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中期，英國首都倫敦長期以來被陰魂不散的嚴重霧霾所籠罩，由此導致的呼吸道疾病驟增更是一度成為世界難題。近現代環境學家通常認為，「霧都」倫敦的形成有著多方面的影響因素，其中英國的兩次工業革命被認為是罪魁禍首。那麼「霧都」倫敦的形成，究竟是一蹴而就的劇變，還是積勞成疾的漸變呢?要想了解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就得從煤炭與倫敦的深刻淵源說起了。
近代早期倫敦空氣汙染的起源與影響
公元16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英國社會的圈地運動以及倫敦周圍城鎮聚落的形成，大量來自農業鄉村的閒置勞動力前往倫敦謀求生計，而正是這種城市化進程導致了倫敦城市資源的嚴重匱乏，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取暖和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燃料資源。到公元17世紀末，倫敦每年所消耗的煤炭資源比起世紀初已經連翻6倍，此時分散在倫敦各處的家庭用煤以及手工小作坊用煤成為了倫敦地區最初的空氣汙染源。
首先我們來看倫敦市民的家庭用煤情況。17世紀末，英國倫敦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了60萬人，和該世紀初相比增長3倍，大量的市民階層需要方便、熱量高並且便於攜帶的燃料用於家庭取暖和日常生活用火，因此倫敦進口的絕大多數煤炭都用於家庭消費，倫敦的市民階層成為了煤炭消費的生力軍。由於家庭煤炭取暖具有隱蔽性以及排放分散的特點，因此倫敦家庭燃煤對環境的影響從一開始未能被人們所察覺。
那麼為何煤炭會成為倫敦市民的首選燃料呢?在當時收入微薄的倫敦市民們看來，倫敦木材價格的居高不下是他們選擇煤炭的主要經濟因素。公元16世紀以來，倫敦木材市場的燃料木炭價格幾乎是同時期煤炭價格的3倍，伴隨著通貨膨脹帶來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多的倫敦市民樂意選擇煤炭作為家庭燃料的首選。
另一方面，倫敦對於煤炭的進口依賴性也在逐步增加。公元16世紀末，倫敦運煤船的標準載重量是25噸每艘，而時隔100年之後，倫敦運煤船的標準載重量已經達到了250噸每艘，整整翻了10倍之多。公元17世紀末，倫敦煤炭的消費數量增長至每年45萬噸，這一數字已經是上世紀以來煤炭總消費量的2倍之多，可見煤炭在倫敦城市地位的急速攀升。
而在倫敦手工業領域，最先使用煤炭的是倫敦的釀酒業與印染業，這也是英國早期規定可以使用煤炭的少數行業之一。即使如此，燃燒煙煤所產生的汙染也讓英國國王感到十分不悅，尤其是在伊莉莎白一世時期，由於排放的濃煙汙染了倫敦威斯敏斯特宮的城牆牆壁，因此惱怒的女王曾經下令禁止在宮殿附近一英裡處燃燒煤炭，這也是禁燃區的伊始。公元17世紀起，禁燃區有了進一步的擴大，英國王子的宮殿以及教會區域都被英國議會劃分為禁燃區，可是這種禁令只能保護國王和主教們不受燃煤煙塵的困擾，而且隨著英國居民和手工業對煤炭依賴的進一步加深，這種象徵性的保護也呈現出蒼白無力的局面。
當英國手工業和家庭對煤炭行業掏出橄欖枝的時候，煤炭行業的無序膨脹也勢必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其中最重要的現象就是此時倫敦的煤炭市場出現了以次充好的無量商販，而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使得價格更低的低劣煤炭佔據了倫敦煤炭市場的主要地位。
由於低劣煤炭之中所含有的有效燃燒物質並不充足，因此它們在煤爐之中往往會產生大量的灰分和毒害氣體，這些情況更是進一步加重了倫敦空氣品質的下降，而當時的倫敦居民們也普遍抱怨著低劣煤炭對他們的家庭所造成的困擾，為此英國議會專門對於倫敦市場上的煤炭質量進行了詳細調查。
但是議會的調查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對於混合劣質煤炭的使用，身為議會會員的倫敦市長認為，這樣可以最大化利用煤炭的商業價值，並且在調查結論之中鼓勵人們燃燒劣質混合煤炭。正是因為這次荒謬的調查結論，使得倫敦城市燃燒劣質煤碳的現象變得肆無忌憚，大量的有毒混合物伴隨著嫋嫋直上的濃煙排入了倫敦的大氣層之中，對倫敦的空氣品質造成了破壞性後果。對此，英國近代劇作家約翰·伊維林在自己的筆記之中描述了17世紀中葉倫敦市區空氣的程度：「即使禁煤區也不能阻止空氣中濃霧的蔓延……無論在國王的白廳，還是倫敦市區的街道上，都瀰漫著刺鼻的煤煙味道，在街道上掩住口鼻的人們也不能免遭侵害，經常發出類似於肺癆病一樣的咳喘聲。」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倫敦空氣汙染的進一步加深
隨著英國在大航海時代後期作出的傑出貢獻，英國和它的海外殖民地已經成就了「日不落帝國」的霸業。為了向這些海外殖民市場輸出工業產品牟取暴利，英國加大了對本土工業產品的投入力度，然後將這些工業產品以極高的利潤傾銷至海外殖民地。正是由於工業需求的不斷發展，催生了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對於煤炭的大量需求使得倫敦的空氣汙染呈現了進一步加深的趨勢。
在「蒸汽時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之中，最重要的發明自然是蒸汽機的發明與改進技術。早在1702年，英國人託馬斯·紐科門就發明了蒸汽機，不過由於它所消耗的燃料比例過大，因此數十年來它僅僅用作礦山的抽水作業。1763年，詹姆斯·瓦特著手改進紐科門的蒸汽機，使得蒸汽機被廣泛的運用於紡織業、運輸業等工業領域，並且極大的提高了英國運煤船的負重能力。19世紀30年代，英國運煤船的負重能力已經達到了3萬噸以上，由此可見，工業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煤炭資源在工業領域的消費，而蒸汽機的出現也使得煤礦的工作效率有了長足的長進。
由於蒸汽機需要大量的煤炭提供熱量來維持運轉，因此倫敦的工業資本家們開始想方設法進口煤炭資源，到19世紀初，倫敦每年進口的煤炭數量已經超過了200萬噸，這些煤炭有很大一部分用於英國的輕工業，但是家用煤炭依然佔據了不小的比重，甚至很多倫敦家庭能夠使用的唯一可燃資源就是煤炭。由於倫敦家庭取暖設計的不合理，在冬季即使燃燒大量的煤炭也很難達到理想的室內溫度，大量的煤炭熱量伴隨著滾滾的煙塵排到空氣之中浪費掉了，使得一般倫敦的家庭內溫度很難超過10攝氏度。
在工業和家庭用煤的雙重影響之下，含硫煤炭燃燒之後所產生的硫化物大量排入空氣之中，這些細小的顆粒物一旦被水蒸氣吸收，就很容易形成大規模的酸雨降臨到地面。酸雨的降臨不僅嚴重危害著人體健康和倫敦附近的生態環境，還嚴重侵蝕著倫敦城市的大理石建築，威脅著倫敦知名雕塑的歷史文化遺產。
舉例來說，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等人的大理石雕塑，原先能夠維持很長時期不受風化侵蝕，但是自從倫敦煤炭所造成的空氣汙染愈發嚴重以來，這些雕像上經常沾染空氣之中的煤炭微粒，常常變成黑色，街道清掃工人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來擦拭這些雕像，而倫敦降下的雪花也因為空氣汙染的緣故變成「黑雪」，可見此時倫敦空氣汙染已經到了十分嚴峻的程度。不過這還不是終結，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倫敦的「霧都」之名終於名揚千裡，煤炭汙染成為了威脅城市居民生命安全的「隱形殺手」。
第二次工業革命與倫敦「霧都」的成型
自187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英國憑藉著自己富有競爭力的工業產品以及海外傾銷的政策，建立了全球化的工業生產鎖鏈，而大量煤炭在英國倫敦的使用導致了不列顛群島周邊環境的迅速惡化，甚至就連人類也無法在倫敦黑霧之中生存下來，倫敦「霧都」的最終定型成為了困擾英國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阻礙。
從19世紀後期開始，泰晤士河河畔的倫敦居民因為無法忍受大量工廠排出的廢氣，紛紛選擇遷居其他地區，留下了大量空閒的房地產。坎特伯雷教堂的大主教抱怨附近的輕工業製造廠排出的煤煙廢氣玷汙了神聖的蘭貝斯宮，並且侵蝕了附近的大理石神像;受到倫敦霧氣的影響，泰晤士河附近的房地產價值也大幅縮水，因為沒有人會願意居住在這種骯髒汙濁的空氣之中;甚至就連那些生長在倫敦街道旁邊的行道樹也承受不了倫敦黑霧的毒性而逐漸枯萎，可以說，倫敦此時正在向「死亡之都」大踏步地邁進。
19世紀70年代以來，大倫敦區出現大規模霧霾天氣的時間和頻率開始迅速增加。到19世紀末，倫敦每年出現嚴重霧霾的天氣世紀由之前的50天迅速增加至74天，霧霾出現的世紀大多數都是在冬季的12月至來年3月，能見度極低的霧霾不僅嚴重危害著倫敦市民的呼吸道系統，還影響了倫敦市區的交通運行，在能見度極低的霧霾影響之下，車禍發生頻率與嚴重程度都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進入20世紀以來，倫敦的黑色霧霾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死亡黑霧」，據英國歷史學家的相關數據研究表明，每出現一場大霧，倫敦市民在接下來一周的死亡率就會增加4%，而在第二周，這個數值又會增加9%，很多病人都是死於肺結核、支氣管炎以及急性肺炎。
綜上所述，倫敦「霧都」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而是經年累月數個世紀人們不注意保護環境，濫用劣質煤炭所造成的惡果。工業革命發生之前，儘管倫敦就有了燃燒煤炭的傳統，但是家庭燃煤對倫敦空氣的影響還十分有限;但是隨著兩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大量輕重工業在倫敦周圍的崛起，消耗了數以千萬噸級的煤炭，在環境保護意識還十分淡薄的英國近代，它們直接造就了倫敦這座「死亡之都」。
直到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場導致數萬人死亡的倫敦煙霧事件徹底喚醒了英國人民對於環境的保護意識，英國政府從此徹底放棄煤炭，走上清潔能源的改革道路，這種先汙染後治理的環境保護道路給英國倫敦人民的教訓無疑是慘痛而深刻的，也值得我國加以借鑑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