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關凱恩斯是否正確的爭論沸沸揚揚。然而，在西方經濟學界，這場爭論古已有之。迄今為止，至少在學術界看到的是「尚未拋棄凱恩斯」，而政策制定者更不能走極端，還是少談主義、多謀發展為好。
凱恩斯主義
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潛心經濟學研究，於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他認為「社會需求不足將導致經濟大蕭條」，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所以「政府需要調控經濟」。也就是說，蕭條時期要減低稅率、增加政府開支、實行赤字預算、增發公債、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資和消費；在高漲時期則提高稅率、控制政府開支、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資和消費。
凱恩斯主義的上述政策建議在眾多國家得到應用，在戰後的上世紀50～60年代對緩和經濟危機、減少失業、刺激經濟增長起了一定作用。從《通論》出版開始直到上世紀60 年代中期，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和大學講壇上佔有統治地位；這一時期甚至被稱作「凱恩斯時代」。
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初，部分國家出現了物價高漲和大量失業並存的「滯脹」。凱恩斯主義在實踐上無法解釋這種經濟停滯和通脹同時並發的現象，陷入了嚴重危機之中。而且，凱恩斯的《通論》在理論上是缺乏微觀基礎的。所以，奧地利學派、貨幣學派等不斷抨擊凱恩斯主義。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學者們，對於凱恩斯主義進行了全面的抨擊。他們認為，宏觀經濟學必須建立在微觀經濟的基礎上，宏觀經濟理論需要假設市場出清和經濟行為最優化；他們甚至曾經主張埋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
新凱恩斯主義
70年代後期，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約翰·泰勒(John Taylor)等人發展了凱恩斯主義。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設，費希爾發表了《長期合同、理性預期和最佳貨幣供應規則》一文，費爾普斯和泰勒發表了《在理性預期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力量》一文。80年代，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本·伯南克(Ben Bernank)、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格雷戈裡·曼奎(Gregory Mankiw)、戴維·羅默(David Romer)、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等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要組成部分提供嚴密的微觀經濟基礎，建立了工資和價格黏性等具體問題的微觀經濟基礎。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 Economics)由此誕生。
實際上，綜合舊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和古典微觀經濟學，以薩繆爾森為首的新古典綜合派亦稱為新凱恩斯主義(Neo-Keynesian Economics)。由此可見，西方經濟學界也並沒有能埋葬凱恩斯主義，反而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不斷更新、發展甚至超越凱恩斯主義。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義(New Keynesian Economics)的特徵表現為不完全競爭、不完善市場和不對稱信息。新凱恩斯主義者把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震動都認為是經濟不穩定的潛在根源，認為貨幣不再是中性的。他們認可政策的效力，經濟政策具有協調失效和外部性的特性。新凱恩斯主義支持極度經濟衰退下的政府行動。他們認為，由於市場失靈，面臨導致持久性的巨大衝擊時，政策幹預是必要的。在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經濟波動是不規則的、無法預言的，新凱恩斯主義認識到宏觀調控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所以新凱恩斯主義者並不全是政府試圖「微調」宏觀經濟的支持者，而是贊成「粗調」(Coarse—tuning)政策以抵消宏觀水平波動問題。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也相信，面臨迅速變動的經濟時，設計恰如其分的規則性政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作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之一，克魯格曼近來推出論著《現在終結蕭條！》。他認為，所謂市場調節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因為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蕭條經濟時代。由於金融危機產生了大量債務，債務被迫減少支出，消費越來越少，企業庫存積壓，利潤下降甚至虧損的企業進而減少工作機會和工作收入，於是收入減少的人們進一步減少消費，形成惡性循環。要打破惡性循環，就需要有人逆向消費，以刺激經濟，而這個「人」只可能是政府。所以，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都明確主張在經濟危機時期的政府干預。
中國和凱恩斯
凱恩斯和新凱恩斯們認為，市場無法實現自我均衡而有危機傾向，在經濟危機中需要政府干預。我國在兩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採取了凱恩斯主義的「逆周期」政策。這些政策的效果並非盡善盡美。的確，下列問題值得思考：1.如果沒有這些政策，我國經濟是否更好？2.這些政策是方向性錯誤，還是具體措施不盡完美？3.這些政策是規模過大，還是力度太輕，從而使我國尚未步出經濟低谷？
實際上，這些問題的解答是需要學者以嚴謹的模型演繹和具體的數據分析進行回答的，意識形態式地鼓吹或抨擊對於我們的國家沒有任何好處。我國經濟處於「新興」加「轉軌」的特殊階段，目標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經濟情況有著眾多不同，所以也需能夠指導中國經濟建設的經濟學理論，需要大師級經濟學家，需要能夠借鑑並且超越凱恩斯的「集大成者」。當然，對於政策制定者，更需要實事求是、謙虛謹慎、學思並重、開拓前進。
綜上，讓我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吧！如果非要談凱恩斯，那麼我認為，凱恩斯主義需要「揚棄」，而非「鄙棄」。（作者系南開大學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