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許多人執著於追求探究到某些文學作品的確定意義，事實上，多數情況下這是不必要的，也是無法實現的。
早在先秦時期，《周易》中就有「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的思想，到了西漢，董仲舒明確提出了「《詩》無達詁」的觀點。
「《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春秋繁露·精華第五》)
這裡的「詩」，指的是《詩經》，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又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
這裡的「達」即通達、曉暢，「詁」即解釋、闡說，根據許慎《說文解字》：「詁，訓故言也。」即用通行的話解釋古代典籍中的語言文字。「佔」「辭」也都有解釋、說明等意思。
董仲舒是說：《詩》的解釋，（與）《易》的佔卜結果、《春秋》的微言大義（一樣），無法用今語理解得到一個通達的說法，要因時而異、因人而異。
【墨醬小提示：《春秋》這部史書因為詞約義深，所以有許多人為之作注，比較為人熟知的《左傳》就是為《春秋》作註解的，還有《公羊傳》《穀梁傳》，它們合稱「春秋三傳」。還有其他家為《春秋》作注，不再展開。】
董仲舒「《詩》無達詁」的提出，有特殊的時代背景。
春秋時期，諸侯之間的交際場合、外交談判中經常引用《詩》的內容來傳達政治上的各種說辭，對於《詩》的引用和闡釋帶有明顯政治象徵意味，所引之詩的意義因人而異；甚至單純截取詩歌片段不顧全文主旨，與詩歌本來的意義相去甚遠，所謂「斷章取義」。
董仲舒從先秦時人賦詩言志多斷章取義的實際出發，總結出「《詩》無達詁」。指出引詩、說詩者為了表明自己的思想，可以不顧及原詩題旨，對《詩》作任意的引用和發揮。
「《詩》無達詁」在後世的流傳過程中，變成「詩無達詁」，其中的闡釋對象，已經不局限於《詩》，而是廣泛意義上的「詩」，就是說一首詩的意義是沒有確切的解釋的。當然，這可能是董仲舒沒有想到的。
【參考：「從『《詩》無達詁』走向『詩無達詁』而最終成為中國古代詩學理論最重要的命題、最基本的釋義方法，並非出自董仲舒的本意而是後世理論家引申發揮的結果。」（毛宣國：《「〈詩〉無達詁」解》，《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1期。）】
【墨醬小提示：《詩》可以推廣為廣泛意義上的「詩」，甚至可以廣泛理解為文藝作品，我們該記得，「詩學」一度成為「文學理論」的代名詞。限於篇幅，本文僅探討中國古典詩歌。】
「詩無達詁」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
從文本角度看：作品本身具有豐富性和不確定性。
許多文學作品的意義會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不確定的特點。
就詩歌來說，由於表達情感與營造意境的需求，而詩歌的語言又必須是凝練的，因此詩人往往要在文辭的運用上下功夫，比如使用一些修辭使語言更有張力，從而使得詩的表意功能往往超於表面文字。
而許多詩人也的確不喜歡平白無奇地袒露自己的思緒，喜歡把詩歌寫得委婉含蓄，一些詩人甚至「故意」給讀者一種朦朧、含糊的感覺，就使得詩歌主題走向了多義和不確定。比如李商隱的「無題」詩，解釋起來相當撲朔迷離，還有像白居易的《花非花》同樣是朦朧無比。
還有一類詩，由於在內容上的深度與廣度，必將給解詩帶來一定的難度。
清人薛雪在《一瓢詩話》中曾指出：「杜少陵詩，止可讀，不可解。何也？公詩如溟渤，無流不納；如日月，無幽不燭；如大圓鏡，無物不現，如何可解？」
杜詩在內容上具有（「如溟渤，無流不納」）豐富、（「如日月，無幽不燭」）深刻、（「如大鏡，無物不現」）全面等特點。
這些造成審美上的多義性，也就決定了杜詩的「可讀，不可解。」
從讀者角度看：接受者對作品的闡釋往往會有個體差異。
文學作品向每一位讀者敞開著，期待著與不同的讀者相遇。每個讀者都能夠用自己的智慧與閱讀經驗去理解。
對於同一作品，有不同的解釋，並且這些不同的解釋有可能都是合理的，這也正是一些經典作品的魅力所在，由於不能被輕易「看透」，才會歷久彌新。
簡單來說，讀者理解作品之所以會出現差異性。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是由於讀者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不同，包括審美趣味、情感傾向、人生追求、政治態度等等。
其次是讀者本身的文學藝術素養，對文學體裁，文學發展史與發展現狀，文學技巧、手法、創作規律，作品風格等的熟悉程度。
再者，讀者的性別、年齡、氣質類型等生理特徵的不同，也會導致閱讀心理上的差異，從而有不同的閱讀體驗。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某個特定的讀者，在不同的年齡、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心情下閱讀同一作品，感受也是不同的。
正如我們所熟悉的宋詞《虞美人·聽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同樣是聽雨，不同年齡、環境、心情，詞人蔣捷有不同的感受。
聽雨如此，閱讀同理。
既然詩歌意義是不確定的，那麼可以任意解讀嗎？
顯然不是。
審美鑑賞中的差異性，是必須要承認的，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否認審美鑑賞的共性或者說某種客觀標準的存在。否則，天馬行空地闡釋詩歌的意義將導致對作品的「誤讀」。
那麼，什麼樣的理解方式會導致「誤讀」？
第一，脫離文本所規定的客觀性內容與語境，對文本意義作無根據的隨意解讀。
第二，忽視文本的形成環境與特定的審美特徵，根據自己的喜好或偏向對作品上綱上線，甚至作出單純的歷史分析或者庸俗的社會學分析。
第三，機械套用新的思想、方法和闡釋理論框架，這些理論可能是與古代詩歌格格不入的。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誤讀」均不可取，有些讀者的理解雖與作者的創作本意相抵抗，但作品本身卻客觀上顯示了這種讀者理解的內涵，使得這種「誤解」看上去又比較切合作品，令人信服。
比如李商隱的兩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本來是形容至死不渝的愛情，但是在後世流傳過程中，「春蠶」與「蠟炬」的這種「絲方盡」「淚始幹」的行為又與「奉獻精神」類似，於是用這兩句詩形容師長或其他長輩對後輩培養的犧牲青春、無私奉獻精神也是合適的。
像這種「誤讀」，是一種創新，反而增加了詩歌的內涵。（這種「誤讀」可以看作「正誤」，對作品歪曲性理解一般視為「反誤」。當然，「正誤」與「反誤」也是相對來說的。）
對於中國古代詩歌的科學解讀方式，是由它的特點決定的。
從《詩經》開始，中國古代詩人進行詩歌創作時，很多都喜歡用「比興」手法，所言之物，往往有更深層次的意義。那麼，讀詩應該不止於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
所謂「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清代吳喬《圍爐詩話》）
詩人們常常借物寄興，興象立意，以此增強詩歌的感染力和藝術效果。同一物象，不同詩人以各自審美經驗賦予不同的韻味，在特定的詩作中扮演著各自不同的角色。
比如，同樣是「明月」這個意象，《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更多是一種遊子思婦的萬般愁緒，有些藉此抒發功業難成的意難平；曹植《七哀詩》中的「明月」，表面上是寫女子的思念之情，卻隱約可見對詩人對自己悲劇政治命運的抑鬱；李白吟詠的「明月」，飄逸壯大，多半沾染上了他的豪情；蘇軾筆下的「明月」，卻帶有哲理性的思考……
由此，在讀詩、解詩時，應該建立在讀者切身體驗的基礎上，要有真情實感，並且用這樣的一顆心去體會詩人寫作詩的心境。（參考宋代詩人姜夔「以心會心」說。）
解詩需關注「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
實際上，關於對作品的科學性的解讀，早在孟子那裡，就已經有完備的指導經驗。——「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
以意逆志：「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所謂「不以文害辭」，是說不要因為個別字眼而曲解了整個辭句；所謂「不以辭害志」，是說不要因為辭句表面的意義而曲解了整個作品的真正含義。應該是以「意」（整個作品的內容)去「逆」(迎受、領會)作品的原意，求得對作品的準確理解。
知人論世：「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知人」，就是要了解作者其人以及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作者的思想、感性、性情、氣質、閱歷、修養等都直接影響到作品的產生和作品風格的形成。「論世」是要了解作者所處的環境、時代以及環境、時代對作者和作品的影響。對作者熟悉到做朋友的地步，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
「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主張是分別提出來的，孟子並沒有闡述二者的關係。但是實際上這兩個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繫，一個著重作品，一個著重作者和作者所處的環境，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實際上是進行解詩或者說文學批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
「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結合，大概率下會得到比較完備、全而和中肯的結論。正如王國維說:「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玉谿生年譜會箋序》)
要之，闡釋者可以對詩歌進行自由的感發與聯想，但並不意味著可以把這樣的闡釋活動視為不受任何約束的純粹主體性活動。
「詩無達詁」雖然肯定詩歌的意義並非是唯一的，但在解詩時還需要明確「詩無達詁」中有「詩」在，不能脫離「詩」而任憑主觀意念自由演繹。要在尊重作品的基礎上適當發揮，無限類推、無中生有、張冠李戴、誇張臆斷等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