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臺北的內陸遊客，對那裡的街道名稱一定不會感到陌生——成都路、貴陽路、寧波街、紹興街、哈密街、蘭州街……臺北城猶如一塊精緻的布料，幾乎把我們那些熟悉的城市都鑲嵌其間，星羅棋布，璀璨奪目。正因此，龍應臺女士才將臺北比喻為一張中國地圖。
其實，創造這一歷史景觀的，跟一位名叫鄭定邦的上海建築師有關。
1945年，日本戰敗，將臺灣島奉還國民政府。傷兵可以連夜轉移，然而幾十年統治留下的痕跡卻不可能在朝夕之間抹除。日本兵撤退後的臺北街道，依然散發著濃鬱的櫻花氣息。
臺北車站在那時叫「日本驛」，總統府叫「總督府」，圓山飯店叫臺灣神宮。而從總督府通往神宮，又一條筆直的大道，日本人名之曰「御成大道」。
不消說，國民政府接管臺北城，當務之急，自然是給道路重新命名。這是一項歷史大工程，路名不僅關乎群體記憶、文化認同，還包涵了政治意蘊。如各地常見的北京路、復興路、解放路，便是一個個宏偉的歷史羅盤。
國民政府從上海派遣了建築師鄭定邦前往臺北，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建局任職。這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技術官僚，生前並未留下傳世名作，然而，卻是他，將臺北街道引進了時空的縱深處，激起後人的無限遐思和不盡感慨。
其實，在1945年——即鄭定邦到臺北的前一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公布了《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發揚中華民族精神」，是重新命名的最高原則。原則可謂簡潔明了，如何將抽象的「民族精神」具化為一目了然的路標，是擺在鄭定邦面前的一道難題。
這是一項替後人承擔的、並不輕鬆的歷史工程。幸運的是，鄭定邦苦思冥想，終於在某一瞬間開悟了，並且十分瀟灑地一氣呵成。
「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臺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臺北街道上。」在龍應臺筆下，鄭定邦淡定自若，遊刃有餘，仿佛一個老練的手術師，面對黃河青山砰砰跳動的心臟，不驚不慌，一錘定音。
於是乎，假如你今天把臺北地圖攤開，以中山路為縱軸，以忠孝路為橫軸，畫出一個十字坐標，一幅鮮活的中國地圖便神奇地鋪展在眼前——在左下角即西南面，躺著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而東北角則藏著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哈密街自然在西北角，寧波街、紹興路必相鄰不遠。
因此，到臺北旅遊，只要你熟悉中國地圖，根據街名，往往就能判斷方位。在一座古城串街走巷，恍若穿梭於大江南北的名城，腳下是陌生的土地，眼前是熟悉的路標，現實牽繫歷史，此岸映照彼岸，多麼奇妙的穿越之旅。
這項命名工程堪稱鄭定邦一生最輝煌的傑作，華夏風採躍然紙上，一場曠世驚天的歷史風雲亦戲劇般埋伏其中。
那麼，鄭定邦的靈感從何而來呢？解釋起來並不複雜。
熟悉上海的人都知道，以中國省份和城市命名，是上海街道的傳統——南北縱向用省份，如浙江路、山東路是直的；而東西橫向則用城市，如成都路、福州路便是橫的。當然，也有一些例外。
臺灣建築學家李幹朗曾與鄭定邦相交，他認為，鄭定邦來自上海，可能是依循家鄉的傳統。
那麼問題來了，若追根溯源，誰是這個傳統的開創者呢？這就不能不提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
1862年，美租界併入英租界，租界內的街道得重新命名，結果各方議論紛紛，各執己見，名字只有一個，若爭持不下，乃至劍拔弩張，恐怕要引起內訌。這時候，需要一位深孚眾望者挺身而出，居中協調。
而麥華陀可說是不二人選。他的國家——英國，率先轟開中國的封鎖大門，英國領事館在上海時間最長，資格最老。而他本人也是有膽有識，敢做敢當——1868年，揚州教案發生，多名傳教士受到威脅和傷害，麥華陀當機立斷，直率70多艘軍艦橫列在長江南京段，向朝廷施壓。軍艦虎視眈眈，迫使總督曾國藩將揚州知府撤職，重申保護教會。可見，這位英國領事絕非等閒人士。
就在各方爭得面紅耳赤時，麥華陀心生一計，他制定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用鎮定而公允的口吻勸服眾人：誰都別吵了，合併的租界既不用原來英租界的街名，也不用美租界的街名，乾脆就用中國地名來命名。
這下好了，誰也不佔便宜，此話一出，應者雲集，爭端終於消弭。而「用中國地名命名街道」的思路亦如染料一般在上海街巷間渲染漫延，春來秋去，直至渲染出一張洋洋大觀的中國地圖。
也許連麥華陀也會感到驚訝，傳統的生命力是如此頑強，經時間和世代的滋養下，最初確立的規範就會像種子一般紮根發芽，開花結果。麥華陀更不會想到，藉助鄭定邦的生命閱歷，這朵花會漂洋過海，盛開在遙遠的臺北城的街頭巷尾。
從英國領事麥華陀到上海建築師鄭定邦，再到臺北尋常巷陌的小孩，一張中國地圖賦予他們奇妙的歷史緣分，呈示了家國命運的不由自主和不可預測，也在顯示，即使風潮跌宕起伏，風雲變幻萬千，文化傳統一旦融為尋常生活的一部分，便具有源源不斷的生命活力。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編輯：謝飛君 編輯郵箱：shguancha@sina.com）