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在新冠疫情還沒演變為全球危機時，醫藥巨頭們對研製新冠疫苗似乎都沒有多大興趣，直到後來疫情全球大暴發，藥企們才有了動作。在醫藥研發上，拯救幾萬個生命和拯救幾百萬個生命，有著無奈且難以逾越的現實考量。
騰訊新聞國際頻道獨家欄目《聚焦》，本期關注：新藥研發不看病，看買家。
製藥業是地球上最賺錢的行業之一。
僅僅去年一年，四家頂尖醫藥巨頭，輝瑞、默克、葛蘭素史克和賽諾菲，在疫苗產品上的銷售額就達到了約3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141億元），而一些佔大頭的專利藥品，如抗癌藥物和傳染病藥品，企業擁有定價特權，一旦擁有專利，便等於在專利期內坐擁取之不竭的金山銀山。
如今，新冠疫情現世，沒有特效治療藥物，全球人的命運一定程度上都取決於疫苗何時能夠問世。
風光背後，自有不堪。由於部分專利藥物藥價高昂，醫藥巨鱷們長年沉浸於民眾的罵聲之中，指責其利用患者的生命牟取暴利；但藥企們也有自己的苦衷，新藥的研發往往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和資金，沒有預期收益打底，藥企就會失去研發新藥的動力，沒有新藥的問世，很多疾病的患者就不是面臨買不起藥的困局，而是無藥可醫的「死局」；而受著企業民眾夾板氣的政府要掣肘企業，又不能太過限制，還要加以激勵安撫，唯恐企業撂挑子不幹。
在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面前，在這種僵化的醫藥研發系統下， 「齊心抗疫」的表象背後，是一場波雲詭譎的暗戰。
醫藥行業在藥品價格上的強硬話語權早已成型，但在不同的國家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最明顯的「賣方市場」，是德國、美國等充分賦予醫藥企業自行定價權的國家。在德國，藥品分為專利藥和仿製藥，專利藥由製藥企業決定價格，擁有市場高價特權，只有在專利藥的專利保護到期後，其他企業才能生產仿製藥。由於德國先進的醫療福利制度，這些高價藥可以全額報銷醫療保險，這讓德國政府不堪重負，但也正因如此，德國的製藥業水平處於世界頂尖。
而在美國，藥價昂貴一直是積弊沉痾，儘管政府會和製藥企業進行聯合談判定價，但是企業坐享專利，聯邦政府憂慮別國競爭和企業創新力失活，所以能談判的空間十分有限。
而在一些國家，儘管藥品定價不是企業的「一言堂」，但藥企們也有的是辦法對監管機構施壓。
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醫療管理學教授尤爾根·瓦瑟姆就曾向媒體揭露過此行業的秘辛。他透露，一些醫藥企業會刻意保持某種專利藥品的低供應量，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藥品的價格，但他們不會留下這麼做的證據，以免被人抓住把柄。
瓦瑟姆同時透露，一些疾病之所以持續為禍人間，也是因為研發治療這些疾病的藥品對於醫藥公司而言根本無利可圖。
去年，對各種抗生素都極具耐藥性的「超級細菌」現世，但針對這種細菌的新型抗生素研發卻掉了鏈子，各大醫藥巨頭都鮮有研發抗生素的團隊——因為抗生素根本無法盈利，很多醫藥公司們都解散了自己的抗生素團隊。
事實上，今年2月，新冠疫情還沒演變為全球危機之時，各國醫藥巨頭們也對研製新冠疫苗興趣缺缺，直到後來疫情在全球範圍大暴發，製藥行業們才真正行動了起來。
而政府雖負有監管之責，卻在很多重大的公共危機前不得不對醫藥企業們低頭，通過公布各種各樣的激勵措施、撥出大筆公共資金支持企業，以鼓勵他們研究新藥。譬如在上世紀80年代，愛滋病在美國被發現並發展為全球大流行，面對這種無藥可治的疾病，各國政府加大公共投資，才讓醫藥企業們研發出了抗逆轉錄病毒藥物，自此，愛滋病從絕症逐漸變成了可控制的慢性病。
此次新冠疫情的暴發，讓往常還和醫藥企業處於微妙對立面的政府，徹底加入了製藥企業的陣營，而對手，自然就是虎視眈眈的別國政府。
截至5月1日，全球共啟動了近80個不同的新冠疫苗項目。四家全球主要疫苗開發商和許多較小的生物技術公司合作，譬如德國初創公司Biontech已與美國製藥巨頭輝瑞公司籤訂了合作計劃。醫藥企業們計劃在今年開始進行超過12種不同新冠疫苗的臨床試驗，其中多個有希望的疫苗項目集中在美國和德國。
而以「善變」出名的美國總統川普，此次對醫藥行業態度的180度大轉變，也可以讓觀者窺見政府們對企業的迫切和討好。
早在今年3月，川普就開始了他的旁敲側擊。3月初，很多頂尖醫藥企業的高管們成為了他的座上賓，包括研發出瑞德西韋的吉利德科學公司、強生、輝瑞、賽諾菲、Moderna和Regeneron製藥。
而值得玩味的是，兩年前，他還在痛斥輝瑞「應該為他們提高藥品價格而感到羞愧」。川普揚言，要打壓醫藥巨頭，限制他們的藥品定價權。
疫情當前，曾經為納稅人發聲的美國總統也不得不賠起了笑臉，因為沒人不想把新冠疫苗研發和供應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裡。美國的疫苗主管機構——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發局（BARDA），正在和許多行業巨頭緊密合作，甚至包括賽諾菲這樣的歐洲公司，以確保新冠病毒治療方案將首先應用於美國市場。
試圖壟斷新冠疫苗研發和供應的做法，也絕不僅限於美國政府。德國衛生官員已經放話，疫苗的生產必須位於歐洲。「只有在歐洲生產，才能保證安全供應。」德國衛生部長詹斯·斯潘說道。
而如今投身於慈善事業的比爾·蓋茨，則希望發展中國家也能有疫苗生產能力。為此，5月4日，以歐盟和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為代表舉行的政府領導人高級別會議，討論籌集8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623億元）的資金，用於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全球疫苗分銷機構，確保公平地分配疫苗。
因此，有求於醫藥企業的政府們，擺出了低姿態。譬如，美國一項83億美元的緊急冠狀病毒支出法案中，除了給醫藥企業資金支持，一些國會議員還想在法案中增加一些條款，限制醫藥企業對疫苗和新冠藥品定價。然而，共和黨議員和製藥業的遊說者，最終說服國會阻止了這些附加條款的生效，只是在法案中強調定價需「公平公正」。
而在和川普的會見中，醫藥企業們也開始藉機敲打起美國總統。兩位內部人士向POLITICO網站透露，醫藥高管們一直在暗示川普，「不能把他們的手臂反綁在身後」，不應對他們掣肘過多。
至此，儘管新冠疫苗還未問世，但暗戰早已打響，「賣方市場」已初見端倪。
然而，新冠抗疫若是一部災難電影，將醫藥企業當作與病毒「同流合汙」的「反派」，也未免太過武斷。
目前，醫藥企業們共同合作、共擔風險的模式已經漸成氣候。輝瑞公司執行長阿爾伯特·布爾拉就向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透露，輝瑞在開源平臺上，無償與其他公司共享他們的開發工具，並希望與科學界和其他公司實時共享數據和他們所研發的成果。
即便是在之前的公共衛生危機中，一些醫藥行業的領軍者也承擔了不少社會責任。譬如，醫藥公司們已將所有WHO曾推薦過的HIV治療藥物的專利，授權給了藥品專利池組織（MPP），以便讓合格的仿製藥生產商能夠生產低成本藥品。如今，MPP能夠向中低收入國家中約90％的愛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此次新冠疫情，確實也是坊間多有惡名的醫藥公司們扭轉形象的好時機。有外媒指出，去年9月，美國人在民意調查中把醫藥行業評為美國最讓人討厭的行業，半年多後過去，新冠疫情似乎正在挽救它們的聲譽。
聰明的醫藥企業們也打出了公關牌，譬如刊登廣告，懇求讀者們了解「醫藥行業在疫情中做了哪些好事」。「疫情對於醫藥行業來說就是一個重置按鈕。」美國傳播學教授帕拉維·庫馬爾說道。
然而，因為研發疫苗的高成本和高代價，醫藥企業們「用愛發電」遠遠不夠，資本無情，他們需要給股東一個交代。
瑞士製藥企業賽諾菲執行副總裁戴維·洛夫，就已經要求商業與政治之間應該達成「風險公約」，以分擔財務負擔。
「我們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保證，即可以一定價格購買一定量的（冠狀病毒）疫苗。」洛夫說道，「如果利潤微薄，我們的股東可能會爭辯說，為什麼不集中精力在更有保障、利潤更豐厚的事情上呢？」
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醫療管理學教授瓦瑟姆也指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看到的是一系列競爭性的研發計劃，其中一些最終可能會成功，但另一些會失敗。疫苗開發成本很高，而且充滿風險。」
曾在美國前總統任期內擔任白宮伊波拉應對協調員，並被戲稱為「伊波拉沙皇」的羅恩·克萊恩也曾為這件事替製藥公司「喊冤」。他表示，他不是製藥公司的粉絲，但平心而論，「他們為生產伊波拉疫苗而損失了很多錢」。
然而，這些看似冷血、實則無奈的內情即便公之於眾，處於弱勢端的納稅人們也很難予以理解。這註定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惡性循環。
本期作者：駐外族 葉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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