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邦斬白蛇起義到唐宋科舉制度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們越來越多的參與到國家的治理當中，在宋朝，文人士大夫更是多次和皇帝分庭抗禮，神宗變法時觸碰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利益，直接被文官懟了。熙寧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在資政殿召見大臣王安石和文彥博議事，討論變法，神宗直言變法雖減少了士大夫的利益，卻是增加了百姓的利益，值得堅持，三朝老臣文彥博回答：「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文官敢這樣對皇帝說話，可見宋朝時已經是一種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狀態。
然而，蒙古起兵南下，宋朝覆滅，元朝建立之後重用的都是會騎射的人，並且長期不實行科舉，即便是元仁宗力排眾議恢復科舉，然而也是極為有限，於是乎生活在蒙古人治理下的漢族文人們紛紛過起了隱居的生活。近百年後，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建立明朝，但是文人們還是很少告別隱居生活去做官，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一則，近百年的風氣已經漸漸讓文人們習慣了陶淵明式的生活，明朝結束元朝的混亂之後，生活變得平靜，他們所想的更是過上太平日子；二則，朱元璋十分摳門，給官員的待遇不高；三則，朱元璋性格暴戾，常常對大臣下失手，開國功臣紛紛死去，大臣們被杖斃在朝堂之上也是常事。
文人們想要過上隱居生活，朱元璋偏偏不允許，畢竟明朝初立，需要大量的人才幫助他治理國家，於是朱元璋多次下詔籠絡文人，然而他的各種騷操作直接讓文人們望而卻步，朱元璋指定法令《御製大誥三編》，本來是一部警示臣民的法律案件彙編，然內容多以文人士大夫階層案件為主，其中甚至毫不留情的說——文人士大夫就應該效命君主，不做官就是沒有什麼用處了，殺了也不可惜，「嗚呼，古者士君子其學既成，必君之用，將老鄉無舉者以為恥焉。……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事實上，朱元璋的確是說到做到，處置了不少不願意出仕做官的文人。蘇州有才子姚叔潤與王諤，兩人被人舉薦做官，但是他們都不願意，最後落得一個梟首抄家悲劇。
宋朝著名詞人秦觀的八世孫秦裕伯如果不聽從朱元璋的話出仕做官，多半也會落一個與姚叔潤、王諤類似的結局。
秦裕伯在元朝曾官至福建行省郎中，因戰亂避居上海為母親守喪。張士誠曾邀請秦裕伯到自己軍中做參謀，被秦裕伯拒絕，不久後朱元璋也派人前來請他做官，此時已經年過花甲的秦裕伯以不願意背棄元朝、奉養母親為由拒絕了朱元璋的邀請：「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朱元璋登基之後，以皇帝的身份徵召秦裕伯入朝為官，秦裕伯再次拒絕。朱元璋終於發怒了，親自寫信給秦裕伯，信中滿滿的威脅：「天下定，伏處不出，意欲何為？……海濱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秦裕伯被迫入朝為官，此時他已經73歲。
雖入朝為官，秦裕伯內心依然是抗拒的，經常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朱元璋允許他致仕養老，朱元璋被整得不耐煩，最後同意他辭官回鄉，洪武六年，秦裕伯在家中悄然去世。朱元璋心中十分恨秦裕伯，自己好不容易讓他出來做官，竟然不死心塌地效力，於是在秦裕伯死後，朱元璋親自敕封秦裕伯為「顯佑伯」，稱「上海邑城隍正堂」，其緣由自然是——生不為我臣，死當衛我土。
參考資料：《明史》、《御製大誥三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