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是用來做有效投資。
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存在一個「李嘉圖等價」問題，即現在政府的支出增加，創造就業，家庭的收入雖然增加，但預期未來政府的稅收要增加，因此要未雨綢繆增加儲蓄來應對。這種狀況之下，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會造成政府的赤字增加，老百姓的儲蓄增加，結果社會總需求不增加，只不過就是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原因。
但重要的是問題的實質是什麼，我們能不能給凱恩斯主義做一些改進。
「超越凱恩斯主義」最早是我2009年2月份到美國彼德森國際經濟政策研究所做演講時公開提出的，我說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是用來做有效投資。所謂有效投資，比如說對經濟增長當中的瓶頸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短期會創造就業，消費需求會增加，基礎設施建成以後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增長率也增加，政府的稅收也就增加，那就可以用未來政府稅收的增加來償還現在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
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什麼時候推行最好？經濟危機的時候。如果經濟情況好的時候投資，會造成過熱，通貨膨脹率升高。另外，經濟危機時基礎設施的投資成本也比較低，一舉多得。
這種改革有兩個內涵，一個是必須超越凱恩斯主義增加消費的失業救濟，同時，投資必須改成提高生產率水平的投資；第二，這種投資應該找好的項目，基礎設施的瓶頸更多存在於發展中國家。
根據我對基礎設施投資的研究，發展中國家每投資100塊錢，要進口70塊，當中35塊是來自發達國家的資本。金融危機後，如果對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發達國家處於瓶頸狀況的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發達國家的需求將會增大，出口也會增加，它們就可能進行結構性改革，度過危機。
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能不能有足夠高的回報，還決定於他們能否高速增長。因為基礎設施項目的回報，取決於其使用的密度有多高。
發展中國家有沒有可能高速增長，這個問題實際上令人悲觀。從二戰到2008年，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變成高收入的只有兩個經濟體，一是韓國，一是中國臺灣；從中等變成高收入的只有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
這代表著全世界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有將近180個經濟體從二戰到現在，一直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裡，真正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少之又少。
一個經濟體在一個時點的經濟結構是由當時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要素稟賦指的是一個經濟體在某一時點所擁有的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數量。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不一樣。高收入國家一定是技術很密集、資本很密集，因為它資本很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發展中國家相對豐富的是勞動力和資源，因此有競爭力的產業和技術必然是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
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要素的相對價格，也就決定了該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如果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經濟，投資回報率就會最高，資本積累速度非常快，使產業可以升級，技術可以創新。
一個國家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的前提，是必須有一個價格信號，能夠靈敏地反映一個國家資本、勞動的相對豐富程度。而只有市場經濟才能給企業一個準確的價格信號。
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過程中，必須有先行者，有願意先吃螃蟹的人，他要面臨比後來者更大的風險和失敗的可能，必須給他提供經濟學講的外部性補償。
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還需要基礎設施、法治環境、金融環境不斷跟它相應完善，這不是任何單位可以做的，必須由政府去協調，因勢利導。經濟發展好的國家都是這樣。
政府要因勢利導，用產業政策我覺得是必要的。因為不同的產業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等不完全一樣，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限，用產業政策來選準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然後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快速地把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但主要的問題是過去大部分的產業政策太冒進，導致的結果是即使政府花好多錢把這個產業建立起來，要素生產成本還是太高，沒有比較優勢。
從歷史經驗來看，成功的國家產業政策通常都選擇針對那些目前人均發展水平比自己稍微高一點的國家的市場，比如人均收入是你的一兩倍，而且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好，資本積累非常快，其工資水平上漲之後，現在的產業會逐漸失掉比較優勢，如果你的發展跟它差距不大的話，它的夕陽產業正好就是你的朝陽產業。進入這些產業，就具有了比較優勢。像1960年代之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20年後再轉移到中國大陸，都是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
所以超越凱恩斯主義如果配合新結構經濟學，可為發達國家找到出路，可以讓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實現現代化，這是多贏的。
（本文為南方周末記者馮禹丁據林毅夫在《財經》獎學金課程中的講演內容整理而成，標題為編者所加）
林毅夫教授認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是用來做有效投資，其開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超越凱恩斯主義」藥方受到許多質疑，南方周末摘編部分學者觀點，以饗讀者。
林毅夫教授開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超越凱恩斯主義」藥方，受到許多質疑，南方周末摘編部分學者觀點如下，以饗讀者。
所有這些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論證，是否整個框架都建立在政府領導人是利他、仁愛和無私的假說之上？依照林毅夫自己的辯護，即使考慮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定，也不會影響新結構經濟學的整個分析基礎，但即便如此，這樣的分析思路仍然似有兩個問題有待深入思考和進一步研究：
首先，如何避免政府領導人在促進科技發明和創新、產業升級以及經濟結構轉型中運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和掌控的資源，進行個人和小利益團體的尋租？在林毅夫的這個新結構經濟學框架中，似乎根本沒有——或有意識地迴避了——現代政治體制中權力制約與制衡問題。
其次，新結構經濟學可能還有一個繞不過且必須回答的問題：它假定政府及其領導人要起到「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的積極作用，那麼，這一理論實際上假定各國政府和各地區領導人，以及在計劃委員會、發展委員會或其他政府部門的官員有完備的知識。
但一個現實問題是：在對本經濟體的資源稟賦、比較優勢、有市場增長潛力的產品和行業和未來各行業的發展前景判斷方面，乃至在各企業本身的競爭力和產業升級的戰略選擇方面，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就一定比在生產和貿易第一線的企業和企業家更高明？知識更全面？判斷更準確？甄別更確當？指導意見更合宜？
現在看來，新科技的研發和創新，主要應該是企業和市場的事。一些新興產業的創辦和發展，也應當是各種創投和風投公司的事。在任何體制下，如果政府掌控大量財力和資源，進行新興產業的直接投資，其效率都會不如企業和市場，也往往會產生大量腐敗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癥結和根源。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韋森
從趨勢看，不能不說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後發優勢正在耗竭中。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首要的因素來自供應出奇充沛的人力。勞動力的出奇供應同另一個要素土地的出奇供應結合起來，構成了我們出奇的高速增長。這些「出奇」，乃拜以往出奇不合理的制度扭曲之「賜」，今後不可能再重複。
因此不難明白，要繼續發展，我們必須換個引擎。怎樣如林教授所講的，來實現消除各種結構性的缺陷？還得圍繞人力的發揮上面來考慮問題。很明顯，我們必須迅速調整甚至改弦易張的政策，其中將包括：鬆綁「一胎化」（勞動力的規模生產）、在城鎮化過程融解戶籍限制（勞動力流動和歧視消除）、教育的去行政化（勞動力的素質培育）、稅制和社會再分配改革（勞動力的激勵和公正待遇）、建立現代規制（全民對分享發展成果能形成積極的正預期），都須儘早提到日程上加以優先考量。
如果偏離了這樣的軌跡，不能對我們以前積累起的「籌碼」善加利用的話，別說以往硬體設施的持續粗放投資很難再繼續奏效，即使是積極、樂觀、善意的政府干預，恐怕都會成徒勞，效果甚至適得其反。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 孫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和以廉價勞動力、大量資源投入甚至犧牲環境為支撐的外向拉動型經濟結構，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已經到了不得不轉型的時候，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主義思想和後發優勢理論，事實上是在為維繫落後的經濟結構提供理論支持。新結構主義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要素稟賦理論，從一開始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過度強調了自然稟賦的作用，而忽視了貿易本身在促進國際分工、形成優勢過程中的作用。
在貿易促進分工和各地優勢產業形成的過程中，要素稟賦也許曾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對於大部分產業而言，現實順序恰恰相反：是貿易促進分工，分工鞏固了優勢產業，並形成、強化了要素稟賦——而在貿易促進分工的起始階段，各國、各地區的機會都是平等的；如果我們有幸面臨這種平等機會，但卻依照新結構主義的理論，自覺地放棄高端和先進產業而安心於製造業，就會形成貿易地位差異，進而造成國際分工的地位差異，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和財富差距就會進一步擴大。
儘管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分工不能在短期內迅速擺脫特定的土地、環境、勞動力等歷史背景，但是安於落後生產結構的思想是極端錯誤的。在極端激烈的國際產業競爭中，一個國家哪怕是跑得稍微慢一點，都會把競爭優勢拱手讓人。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滕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