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
埃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的代表作《仙后》（The Faerie Queene，1590—1596）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長篇史詩。這部作品以寓言的形式從亞瑟王以及六位騎士的經歷講述了美德的塑造過程，2015年11月國內首部《仙后》全集譯本的問世更是給國內學者帶來了重要學術參考。
傳統來說，莎士比亞的戲劇創作受到了古希臘、義大利文學的影響。然而，從創作時期來看，莎士比亞極有可能受到同一時代斯賓塞的影響。同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斯賓塞出版《仙后》時，身為倫敦「內務大臣供奉劇團」演員和劇作家的莎士比亞才剛開始創作。同年莎士比亞出版了第一部歷史劇《亨利六世》的中下篇，隨後從1591至1612年間劇作逐步問世。到1599年斯賓塞去世時，莎士比亞正處於創作生涯中第一個階段末期。這個階段的作品，如《威尼斯商人》《無事生非》等基本以樂觀、風趣的姿態呈現在觀眾面前。事實上，斯賓塞對莎士比亞的影響在《仙后》的第二卷「節制篇」中尤為明顯。那麼，「節制篇」中到底隱藏著怎樣的故事？莎士比亞從斯賓塞那裡得到了什麼樣的靈感？
莎士比亞從「憤怒」「嫉妒」和「拜金」三個角度借鑑了《仙后》中的典型情節。《仙后》第二卷主人公蓋恩爵士在培養節制美德之路上歷經了史詩般的艱難險阻，完整地展示了「節制」美德的塑造過程，並從憤怒的騎士、嫉妒的軍人和斂財的商人角度為莎士比亞戲劇提供了人物原型。
憤怒的騎士
莎士比亞作品中因「憤怒」而觸發悲劇的情節比比皆是。以《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 1597）為例，雖然亞瑟·布魯克（Arthur Brooke）從義大利傳說翻譯過來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悲劇歷史》（1562）是莎劇的重點參考，但是劇中馬庫修、伯爾特以及羅密歐之間的關係與《仙后》的「節制篇」更為相似，兩部作品的對話就是以「憤怒」作為鋪墊的。
出身世仇家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私定終身。面對朱麗葉的堂兄提伯爾特的挑釁，羅密歐最初沒有應允。為了幫助朋友挽回顏面，馬庫修答應和提伯爾特決鬥並喪生。被憤怒衝昏頭腦的羅密歐拔劍殺死了提伯爾特，釀成了悲劇。《仙后》中講述了胡迪布拉斯騎士與桑羅易的決鬥。為了炫耀威風，兩位騎士被求勝心左右而捲入廝殺。為了斡旋混戰，主人公蓋恩爵士也捲入廝殺。由於蓋恩爵士魯莽的斡旋，決鬥的騎士對這場突襲感到自尊心受到打擊，遂將矛頭指向這魯莽的挑釁者，而蓋恩對二人的不領情也懷恨在心，最終導致暴力升級。如蓋恩一樣，羅密歐欲調節衝突，未曾想自己卻成為憤怒操控的棋子，最終釀成大錯。由此可見，莎士比亞與斯賓塞作品中都有三位人物因為暴怒而捲入關係複雜的爭鬥，而且尊嚴的缺失都是爭鬥的根源。
在借鑑《仙后》的基礎上，莎士比亞也在人文主義的影響下改寫了情節。通過利用神諭向上帝祈求和平，斯賓塞最終阻止了悲劇的上演，這體現出詩人對上帝的篤信；相比而言，莎士比亞則徹底釋放了人物的「憤怒」性格，大悲之處體現出感情的宣洩。他與神秘的救世主保持距離，相信人在理智和經驗中的自我價值，這正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縮影。
嫉妒的軍人
「嫉妒」可以看作是對他人，尤其是對手的一種妒羨感，同時也是缺乏判斷力的表現。在《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1599）與《奧賽羅》（Othello，1603）中同是軍人的克勞迪奧和奧賽羅都是因為嫉妒而惹上大禍，堪稱莎士比亞戲劇經典的愛情悲喜劇。在《無事生非》中，凱旋的克勞迪奧愛上了赫洛，然而叔父唐·約翰惡意攪亂了這場愛情。他指使保拉契奧與赫洛的女僕瑪格麗特在赫洛的閨房交媾，並邀請克勞迪奧前去窺探，最終導致妒火中燒的克勞迪奧在婚禮上羞辱赫洛那一幕。《奧賽羅》中的摩爾人軍官奧賽羅因輕信伊阿哥的謠言，誤認為愛妻黛絲德蒙娜與愛將卡西奧有染。伊阿哥指使黛絲德蒙娜的女僕伊米莉亞將女主人的手帕放置在卡西奧的臥室中，誘使奧賽羅相信妻子與卡西奧之間的風流韻事，最終被嫉妒衝昏頭腦的奧賽羅掐死愛妻，終釀成大錯。克勞迪奧與奧賽羅都嘗到了「嫉妒」的惡果，但是他們並不完全是莎士比亞的傑作，《仙后》「節制篇」中的菲東就是他們的原型。出身貴族的菲東熱烈地追求克拉瑞貝爾，同時好友菲樂門也是克拉瑞貝爾的男閨蜜。然而，菲東誤將這種男女之間的友誼視為針對自己的挑戰。這種妒忌心使菲東失去判斷力。就像克勞迪奧錯怪赫洛、奧賽羅發現「誤置」的手帕一樣，菲東也發現「情敵」菲樂門與「克拉瑞貝爾」幽會。然而，這位「克拉瑞貝爾」實際上是身著克拉瑞貝爾服裝的女僕普萊恩。可悲的是，被嫉妒心控制的菲東最終揮刀殺死了無辜的克拉瑞貝爾，並毒死了摯友菲樂門，由此葬送了愛情，抹殺了友情。
三部著作在「中介物」和「工具化的他者」兩個方面中顯示出難以置信的相似性。赫洛的「閨房」、黛絲德蒙娜的「手帕」以及普萊恩從女主人那裡借來的「衣服」都具有「他屬性」。在「主人-僕人」的二元對立局面下，他們是主人自由支配的工具，也是財富的象徵。可以說莎士比亞筆下的「閨房」和「手帕」是斯賓塞作品中克拉瑞貝爾「服裝」的派生物，並且都在反面人物的唆使下被當作「中介物」使用。此外，與斯賓塞筆下的女僕普萊恩相同，赫洛的女僕瑪格麗特與黛絲德蒙娜的女僕伊米莉亞是在主僕和夫妻地位中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他者。她們是主體的附庸者，盲目聽從邪惡勢力的指揮，實際上就是被工具化的他者。
亞里斯多德在《詩論》中曾指出：「悲劇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情感得到陶冶，而恐懼與憐憫之情可借』形象』來引起，也可由『情節安排』來引起。」菲東作為詩中的悲劇人物，正好吻合其標準，出身比較高貴，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愛毒友，猶如俄狄浦斯王一般，這個人物引起了讀者的同情。他的致命弱點在於嫉妒心和魯莽，最終成為「奧賽羅式」悲劇的原型。斯賓塞的高明之處在於首先從故事結尾揭示菲東的悲慘境地，而後又從脈絡曲折的情節突出悲劇氣氛。與莎劇不同，斯賓塞沒有讓讀者享受到戲劇所特有的靈魂的宣洩（Katharsis），而是從寓教於樂的角度實現了倫理價值。
斂財的商人
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是以《仙后》中的財神瑪門為原型的。作為邪惡勢力試探正義的手段，金錢的誘惑廣泛存在於文學作品之中。約翰·羅納德·瑞爾·託爾金（J.R.R.Tolkien）所創作的《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戰》（The Hobbit： The Desolation of Smaug）中噴火巨龍史史矛革（Smaug）就是為了聚斂金錢甘願隱藏在黑暗的巢穴中，自封為王，蜷在洞中躲避天堂的審判。《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1596）中那位家喻戶曉的吝嗇鬼夏洛克也可謂是視錢如命的典型。他以金錢為工具去操控借貸者巴薩尼奧，並以此威脅安東尼奧的性命，因此金錢在夏洛克手中就是操控他人的工具。
作為《仙后》長詩中經典場景，蓋恩爵士在「瑪門洞」經受了金錢的誘惑。故事中瑪門居住之地與撒旦的地域類似，同是沾有幽暗鬼魅的地獄氣息。他自稱是世界的主宰、天底下最偉大的神。瑪門意在以尊貴的身份博取蓋恩的敬仰，進而使他臣服於財富名下，達到腐蝕人性的目的。瑪門可能就是夏洛克的原型。首先，他們都是邊緣的他者：獨居在洞穴內的瑪門自封為王，以此躲避天堂的審判，夏洛克被排擠在白人世界之外，屬於在族裔鬥爭中被排擠到邊緣位置的他者；此外，金錢在二者手中都具有工具性：瑪門以金錢為誘餌教唆蓋恩爵士放棄節制美德，從而阻止亞瑟王尋找仙后，對金錢擁有強烈控制欲的夏洛克也試圖利用高利貸報復白人社會。
莎士比亞也創造性地改寫了夏洛克形象。「節制篇」中帶有濃厚的基督教氣息，蓋恩爵士依靠虔誠的信仰最終克服了瑪門的誘惑；然而，在《威尼斯商人》中波西亞依靠人類人文主義精神揭露並最終挫敗了夏洛克的詭計。也就是說，斯賓塞堅信上帝的至高無上，任何自詡為王的行為都是對萬能上帝的挑戰；而作為一名人文主義者，莎士比亞勸誡讀者相信人的力量和智慧，敢於挑戰世俗的誘惑。
「憤怒」「嫉妒」以及「拜金」是節制美德的對立面，斯賓塞從憤怒的騎士、嫉妒的軍人和拜金的商人三個故事講述了塑造「節制」美德。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皆大歡喜》《奧賽羅》以及《威尼斯商人》中大膽借鑑並改寫了斯賓塞的「節制篇」，凸顯出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從濃厚的宗教氣息到自由的人文氣息的轉變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