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時期實行以九品中正制為主的選官制度，是對兩漢選官制度的延續和變革，是對曹魏選官制度的繼承。這一用人制度，對兩晉社會影響重大，而唐人對該制度的評價褒貶不一，政治家、史學家既反思這一制度存在著弊端，同時又認為這一制度的實施是有著必要性的。由於九品中正制是時代的產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制度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弊端，因而唐人對其肯定的較少，批評其流弊的較多。
柳芳以魏晉以來選舉制的變更來評價各朝代的興衰，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一種倒退的歷史觀。隋朝的科舉制已經代替了魏晉的九品中正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僅僅以宗法制度的興旺來解釋王朝的興衰存亡，是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隨著士庶力量的不斷變化，庶族不斷壯大，隋朝廢除九品中正制已經是歷史的要求。柳芳認為九品中正制適合於晉的政治制度，這是準確的，但這一制度畢竟有一定的時效性，並不適合唐朝，在科舉制度漸漸發展的形勢下，九品中正制並不是唐朝要走的道路。
唐代有許多對兩晉九品中正制持批評意見的學者，他們大一般都能以發展的眼光看待這一制度，並非是全盤否定，針對九品中正制的弊病提出各自的看法。杜佑認為設置中正的原因是：「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微源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倪或道義虧網，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蔓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銼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因為吏部不能很好地審核士庶官僚，才委以中正來審定。但是「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只關注官員出身，不看重其才能的弊端，造成了「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上」的局面。
杜佑稱永嘉之後，天下分裂，形成了亂多理少的時代，同時也給文學教化帶來了不好的影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理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衰是系。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磚有隋。」這樣局面下的上層門閥不注重文風教化，素質低下。杜佑也分析「南朝至磚梁、陳，北朝至磚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的原因：磚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他認為之所以九品中正制能在兩晉存留，與當時「尚清議」有極大聯繫。
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多在於其推崇名姓大族，推薦之人多從九姓大族中挑選，這導致兩晉時期門閥制度達到頂峰，士庶階級的有識之士不能得到很好的任用，最終任人唯賢的目的也被淡化。趙匡在《舉選議》中就說道：「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磚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唐代很多學者都看到這一弊端，例如薛登說兩晉的選官制度只重視門第，助長了為人求官的風氣，背離了授職惟賢的本質：「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抵重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他不僅認識到了九品中正制度的缺陷，還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荀或進鍾矯、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雲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得抵欺圈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薛登認為以被推薦之人的作為來評價推薦之人的貢獻，這樣會提高推薦人才的質量。劉秩在《選舉論》中表達了他的觀點，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大姓壓制士庶的辦法，而並未達到尚賢的目的：「曹魏僧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嚨庶，非尚賢之術。」到兩晉南北朝時期，「遞相祖習，其風彌盛」。這樣的風氣使得官場之風「舍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聘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放耳。撮群抄以為學，總眾詩以為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臺鼎之器，。最終導致朝廷以老莊思想為選才的重點，這也是兩晉儒家思想弱化，玄學誕生的原因。因此「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雖名重磚當時，而不達放從政」。最後劉秩說：「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他對九品中正制的否定，最後得出的結論：「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可見，他認為選官制度十分重要，不僅是中央授職惟賢的根據，也影響一個時代的學說。
綜上所述，唐代學者對九品中正制各持己見，柳芳從實用性的角度看待宗法制度與九品中正制，認為這一選官制度是兩晉政治穩定的基礎。而更多學者認為九品中正制只重視門第，助長了為人求官的風氣，背離了授職惟賢的本質。不但如此，更有人認為該制度使上層社會不再專注於儒家思想，而崇尚無為而治的老莊，這對於以儒家經典為思想統治基礎的唐朝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