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資料圖）
杜潤生在太谷住過的老院子，院裡雜草叢生，但基本保存完好 本報見習記者姚楊攝
2015年10月9日6時20分，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在北京病逝，享年102歲。
一個多小時後，網絡上就有了杜潤生去世的消息，敬仰杜老的人們陷入悲痛之中。原太谷縣人大主任陳昭的女兒看到這則消息，她猶豫再三，小心翼翼地對父親講：「杜老去世了，今天早上的事。」在她的預想中，和杜潤生有30年交情的父親會感到震驚難過、不能接受，然而他的反應卻出乎女兒的意料：78歲的陳昭沉吟許久，將手中的報紙放下，長嘆一口氣：「杜老這一走，算是解脫了……」
陳昭最後一次見到杜潤生是在2012年，不久後杜潤生就住了院。從99歲開始，杜潤生就住在醫院裡。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杜潤生除了每天要忍受病痛的折磨，還在關心農村、農民問題。「杜老走了，他終於可以休息休息了。」陳昭說。
1 一輩子關心農村農民
1984年，47歲的陳昭還是太谷縣副縣長，通過幾位老幹部引薦，他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從1982年到1986年，杜潤生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5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陳昭的記憶中，杜潤生衣著樸素乾淨，身材消瘦，雙目炯炯有神，「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人。」在辦公室裡，杜潤生十分關切地詢問在座的幾位幹部：「太谷的農村改革進行得如何？農民生活怎麼樣？」聽完大家的回答，杜潤生將頭轉向陳昭，說：「你是太谷的副縣長，你來說一說。」陳昭回答：「如今搞農村改革，農村的經濟基本上都好了。不過在貫徹中央文件的時候，有些人還存在些牴觸情緒。」杜潤生聽完回答：「不能搞一刀切，要遵循群眾自願原則，要聽取多數人的意見。」
「杜老講話水平很高，思維非常嚴謹。」陳昭回憶說，那一次，杜潤生和陳昭談得非常投緣。從此以後，杜潤生經常邀請陳昭來見他，有時甚至會主動打電話：「你最近忙嗎？要是忙就過幾天再說，不忙的話就來北京見見我吧。」陳昭到北京後，兩人經常從下午7點多聊到凌晨1點。談話結束後，杜潤生意猶未盡地對陳昭說：「今天談完了，明天有時間嗎？有時間就再過來！」
一開始，杜潤生只和陳昭談農業改革，其他事情絕口不提。一直到1986年的一次見面，杜潤生突然說：「我以前太傳統了，咱們以後可以聊聊別的。」後來，陳昭陸陸續續知道了很多事，比如杜潤生十分喜歡下象棋，退休之後又迷上了網球……杜潤生曾經對他說，自己不喜歡和一些官員聊天，因為他們太愛打官腔。「杜老為人很正直，對不正之風、腐敗的現象相當反對。」陳昭說：「杜老是我的長輩，我從他身上學到一點：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別人如果沒有充分的依據，是不會輕易改變的。」
杜潤生在住院後仍心繫农村農民，一直主張建立農民協會。「誰替農民說話呢？沒有這樣的組織。建立農民協會是杜老的遺願。」陳昭說。
2 一直研究老百姓的吃飯問題
談起杜潤生幾十年來推行的一系列複雜的農村改革政策，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龜齡集傳統製作技藝的傳承人、83歲的楊巨奎用一句話進行了概括：「杜老一生都在研究吃飯問題。早些年研究的是『如何讓老百姓吃飽飯』，晚年研究的是『如何讓老百姓吃好飯，吃安全的飯』。」楊巨奎和杜潤生一樣，也是山西太谷人，原為山西中藥廠廠長，後開辦了山西黃河中藥有限公司，是中國著名藥酒品牌——龜齡集酒的研發者。
上世紀60年代，「文革」開始後，杜潤生受到衝擊，停職檢查，被分配到五七幹校監督勞動。同一時期，楊巨奎被打成了「走資派」。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二人得到平反。第二年，杜潤生被任命為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開始負責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政策研究，楊巨奎則在家鄉繼續進行中醫藥研究。
上世紀末，杜潤生找到楊巨奎，向他提出在太谷研製生物農藥的想法：「我是山西人，是太谷人，自從工作以來，也沒有給家鄉做過什麼貢獻，就把這個項目放在太谷做吧。」杜潤生說。楊巨奎對此十分感興趣，「一些蔬菜使用化學農藥，殘留物過高會危及人們的身體健康。杜老的這個想法和我為人看病、解除痛苦的職能是相同的。」
在楊巨奎的推動下，生物農藥研製終於有了重大突破。今年3月23日，山西省科技廳組織專家組，對山西科谷生物農藥有限公司和山西巴頓環境保護技術研究所合作完成的「植物源速效殺蟲組合物及其製備方法與應用」技術進行成果鑑定。專家組鑑定這一成果從根本上破解了「農藥殘留、害蟲抗藥性、天然敵死傷害物」等農藥方面的難題，殺蟲速率達到了化學農藥水平，生物降解率達到了100%，每畝農作物使用成本只有3元。從杜潤生找到楊巨奎到項目研發成功，一共過去了17年。17年光陰荏苒，楊巨奎從66歲到了83歲，杜潤生也從85歲成了102歲的期頤老人。「項目成功那天，我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向杜老交代這件事情了，可是當時杜老雙耳失聰，已經什麼都聽不到了。如今他走了，永遠都不會知道他的這一心願已經實現了。」楊巨奎遺憾地說。
3 一定不能給老百姓增加負擔
在太谷縣陽邑村，還保留著一處杜家的老宅子。這是一個小四合院，院門口掛著一塊寫著「惠迪吉」的牌匾，這句話出自《尚書·大禹謨》中的「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意為：「順從善就吉，順從惡就兇。」宅子雖然荒廢許久，但是還能看出曾經的精緻典雅，杜潤生就在這裡出生長大。
杜潤生17歲時考入了太原國民師範學校，其間組織進步學生開展示威請願活動，後又加入抗日反帝同盟會和社會科學家聯盟，被國民黨當局通緝，避於鄉間，次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繼續抗日活動。在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杜潤生嶄露頭角，任學生聯合會成員，同時擔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部宣傳部長、區隊長、華北各界救國會常委。相傳閻錫山派人來抓捕他時，兩個兵和正要逃走的杜潤生撞了個滿懷，一個兵一把揪住杜潤生的衣領問他：「杜潤生呢？」他急中生智地回答：「杜潤生在裡面呢！」於是逃過一劫。1937年太谷縣人民抗日武裝自衛隊成立，杜潤生任指導員，第二年就離開太谷執行野戰任務。
上世紀90年代，杜潤生受邀到山西太原開會，會議結束後，他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在太谷的三天時間裡，杜潤生見了一些老同志，又回到陽邑村看了看以前住過的老院子。當時房子雖然破敗，但是保存基本完好。杜潤生對陳昭說，他想自己出錢，把房子修一修，不用修得多好，只要不塌就行。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一想法並未實施。十幾年過去了，老房子愈發破敗，一側偏房倒塌，院子裡更是雜草叢生，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
2006年，要福生當選陽邑村村長，剛上任沒幾天，他就到北京拜訪杜潤生，杜潤生和他聊了大概兩個小時。「杜老一張嘴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這兩個小時我受益匪淺。」要福生說。臨走時，要福生提出村裡想把杜潤生的老房子翻新一下，修建一個杜潤生紀念館，被杜老嚴詞拒絕了。「不能給老百姓增加負擔！」杜潤生說。
要福生回來後，總覺得應該做點什麼，他在老房子門上加了一把鎖，防止閒人進出破壞老院。然而，要福生沒有想到，隨著杜潤生的去世，這座日漸荒蕪的老院子和他主人的故事一下子進入人們的視野，這裡面有厚重的歲月，有人們發自內心的尊敬。
本報記者 任俊兵 見習記者 姚楊
（責任編輯：張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