解決青藏高原資源環境承載力、災害風險、綠色發展途徑等方面的問題,為守護好世界上最後一方淨土、建設美麗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貢獻,讓青藏高原各族群眾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首席科學家姚檀棟院士,這樣比較兩次青藏科考:「第一次是發現,這一次是看變化。」

變化在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首期成果中就清晰可見:青藏高原生態系統趨好的同時,潛在風險增加;亞洲水塔失衡,冰崩等新災、巨災頻發;喜馬拉雅山與岡底斯山隆升歷史存在明顯差異,導致新的生物演化模式……

第二次青藏科考將持續5年到10年,目前還在進行之中。青藏高原這座「地球第三極」,「世界上最後一方淨土」,需要人類更深的探索、更好的守護。

參考資料:《青藏蒼茫》《青藏高原科考訪談錄》《踏遍神州情未了》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董少東

流程編輯: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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