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相信，中國的民眾「沒準會盼望這樣一支軍隊的到來，來把他們從最專制的壓迫制度下解放出來……把他們抓在我們的手裡，是一個仁慈的行動，而且不是什麼難事」。
《鴉片戰爭》，[英]藍詩玲著，劉悅斌譯，新星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1832年，英國國王一個名叫律勞卑（William Napier）的勳爵丟掉了他的蘇格蘭侍寢官職位，開始重新尋找一個謀生的行當。一年之內就來了一個機會：英國駐華商務監督——這是政府新增加的一個職位（是個吸引人的、大使級別的職位，年薪有6000鎊），以代替舊有的東印度公司的貨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有的譯為「專責委員會」、「特別委員會」。——譯者），這個委員會對中國的貿易壟斷權就此結束。儘管律勞卑立即就想方設法要得到這個職位，首相葛雷勳爵（Lord Grey）還是拖了他一段時間，理由是還須得到內閣的同意。理論上看，律勞卑不是申請這個職位的人中最突出的。誠然，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航海、辦養羊場（在這方面，他是發表過論著的權威）、修理風笛、吹奏長笛。然而，拆解與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最難理解的帝國之間的微妙的外交糾紛，卻不是他的強項。
英國駐廣東領事的本地護衛隊員（攝於19世紀70年代）
「中華帝國，是我的了」
1831年，鴉片販子們寫信給英印政府，要求派遣艦隊來中國，對中國當局進行報復，因為中國當局拆毀了英國人非法徵用的一個房前花園的一部分。
律勞卑謀求的職位，就是監督這一儘管利潤豐厚但是不正當的買賣。他的使命就是用非法的鴉片貿易的收入來維持合法的茶葉貿易。在請求國王為他說項之後，他最終得到了英國派駐中國的這第一個官方職位。這位新任商務監督對面臨的困難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給這個國家重重的一擊使她屈服。「中華帝國是我的了，」他在日記中興奮地坦白道，「用一支軍隊封鎖住天朝（the Celestial Empire）的海岸，那將會是一件多麼榮耀的事情……一隻炮艇就會輕而易舉地在中國掀起一場革命，就會使他們對外國貿易開放口岸。我很願意充當這場變化的介質。」
為使他正確行事，葛雷在給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對他做了指示：「不許做任何打擊中國人的偏見和讓他們感到害怕的事情……你採用的方法應該是說服和合作，這比使用有敵意的、威脅性的語言更為可取。」但葛雷的警告猶如東風過馬耳。律勞卑在赴任的6個月航海過程中，得出了下面的結論：第一，英國在中國的核心利益是茶葉；第二，「我們英國的每一個武力行動都是富有成效的，或得到了補償，或有其他好處」。因此，英國對中國「必須使用武力，而不只是恐嚇它」。船過了馬德拉島（Madeira，大西洋島名。——譯者）後他提醒自己。船過了赤道海面後，律勞卑下定決心：總會有一天，中國人的愚蠢行為會「使他們受到大不列顛的懲罰，英國人將會輕而易舉地滿足自己的任何要求，並將永遠保住它們」。
頂著華南驕陽的炙烤，律勞卑於1834年7月25日下午2時抵達廣州。黎明時分，聯合王國的國旗高高飄揚在舊日東印度公司的商館上空。兩天之內，律勞卑成功地打破了英中貿易中6項實行已久的規定，其中最主要的有：他在沒有得到通行證的情況下已經駛入了廣州，沒有得到許可就住在那裡，還有他試圖直接與中國地方官進行書面聯繫——想以此表明他在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而不是通過專門委任的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行商。
英國官員：中國民眾會盼望軍隊來解救
律勞卑對規章的無視，令管轄廣州的總督盧坤很不高興，盧坤試圖使他遵守規矩，下令他退到澳門，未經許可不得回到廣州。中國官方被這一外交擾攘（即律勞卑決心直接向總督遞交自我介紹的信件，使得中英雙方的下屬們頂著中午的烈日在城門僵持了3個小時）所激怒，於是在文字上搞了點兒惡作劇。在中國發布的告示中，律勞卑的名字被寫成中國字，英國翻譯尷尬地解釋說，意思好像是「辛勞的，卑微的」。作為報復和抗議，律勞卑則稱總督是「自以為是的野蠻人」，他散發中文傳單，數說當地政府的罪行，發誓要對其侮辱英王國的行為予以懲罰。儘管律勞卑對中國當局很氣憤，但是他對中國人民的看法卻是令人驚奇的溫和。他到達中國大約三個星期後說：「在這些勤勞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們彬彬有禮，或者說他們對受到的侮辱和粗魯無禮的對待很少有情緒化的反應，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比他們更斯文和溫和的人民。」他相信，他們盼望他來把他們從中國當局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告訴皇帝——接受這一點，要不就忍受它的不良後果——事情就這麼容易……我預料不會犧牲一個人，正義在我們這一邊⋯⋯中國人十分想和我們做生意。」他推論道，假如充分了解英國商人在中國受到的冤屈，中國的民眾「沒準會盼望這樣一支軍隊的到來，來把他們從最專制的壓迫制度下解放出來……可以肯定，把他們抓在我們的手裡，是一個仁慈的行動，而且不是什麼難事」。
中國南方的鴉片吸食者（賴阿芳攝於19世紀80年代）
到1834年9月2日，律勞卑對中國政府規章的挑戰促使盧坤停止了貿易，並封鎖了英國商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內，雙方發生了軍事衝突。律勞卑發快信給葛雷勳爵請求派一支駐在印度的英國軍隊來華，接著把他指揮下的兩艘護衛艦（停駐在中國海岸）沿江開向廣州，指望嚇住他的對手，向他屈服。然而，中國人不是那麼容易被嚇住的，珠江口的炮臺與英國護衛艦交了火，打死了至少兩名英國水兵，還打傷了一些。此外，盧坤下令在英國護衛艦後面鑿沉了一些船，英國護衛艦太大，不能再向前行，退路又被堵住，陷入了困境。這時律勞卑得了嚴重的瘧疾，被迫離開英國商館和廣州，在他返回澳門的途中，被存心報復他的廣州地方官留在珠江裡漂了一個星期，直到他們確認英國護衛艦回到了大海中才放他走。在船上的滯留加劇了他的病情，兩星期後，他在澳門去世。
不用說，一大群英國的旁觀者認為律勞卑偏激、輕率，是很愚蠢的，他們認為贏得貿易應該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戰爭手段。也不用說，律勞卑打破了中國的一個又一個規定，對本國政府的訓令也大多置若罔聞。還有，由於他散播反對清政府的煽動性傳單，盧坤嚇唬他說要砍他的頭，在此之前，廣州當局一直是在用和平的方式抵制他。]現在，如果英國要決意利用的話，它與中國開戰有了一個體面的藉口，即中國皇帝在廣州的官員威脅了英國國王在廣州的臣民的生命，英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受到了凌辱和損害——現在，英國主戰派認為，只有用戰爭手段來回應，才能洗雪這一恥辱。
這樣，儘管律勞卑在外交上屢次失敗（並去世），但他在兩個方面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第一，由於相對和平的實用主義被經濟利己主義和高傲自大的民族原則所取代，他把英中之間的關係推進到了武裝衝突的邊緣；第二，他把英國發動對華戰爭的衝動變成了一種道德義務，是對中國人的「仁慈之舉」，英國炮艦播種的只會是友誼。儘管在1839年之前，戰爭的鼓吹者們並沒有說服英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但是他們對中國人令人難以忍受的傲慢自大的譴責，在這期間卻對英國的公共輿論產生了影響。從19世紀到20世紀，鴉片戰爭及其前後建構起來的這種的武力對抗中國的正當性，以及中國人是愚鈍的排外的這一刻板印象，一直嚴重影響著西方的對華態度。《中國叢報》在1836年底宣稱，中國是「一個獨立成長起來的、不大理會其他國家的自命不凡的國家，她視所有其他國家都不如她，她在文明、資源、勇氣、藝術和軍事上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中華帝國的整個社會基本結構自身沒有破碎分裂，這似乎的確很奇怪」。一記「來自外國強國的有力、準確的一擊」，「就會動搖她的基礎」。
與英國人對抗了一年，道光帝還沒意識到要打一場仗
1839年，清政府拒絕在英國鴉片販子做出停止把他們一船一船的鴉片運送到中國的承諾之前，為他們提供食物和淡水並恢復貿易，廣州英國商人的院外遊說團向外交大臣帕麥斯頓施加壓力，要求他予以幹涉，這時，英國政府決定給予中國這一擊。10月18日，帕麥斯頓通知他在中國的代表查理·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翌年將會有一支艦隊到達中國向清政府開戰。看到英國遠徵軍艦隊於1840年6月底到達中國，發動第一次對華戰爭，在中國南部的《中國叢報》歡呼道：「有這麼一支軍隊在這裡，全世界一定會感到高興。」
然而，在鴉片戰爭時，中華帝國的大多數人——包括一些指揮戰爭的人——並沒有充分認識到正在與英國進行一場鴉片戰爭。直到1840年7月底，亦即英國認為武裝對抗已經開始一年以後，道光皇帝還沒有意識到他要打一場仗了。直到那一年8月的第二個星期，英國的軍艦開到了離北京最近的港口天津，致送了一封英國外交大臣給「中國皇帝的大臣」的信件的時候，他對英國的槍炮為什麼連續轟擊他的帝國東部沿海地區還一頭霧水。在終於正式確認中英之間發生了衝突後，道光帝和他的大臣還是不承認這是一場「戰爭」，他們更傾向於把它稱之為是一場「邊釁」，是中國海防線上一系列單個的地方性衝突。即使是在英國人用當時最新的軍事技術打敗缺乏訓練、指揮混亂的中國軍隊時，英國人在中國朝廷的文件中仍然被看作是「醜類」、「匪類」、「強盜」、「賊寇」、「叛賊」（偶爾也被稱作「橫逆」）——這些都是用來指反抗清政府仍在堅定地作為其核心觀念的世界秩序的犯上作亂者，而這些犯上作亂者都是不能長久的。在中國統治者眼裡，英國的犯上作亂不過是又給他們多添了個麻煩，與中國政府那時正在鎮壓的其他內亂和邊患相比，不值得大驚小怪。
然而，不論怎麼說，此後的一個半世紀中，鴉片戰爭已經從一次不起眼的「邊釁」轉變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悲慘開端。這場衝突的當代重塑是要讓中國人民記住，他們的國家曾經遭受西方的欺凌，「舊社會」的所有問題在後來都已經得到解決。
碎片的社會：侵略引起不同反應，出現不同的效忠對象
然而，如果越過當今中國正統的歷史觀點再看遠些，我們會看到中國及其與一個西方強國第一次公開衝突的完全不同的畫面開始浮現出來。19世紀的中國並不是個天生就排斥外來事物的國度，而是一個碎片化的社會，（與其他大多數社會一樣）能對外部世界作出多種反應——半信半疑，疑心重重，盛氣凌人，充滿好奇。20世紀的中國賦予鴉片戰爭如此重要的意義這一事實，是中國對西方開放程度、而非敵對程度的試金石。鴉片戰爭還在打著的時候，在西方觀察者看來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但是對眾多中國觀察者來說，它看起來不過是這個帝國其他邊疆地區的地方性騷亂這一宏大敘事中的邊角料而已。不過，從1920年代起，通過重塑，鴉片戰爭成了近代中國歷史的開端，中國當政者已經認可徹頭徹尾的西方中心主義對其過去歷史的看法，即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個「沉睡中的國家」，在等待西方把它喚醒。讀讀19世紀中葉英文著作對中國和那場戰爭的敘述，你就會自然地認為，在遇到英國的炮艦之前，中國沒有歷史。掃一眼比較詳細的近代中國歷史編年，就會明顯發現，中國動亂發生的內因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外因：19世紀造成百萬人死亡或流離失所的多次農民起義，20世紀的多次內戰。
中國人對鴉片戰爭以及一般地對帝國主義的反應，有個複雜的歷史變化，這並不能絲毫削弱19、20世紀許多西方人對中國表現出的咄咄逼人的種族主義態度，這種種族主義態度表現在西方政治家、軍人和普通評論者的著述和行為中。即便柯文（Paul Cohen）在其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堅持認為，歷史學家對帝國主義加之於中國的影響作了簡單化的詮釋，他還是寫道：「有一點不用懷疑，即：在今天，每個人——或不論在什麼程度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把帝國主義看成是壞的。」正如許多人已經論述過的那樣，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對抗經常是扭曲的、泯滅人性的。但是，鴉片戰爭及其後果的確暴露出我們稱之為中國的這個地方是怎樣的碎片化：即使是一場看起來明白無誤的外來侵略，卻怎樣引起了不同的反應（憤慨、豔羨、自怨），出現了不同的效忠對象。
本文摘自《鴉片戰爭》，有刪節。[英]藍詩玲著，劉悅斌譯，新星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鴉片戰爭》簡介：
鴉片戰爭是中英兩國所該共同面對的話題，而英國新銳漢學家藍詩玲女士的這本新著正是站在一個更加廣闊的視域來對此加以考察，旨在讓我們跨出地域的限制，認真反思這場世界衝突的種種罪惡和矛盾，充分吸收了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比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又能在中英文原始史料中找尋更多動人的歷史細節。本書還往後記述了中英兩國人民對此戰爭的複雜的歷史記憶，尤其在中國近代國族構建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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