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卡斯迪/文 1996年的秋天，在麻省理工學院，我曾經對薩繆爾森有過一次採訪。在回答我有關「是否仍然還是一名凱恩斯主義者」的問題的時候，「我稱自己是『後凱恩斯主義者』」，薩繆爾森回答道。「凱恩斯主義在1936年的那個模型已經過時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它就不適用於今天。」他回憶起了1986年時在英國劍橋所參加的一次幾年凱恩斯誕辰115周年的活動。「每個人都在那裡。他們都站在那兒而且說，『我依然是一個忠實的凱恩斯主義者。我依然是一個堅定的信仰者。』我就顯得有點不禮貌了。我說，『你們讓我想起了一系列的納粹口號。我依然是一個好的納粹。』凱恩斯主義不是一種宗教意識：它是一種分析的模型。跟十年前比較起來，我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同的凱恩斯主義者。」薩繆爾森之後又引用凱恩斯自己的話，「當語境改變的時候，我改變我的觀點。你不是這樣的嗎，先生？」
問：在今天，你如何評價凱恩斯？
答：「我依然認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而且在所有時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中排在第三位。」
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
答：「亞當.斯密，以及列昂.瓦爾拉。」
瓦爾拉是19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執教於洛桑大學。他是第一個針對整體經濟寫下「一般均衡」方程式的經濟學家。他把市場中的所有東西都包含了在內，從糖到iPod。他被廣泛的認同為是數理經濟學的創始人。「我們都是沿著他的足跡前進的，」薩繆爾森在評價瓦爾拉的時候說。
問：「你為什麼成為了一個凱恩斯主義者？」
答：「我在芝加哥大學受教於世界上最好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家。我並不是輕視自己的教育。但我接受的教育在解釋我身邊的東西的時候沒有用處。那就是大蕭條。有一年，在整個的芝加哥都沒有過真正的房地產銷售。凱恩斯理論非常適合於所發生的事情。它是所有的工具裡最合適的，所以你可以用它來解釋什麼將發生。」
「凱恩斯的貢獻不僅僅局限於提出了在一場衰退時增加政府支出。回到了大饑荒的年代裡，每一個政府都會這麼做。他給予我們的是一種思考其重要性及規模的方式，以及諸如此類的等等。」
雖然薩繆爾森很快的就吸收了凱恩斯的新觀點，但是其他的人則沒有。「像經濟學這樣的不精確的科學想要發展，總是以一場接一場的葬禮來進行的。」薩繆爾森說，而凱恩斯還惹怒了他在芝加哥大學的一個老師，Frank Knight。「他的確認為凱恩斯是一個魔鬼。雖然他不相信上帝，但他卻能夠認出一個魔鬼。他堅持舊式的經濟學體系——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工作的十分好，除了在大蕭條時期。」薩繆爾森朝著我頑童般的一笑，「它是一門非常好的科學，」他繼續說。「出了例外之外，都是對的。」
問：「為什麼凱恩斯主義勢漸蕭條了呢？」
凱恩斯的回答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他說，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犯了錯誤，把大衰退時期的經驗在戰後仍然延續了下去。而當軍事衝突結束之後，防禦性支出開始減緩，他們預料著經濟會陷入又一場衰退。「但這種情況徹底沒有出現，」薩繆爾森說。「人們從戰場上回來之後，他們開始渴望著消費。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有能力去消費。」
其次，跟凱恩斯曾經在《通論》中所提到的完全相反，事實上，貨幣政策開始變得非常重要。「1936年的失衡，貨幣的角色無足輕重。」薩繆爾森回憶說。「利率是百分之一的八分之一的八分之一。我做了一些研究，而我發現，一百萬美元的90天國債利息是37美元。人們當時甚至都懶得算利息了。美聯儲是不重要的。戰爭時期，有傳言漫天飛，說它的權力將被剝奪之後賦予一個戰時機構。戰爭結束之後，貨幣開始變得重要了起來。米爾頓.弗裡德曼和其他的人被證明是正確的。我要指責我的那些講英語的凱恩斯主義同僚們，他們並沒有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改變。英語世界裡的凱恩斯主義者們，太過於死扣住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模型了。」
凱恩斯主義式微的最後一個原因，是滯漲：不斷增加的通脹和失業率的組合，這出現在19世紀初期。在很多民主國家裡面，薩繆爾森指出，即便是這意味著一種適度的通脹上升，都存在著一種由政府來嘗試著刺激經濟的誘惑。「你啃蘋果，」薩繆爾森說。「你知道自己可以這麼做。所以你就狠狠的啃。誘惑之處在於，對它的過度使用。這是一場災難，貝弗裡奇爵士（早期的英國凱恩斯主義者），Alvin Hansen（早期美國凱恩斯主義者）以及，毫無疑問的，凱恩斯本人，在一定的程度之上，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都懷疑，真正的全面就業，將會導致初期的通脹問題。」正是出於這種恐懼，薩繆爾森回憶說，導致了直接的對於工資及價格的管制——稱之為是價格及收入政策——但是，這樣的管制並沒有獲得多大的成功。「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沒有什麼工具能夠讓你去解決滯漲問題。但是，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也沒有能夠讓你解決滯漲問題的措施。不能解決持續的滯漲問題，是導致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死亡的最大的問題。」
問：「凱恩斯主義給今天留下了什麼？」
非常多，薩繆爾森回答說。「非常簡單，隨著供應衝擊，跟19世紀的時候比較起來，凱恩斯主義在解釋1980年代之後的美國經濟中出現了什麼方面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