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有幸與策展人林子喬女士交流，針對時下火熱的新博物館學進行探討，收穫頗豐，筆記如下：
新博物館學的形成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時間大致從上世紀5、60年代持續到上世紀末，國內普遍認為1984年的《魁北克宣言》發表為新博物館學誕生標誌。少數國內學者將1972年《聖地牙哥圓桌會議》整合性博物館誕生，服務社會、發展社會的宗旨的提出定為新博物館學的誕生標誌。
魁北克位於加拿大東北部，法語區，白左聚集地。
新博物館學的誕生不是一撮而就的，是在半個世紀的時間內，隨著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變化，博物館學者對舊世界的不滿，以相關雜誌、書籍和論文為陣地，逐漸形成一個以反對舊世界、舊生活，樹立社會道德新標杆的博物館學說。
反戰大遊行：西方舊道德觀念的崩塌
Peter Vergo的《The New Museology》和其主編的《To Understand New Muse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是新博物館學重要著作與期刊；Van Mensch從50年代的博物館教育，到70年代在法國進行的生態博物館實驗，再到80年代新博物館學論文集的出版，可以看作新博物館學是從實踐得出的理論總結。
《The New Museology》
Peter Vergo認為新博物館學是對舊博物館學的不滿，過去只關注功能和方法而忽略了博物館的目的。Roger Miles在《面向未來的博物館——歐洲的新視野》中詳細闡述了對未來博物館的描述。
亞洲博物館的先鋒：三星創新博物館
新博物館學挑戰並反哺了傳統博物館，著重在教育方面，強調基層與社區。社區導向的博物館，新博物館類型的產生涉及生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的概念、訴求、哲學取向，以及在不同語境下的實踐。
歐洲比利時布魯日的博物館
通過民主化、社會公平、社會權利等政治層面的影響，或者說邊緣群體的聲音如何出現在博物館。博物館逐漸成為學者們表達自己聲音的工具，也外延至社會博物館學的範疇。
歐洲博物館裡的中國元素
新博物館學對博物館內部的組織機構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先，對公共和教育部門重要性的影響。其次，各個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面得到改變，比如，博物館內機構功能的合併與團隊的取向。最後，管理概念在博物館的出現。管理出現在博物館領域也是新博物館學的影響，是企業模式改善博物館內部運作的應用。
對於中國來說，舊的三部一室組織框架影響了博物館的發展。
歐洲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需要構建適合新社會形態的知識體系，博物館應運而生，並成為歐洲現代社會知識、美學、道德基礎的核心構成要件。東方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主要是學習借鑑，且「西學為體」，博物館作為外來之物，沒有被融入東方現代社會中，且被作為西方文化典型代表被審視、質疑，並作為東方文化特質的對照。遂，博物館被當做西洋鏡，反之，東方古代帝王收藏則被視為東方博物館的源流，帝王收藏的理念、標準和偏好也成為東方博物館的標籤。
部分中國人認為孔廟是中國最早的博物館。實際上，中國最早到現代觀念博物館要後延到租界時期的上海的教堂。
當代博物館的權威來源知識的餘威——福柯
對於西方來說，隨著大革命的成功，君主、貴族下臺，資產階級與知識精英上臺，博物館成為貯藏真理的宮殿。博物館貯藏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基本理念，後世的展覽內容、形式無論如何改變，都無法改變博物館真理的內核。
法國大革命改變了新航路開闢以來的歐洲格局
對中國來說，君主、貴族的下臺，博物館並沒有得到發展所需要的穩定的社會環境，直到1949年，博物館的發展才得到片刻的喘息。遺憾的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知識分子沒有得到該有的尊重，博物館被行政命令要求展陳基層，為底層服務。雖然與新博物館學一樣要求為基層服務，但是內涵卻是天壤之別。長期缺少精神內涵的中國博物館既使在改革新時期，也出現了偏離博物館成立初衷的情況。當人們漸漸走入博物館，首先要問的就是這個展覽「是否好玩」。過分注重形式，過分注重少兒體驗，導致出現偏重多媒體及低劣的多媒體質量等問題，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博物館的發展。
1959年修建的中國歷史博物館
博物館學逐漸從「手藝」變為「學問」。
隨著新博物館學發展的逐漸深入，對博物館的影響也更為全面。除了之前提到的對組織機構的影響外，在以安來順、潘守永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博物館先鋒派帶領下，社會成立了一批以生態、社區博物館概念、訴求、哲學取向與實踐的新型博物館，並取得較好的成績。
重要的博物館新理念的實踐：地捫侗族人文生態博物館
簡單總結新博物館學理念，就是不強調整體，強調部分，尤其是結構；不強調精英，強調大眾，尤其是底層；不強調功能和方法，強調目的；強調回歸社區，教育底層，表達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